我在《作家的创作与年龄》一文中列举了世界多位名作家写出自己同时也是所在国家文学作品的巅峰之作的年龄情况，从列举的资料来看，这些作家写出伟大作品一般都在二十五到三十五岁前后。当然，我所列举的情况不可能是涵盖所有作家的，也有一些作家属于大器晚成的。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容我另找时间来写。我说的只是一个一般的情况。
不过我同时也说明了我所举到的大部分作家都是在十九世纪或者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作家。我之所以要把这个时间问题特别提出来，那是因为，我同时也注意到，这些举世瞩目的大作家写作的时代，社会基本上都没有进入到今天这样的全信息时代。不仅在信息方面，所有凡是与交通流通相关的行业也都不是很发达。比如，在十九世纪中期，还没有出现所谓的越洋电话，那个时代里，电报是最为快捷的通讯工具。而如果你要直接去到万里以外的地方，那么唯一的交通工具也只有海轮。中国在那个时代里，有大批利用庚子赔款前往欧洲和美国留学的留学生，人们熟悉的冼星海、徐悲鸿、吴作人、常书鸿以及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大科学家都是在那个年代里去往西方国家留学的，那个时代里从中国去一次欧洲，也就是从上海前往法国的马塞港，差不多要要坐两个月的海轮。时光漫漫，坐着那黑烟高耸的蒸汽轮船飘洋过海。而那个时代里，互联网手机这一类的现代交流工具就更是没有影子的事情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不仅是唐代的写照，也是近代社会的一种涵盖。
我把这些与文学创作没多大关系的信息和流通情况提出来，为的是想说明，在那些巨著产生的年代里，人们之间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流是十分困难的。如果再加上印刷技术上和图书发行方面的问题，那就更加难了。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尽管信息技术落后交通条件欠缺，但是，对作家的写作来说，不见得就是什么坏事。很多大作家大思想家，终生都没有到过太远的地方，像康德始终都是住在他家乡的小镇上，而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奠基人的伍尔芙也始终都没有离开过她自己的国家。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狭窄的视野却也给了作家足够的观察生活的时间。作家眼睛里看到的很多生活始终都是不变的风景，长时间地停留在作家的面前，而那个时代里，不管是什么人，都相对比较容易辨别，即便是虚伪和善于伪装的人也还是比较简单明白的。至于社会的发展，也就是小说当中的人物生存的环境，也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变化，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人际关系，变化都十分缓慢，这些都给作家的认识提供了一个非常舒展的机会。所以，这也就成就了很多作家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写出了深刻的作品。
可是，到了今天的时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交通条件更是日新月异，现在的人们要从亚洲去往世界上任何大洲，也就是十多个小时的航程，过去人迹罕至的地方，现在只要你敢于想象我想都是可以去的。这的确打开了包括作家在内的人们的眼界。可是，同时也给作家观察生活带来了很多新的甚至是难以逾越的困难。现在不要说去国外，即便就是在自己居住的城市里，只要你有一段时间不出门，你就会有一种近乎迷路的感觉。这样的体会，我想用不着我在这里描述，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而在另一个方面，除了对自然景色和时代流变难以捕捉之外，对人的认识也出现了更大的难点。从一定意义上说，现在社会当中的人具有了相当的复杂性，很多人性的内容都在被大量地改变着。不要说那些身边的平凡人，我们即便是从这些年里经常可以在电视或者报章里看到的对某些大人物的报道当中，就不断地会出现很多叫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刚刚还在大会上要求大家廉洁奉公的官员，转眼之间就被发现成了恶魔一般的人物。这样的生动多样的例子简直举不胜举。
这些社会的变化，都给作家观察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我前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当代文学的难题：风景移动太快》说的就是这个现象。
所以，我发现，很多大作家往往都不敢或者说不轻易地去触碰现实，他们比较多地都会选择那些发生久远，趋于定型的时代和人物。贾平凹在写了《古炉》之后解释说，他之所还是写过去那么久的故事，目的是“写小山村为的是看清一个国家”。从一滴水看太阳，这是一个很古老的说法，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作家要想使得自己的作品不像很多景物那样转瞬即逝，那么从久远的话题入手来写作，好像已经是唯一的办法了。这么一来，文学创作与考古与发微就有了某种关联，揭开那些尘封已久的生活，有可能会更有利作家的发挥。从文学的意义上说，生活是没有陈旧与新鲜的区别的，只有意味和意境上的差异。而要写出那种经过时间和岁月发酵的生活，作家没有一点耐心，没有一点沉住气的素质，那么要写出什么长久留存的作品，几乎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断定，当代作家要写出时代的巅峰之作，这个时间（也就是作家的年龄）可能是要推迟了。如果要说的具体一点，我认为当代作家最佳的出大作的年龄应该是在四十五到五十五岁前后。这当然也只是一个泛指，并不排除还是照样会有个别的天才作家“英雄出少年”的情形。好在文学创作比的不是什么年纪，而是思想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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