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从这篇文章起，我想就“作家创作观念和方式须转型”连续写一组题目，这些题目我目前初步拟定差不多有十多个，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写完。希望这些文章可以给一些喜欢写作的朋友有所帮助或者启发，同时也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如果真能这样，那就是我的光荣。
说起来，由我来谈这个题目似乎有点滑稽，因为我本人除了要负责出版社的书稿之外，还兼着一个大型文学期刊《小说界》的主编。可是，我想，我并不能也不应该因为我自己是编杂志的，就故意对这样一个问题视而不见，或者明明看见了却装傻，这不是一种正确的做法。
中国目前的文学期刊主要是由两大系统在办，一个是作家协会系统，比如，中国作家协会的《中国作家》、《人民文学》，上海作家协会的《收获》、《上海文学》，江苏作家协会的《钟山》和《雨花》。另一个系统就是由文学类出版社主办的，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十月》，广东花城出版社的《花城》以及我们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小说界》。文学期刊的兴盛是在三十年前，也就是改革开放时代初始，那个时代里，文学变革刚刚起步，尤其是，当时的社会氛围很需要作家们能起来，承担起吹响时代号角的职责。所以，一时之间，各种文学期刊纷纷出来了，这当中，除了《人民文学》和《收获》这两家属于复刊之外，其他的杂志基本上都是创刊的，创刊时间也都差不多都在1978年前后，当时，全国最多的时候几乎每个省都有一份以上的文学刊物。大批的文学刊物，成为很多作家发出声音的主要渠道。当时的很多文学作品，并不需要写得那么长，一个短篇就可以造成极大的轰动。刘心武先生的《班主任》就刊登在复刊后的《人民文学》上，形成了全国文学界以及文学圈外的热烈讨论。还有杰出的女作家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也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因其全新地解释了人们很想谈论但又不知道如何谈论的爱情问题，引起巨大的轰动。同样的，刚刚从新疆返回北京的王蒙的系列文革反思小说《海的梦》、《夜的眼》、《布礼》、《杂色》也都是在那个时候发表的。与上述我举到的作家还有很多相同的作家，从维熙、冯骥才、刘绍棠、汪曾祺、谌容、邓友梅、林斤澜、蒋子龙、阿城、陈建功、韩少功、王安忆、莫言等很多作家都是在那个时代借助于文学期刊的推力走向读者，赢得了极大的名声的。
与这个现象配套的还有一年一度的小说评奖，与很多大奖不同的是，全国短篇小说奖最多的一次性得奖作品有二十五篇之多。很多作家基本上就靠一个短篇一站成名。
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文学期刊的功能其实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革，最大的变革就是文学期刊已经逐渐转变为很多正在逐渐成熟的作家的练兵之地。与之同步的是，文学充当时代号角的角色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作家们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也就是说，人们如果想获得什么新的思想观念的话，并不指望作家们可以提供多少新的思想，人们可以通过诸如股票讲座、保健讲座、收藏讲座、经济对话、女性对话等非常多样的思想交流方式来获取思想和灵感。与三十年前文学始终都处于人们思想中心的地位相比，今天的文学被很多人称之为“边缘化”了。许多当初就是借着短篇小说创作成名的大作家也渐渐远离了中短篇小说的写作，文学评奖活动也陷于停顿。
已经边缘化的文学是今天文学的一个基本现状，但是，作家们还是要继续写作，我们的时代不管有多少新奇的讲座，文学也还是需要的，而更是有很多人依然还是怀揣着对文学的梦想，不惜挑灯熬夜穷经皓首，始终还是把文学当做是自己人生的理想和命脉。而三十年当中，我们看到也有一批文学刊物走到了边缘，最终办不下去了，只好关门，而依然“活着”的这些刊物尽管日子也未必好过，但是，还是照常出刊，所不同的只是，继续在刊物当中逗留和尽情发挥的很多都是一些刚刚步入文坛的作家，而且，作品的质量也基本上都处于一个升级缓慢、变化很少很小的格局。
事实上，文学期刊的使命在这个发展当中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个改变概括起来说，就是文学期刊充当时代号角的发声器的使命已经基本终结，代之而来的是，成为很多想要走上文坛的新作家的练兵场地。
但问题是，有些作家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没有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既然是练兵场地那么就要有个练兵的样子，练兵的规律是，通过一些最基本的训练之后，成为一支可以参加战斗的队伍。而训练过程中必须强调的就是要不断地进步。如果没有进步，总是老调重弹，那么这个训练就没有意义了。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并不完全如此，有不少作者把自己的作品能刊登在全国一些著名的刊物上当做是一种荣耀，一种“业绩”，甚至还有的是当做自己评选职称、甚至谋取官位的阶梯。不仅是发表，还有一些甚至已经渗透到各种名目繁多的评奖当中去。只要能中奖，那么就等于是作家做出了巨大的业绩，许多荣誉和机遇就接踵而至。这样的情形我认为都已经形成了某种潮流，全国各大刊物都被这样的作者牢牢地缠绕着，非常辛苦。在这样的状态下，你如果去与作者们谈什么文学正确的道路，那么他们是听不进去的。说来说去，最后你还是得给他们把作品发出来，这才是唯一必要的归宿。
我曾经就发表作品这个问题与很多作者谈过，也写过文章，希望他们不要那么看重发表，发表并不能代表成功，不要说发表，即便是评上了大奖，也未必就一定是成功之作。可是，我发现，我的劝诫是几乎没有多少功效的，很多作者说一千道一万，最终还是期盼能把作品发出来。还是把发表看做是检验作品是否成功和进步的唯一方式。
这样的练兵，我敢断言的是，这个兵是训练不好的。我经常注意看一些小说后面的作者小传，一些不是很有名气的作者都已经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了数百万字的作品，数百万字是什么概念，如果一部长篇小说以二十万字来计算的话，那么数百万字就是数十部长篇，一个已经写了数十部长篇的作者，写出来的东西依然还是那么简陋、那么粗糙、那么肤浅，我们怎么来理解那发表数百万字的经历呢？
经过多年的变化，过去的那种一年一度的中短篇小说评奖也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鲁迅文学奖，评价的间歇为三年一次。鲁迅奖并非单纯的小说奖，而是与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多种文学样式打包立奖，小说这一项的中奖名额也已经大为减少，为一次五篇，而获奖作家也已经不能因此而成名，关注度显著下降。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在阅读方式上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现在有多少人是经常阅读文学期刊的？我看是不多的，除了我说的文学期刊已经成为练兵场地之外，人们对中短篇小说这个形式也产生了怀疑。
简单地说，现在的社会已经进入了单行本时代，大作家与杰作已经不像是海明威时代那样都是发表在《纽约客》（TheNewYorker）或者《老爷》(Esquire)杂志上了，有了杰作第一选择都是直接出版单行本，行销全世界。作家收入也基本都转向为版税制而非稿费制了。
现在全国的文学期刊的日子都不是很好过，这个不好过的基本态势就是文学期刊的使命终结以及被很多作者继续盘踞着去争夺那些表面利益有关。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扶植文学创作，专门拨款给文学杂志用来提高稿费，以“吸引”更多的佳作，其实这些做法都是很成问题的，如同在大田里建造塑料大棚一样，遮蔽风雨和保温，温室效应培养出来的只是一些“伪造”的果蔬，看上去光鲜，可以摆到货架上去是不错，可是与真正经历风雪的植物相比，还是脆弱和虚伪了一点，难道不是吗？
三十年前，我曾经接待过一个美国作家代表团，他们对中国能有那么多的纯文学刊物感到难以理解和羡慕，当时我还认为这些美国人怎么了，现在我们也差不多快成为那样的美国人了。走过书报亭的时候，看到那几本文学刊物挤在一堆用近乎裸露的美女做封面的流行时尚杂志里，感到真是尴尬。我想，再有那么些年之后，我们国家的文学期刊必将进入冰河期，直至全部歇息。这没什么不好，或许也是社会成熟和进步的表现也说不准。
文章最后需要作出总结的是，文学期刊使命的转变，应当引起各位作者的注意和认识。简单来说，中短篇小说不是不可以写，可以写，但是，要清楚的是，这种文体的写作是为了获得写出更符合今天时代特点的单行本小说做准备，所以，写中短篇的基本诉求就是，要写一个作品就要有一点进步，没有进步，原地踏步那就不要写，写了给了杂志也是添麻烦，而且对作家的名声和威望是一种损害。如果觉得自己已经从中短篇小说写作中获取了足够的自信和经验，那就要迅速脱离这个形式，走向新的领域。当然，话也要说回来，如果哪位作家就一心只想写中短篇小说，那也可以。你决心当中国的契诃夫(Anton Chekhov)和雷蒙德·卡佛（Ramond Carner），那反倒也是一种有意义得目标，那就不要瞎写，专门盯着中短篇小说写，就在这个领域里常驻，不写出绝代作品誓不罢休，那也不失为一种聪明而有益的选择，如果真是那样，那么也必将给中国文坛吹来新风，带来新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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