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理论当中有一个说法，那就是作家本来在传统小说中是隐身的，也就是说，小说写了半天，作者与小说中的这些人这些事你是看不出来有什么联系的。但是，作家却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全知的视角，正反面人物是这样，处于恋情中心中各有一本帐的人物之间也是这样。也就是说，这个掌握着全知视角的作家是一个说书人，是一个上帝。至于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小说完全可以不去涉及，因为，作家的倾向性最好的是“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鲁迅语）”比较好，比较不会破坏小说的语境，让读者能有一个相对宁静的欣赏氛围。这是传统小说的理论和概念。但是，现代小说则不强调这一点，有的时候，还特意要冲着这个传统的做法去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作家要敢于突破小说涉及的与作家无关的那种语境，有的时候，甚至还要把作家自己都写进小说当中情节当中去。当年马原的实验小说《第二种报复：雪利冷饮店》就是这样写的，小说写一个杀人案，整个小说都在交待着杀人案的始末和过程，忽然之间，小说当中出现了写小说的作家马原，这个人物严格说起来与这起案件并无瓜葛，但是，作家的强行闯入，成为小说的新的阅读视点，犹如是一个纪录影片的拍摄者那样，作家把对这起案件以及处于案件中心的人物的看法想法也都一并写进了小说，这个小说在当时是非常反潮流的，也有很多读者作者对此认为作家这样写不对，完全是一种多余，是一种煞风景的做法，但是，从小说概念上说，马原的这个做法还是非常具有前卫意识的。前卫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等会再说。
赵树理是传统作家这一点恐怕没有多少异议，他以及他创建的“山药蛋派”的小说写法几乎就是土的掉渣，无论从语言，题材，还是人物，笔法上，都是最有中国传统气质的作品。赵树理的样子和做派也基本上与一个农民没有多大差别。这样的作家与我们今天要讲的现代感有关吗?
请看赵树理的小说《老定额》：
和我接近的同志们常劝我在写人物的时候少给人物起外号。我自己也常觉得外号太多了不好，准备接受同志们的意见，只是这样一次还想写一个有外号的人物，好在只用了一个，对其他人物一律遵照同志们的忠告。
赵树理的这段话，并非是小说前面的加的前缀，而就是小说的开篇语，也就是说，连这句话在内，小说其实已经拉开了序幕。一个作家，准备怎么样写小说，自己写的小说读者有什么样的反映这些都是与小说无关的内容，但是，赵树理却很自信很从容地写了进去。这个做法，其实与马原的小说之间并无差别，而且这个小说的写作时间还在1959年，马原才刚会走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真的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作家，他写小说，很多都是从切身的心得出发，从创作实感中去感受和革新创作手法，这与后代，也包括马原在内的很多年轻作家，将小说现代化的努力往往都是从学习模仿外国现代派作家开始还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异。赵树理敢于这样做，我敢说，他是中国作家当中非常具有现代意识的一位大作家。
作家进入小说语境与现代派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源自现代主义哲学家。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 Geore Gadamer)在他的名著《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当中对艺术审美学做了革新，他反对古典解释学对艺术审美的解读，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审美活动是“对意义的预期”。在伽达默尔看来，艺术活动在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不受约束的游戏，而长期以来，游戏总是给人一种不够庄重的感觉，其实就本质来说，游戏与人类的一切活动之间并无高低之分。游戏的本质是开放性的，自由性的，因此，对现代小说而言，并不要低估阅读者的解读力，无论作家怎样掩饰，作家写书读者读书这个形式就决定了创作本身必须想办法克服这种交流方式本身带来的局限，与其去巧夺天工式地掩饰，还不如直接将作家创作的奥秘公之于众，让读者在完全松懈了戒备的状态下，接受艺术作品本身带来的影响力和美感。
伽达默尔的理论成为现代小说艺术的先驱性理论，他与他的老师海德格尔一起创造的现代主义哲学观，对之后的所有文学艺术的影响将是长期的。
在小说中作家突破原有小说的全知视角，直接将自己也化进故事之中，这是一种大胆而自由的尝试。尽管从作品的数量和参与此类创作的作家数量上说，现在还不是很多，但是，这是一种趋势将是一定的。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半个世纪之前，像赵树理这样的作家都不自觉地进入了这种创作，那么，可是试想的是，受过更多现代教育的青年作家们将会是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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