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体管见
浪波

新诗的体式，就我有限的阅读所见，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吟诵体”。早期如郭沫若《女神》中的《凤凰涅槃》、《天上的市街》，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现当代如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甘蔗林—青纱帐》，贺敬之的《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以及闻捷的《吐鲁番情歌》，李瑛的《红花满山》，严阵的《江南曲》，等等。在中国新诗的历史长卷上，众多名家名作，形成一道壮丽辉煌、多姿多彩的风景。这一类体式，如艾青《诗论》所言，“有明显的节奏和大体相近的脚韵”，可以说是“半格律体”，或“灵活的格律体”。套用一句音乐术语，就是“民族唱法”。

二是“言说体”。以文入诗，不受韵律和节奏的约束，初始胡适、冰心的一些诗作为发端，稍后有艾青力倡诗的“散文美”，《大堰河—我的保姆》、《向太阳》、《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诸多优秀篇章，在当时的诗坛引起巨大反响，也奠定了这位大师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以后的效仿者很多，尤其是当代，“言说体”似乎成为主潮。但坦率地讲，还没有一个人或某些作品能达到艾青的高度。也套用一句音乐术语，这是“通俗唱法”。

三是“格律体”。为新诗建立格律，从闻一多的《死水》诸篇章为发端，之后何其芳又从理论到创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实践。还有一些诗人、学者倡导“九言体”，借鉴西方的“十四行诗”开创中国式的“十四行诗”。这一类体式，确实也有不少佳作，但较之前两类，明显地是有较大差距的。中国诗歌有一千多年的格律传统。有论者指出，“新诗人必须要有形式感，必须要有融合‘变’与‘常’的智慧与功力，这样，漂泊不定的新诗才能立于中国大地之上”。这一观点，我是极为认同的。但是，建立新诗的“格律体”，还要走一段很长的道路。这也能套用一句音乐术语，可称为“美声唱法”。

当今诗坛，“吟诵体”似乎日渐式微，年轻一代大多不愿忍受节奏和韵脚的规范，尽管这种规范并不严苛。“言说体”大潮汹涌，或跻身报刊头条，或斩获文学大奖，正值红火之时。但从“言说”到“口水”仅一步之差，繁荣的表象潜藏着内里的危机。“格律体”在所谓的“国报国刊”还难以争得一席之地，但许多有志者自费出版的“民刊民报”，却在顽强地坚持着，艰难地前进着。“尽管在现代汉语条件下。建设新诗的格律有其艰巨性，但是更有其必然性。”（吕进如是说）当然也不可讳言，新诗格律建设的道路还有待开拓。

这是我对中国新诗诗体建设的一点粗浅的概括与思考。一孔之见，难免偏颇。就我的偏爱而言，是关注在“新格律”的建设。但是我也绝不反对和否定另外的两类体式。我还以为，不管什么诗体，关键是要有好的作品，要有大作、力作、警世之作。归根结底，体式只是躯壳，思想才是灵魂。
（中华诗词研习会供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