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与新诗（上）,作品

    在我看来，学问主要有个性问题，从世界角度看，有中国国学；从中国角度看，有国外西学；国学和西学属于人文糸统知识范畴，二者都作用于新诗创作。相对于学问的纵横，前者是条主要实线，后者是条辅助虚线，西方亦反之，我只因大胆这样下定义，没有一个人说他不爱自已的祖国。
　　任何事情除了具有独特的个性內容，还必须具有普遍的共性内容，从无限星空，到每一滳水珠，则是学问的共性了，它从属自然糸统知识范畴。
　　因而，我们就可以从无限可知、博大精深的学问中找出经渭分明、清晰易掌握的二条脉线，即学问是自然知识与人文知识的总称。二者无不与新诗创作息息相关。普遍问题是容易掌握的东西，我将在下面省略，主谈学问个性对新诗的影响力。
　　我们沿着脉络走，就很容易将新诗创作给出个易记易懂的概念：诗歌创作一方面取自然景物用于作品的具象、象征，核心是以人文精髓，语言技巧用于表述作品；最重要的是以人文底蕴，承载作者饱满的思想情感，来表达作品美的意境。
　　世界上只有诗人最能去掉浮躁，放下名利，放弃自己，求知学问，扎实掌握根本的东西，贯通时代，高屋建瓴，与时俱进，使作品的个性灵魂流进大众读者心田共鸣。
　　我们应当知道，写作是诗人的，作品欣赏是大众的，我可以这样下定义，凡属文学作品，必须服务于社会大众阅读。有的人无视学问，心中无气无墨，又急于功利，走火入魔，私贩国人不识的西洋杂货，将零乱、破碎、断裂的意象捆成堆，来忽悠读者。说什么诗歌作品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那是糟蹋国学的谬论。（“三解”出自香港朱辉伟的一篇过激论文）好了，照“不解”说，诗歌成了哥德巴赫猜想，太有才了，把诗歌抬举上了天。中国文化废除八股，推行易懂的白话文，该评反该打倒吗？
　　可以这样讲，讲究修养的新诗作者，对新诗创作始终以国学为根，仅以西学为借鉴手法。根者是本是质，从科学的辩证法来讲；国学之根的核心是内因的东西，西学手法在这里作为方式、方法，也完全可以权当为外因的东西。比如：一个中国当代的自然人，他着装西服领戴，在一定场合甚至听到他用英语讲话，他的皮肤仍然是黄色的，头发仍然是黑的，他的质地、底蕴完全彰显的是华厦文化。所以，根和手法两者不可偏废，更不容倒置，否则会闹出大得不得了的问题，让一百来年中国文人所呕心沥血、探索创作新诗的代价，被我们一两代人弄出洋不洋、土不土，晦涩难懂，被国人远离颓废的不是诗歌的东西。自至延续上帝在奥林帕斯山诗歌之巅留下可怕的咒符，从读者远离（走下坡路）至抱团取暖（萧条冷落）、人情金钱选稿（扼杀人才）、诗人自杀（解脱枷锁）这样一条失血至死亡的路。
　　因故，我以诚恳学习的态度，展开探究正确反唤客观事物在现代诗歌方面的点滳知识。也可以说成“网络新诗创作与学问的关糸”。
　　当前网络是国学日益复制聚集的传播载体，更是新文学腐败，涌现逐水草迁徙效应，使网络成为新诗主流创作载体，我一直认为，国学是学问的根底，同时国学是新诗的唯一底气，我是研究西学的，再狂妄的人，也不敢这样发言。但，我在北京特邀出席诗歌研讨会时，听到过一位会员说过“中国的诗歌我不读，就只读外国的诗歌”，使我措手不及，使我脸红，使我大有受羞的感觉。中国当前詩歌在媒体的状态，是粥多僧少的尬尴局面，事情就那么带有挑战般的讽剌，我竟然与那位会员睡在一床，一种责任和底气，我对他的作品谈出了读者看不懂的观点。当然，如是一时情愤，也决不至于糊涂到说自已是研究“学问、国学、西学与诗学”的地步。这种执爱新诗创作的生活是可爱的、而命运又是悲哀的，小心预言：新文学腐败引起骨牌倒塌效应下的最终牺牲品。诗的生命要存活，如春笋上压一块巨石，它必将变形。
　　新文学腐败是抛弃国学的坟场。
　　记得对国学最先给出定义是胡适，他说国学就是国故。什么是国故？所有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典籍、制度、语言、风物、民俗，全是国故。可见胡适心胸之博大。胡适又是新诗最先的倡导者。世界之大莫能不说是矛和盾的同时出现。历史证明人们在什么时候畏惧矛盾，趋功急利，历史将停止不前或倒退。什么时候解决某一领域矛盾，什么时候出现繁盛。胡适在国学与新诗领域，只是抛出了二块未上炉窑的坯砖，万里长城的青砖，不能只靠一个人烧制出来。胡适对国学的定义，没有被采纳下来，原因是漫无边际的弧度太长。后来被学术界趋向定义国学为中国固有的学术。唐朝、宋朝、元朝，朝朝代代有其固有的学术，浩如烟海的学术，那一条是国人共源同尊共敬的呢？这一质疑首先被马一浮提出，不能因有国外学术，而在把中国的学术区别地叫国学，马在1938年被请去浙江大学演讲时，他对国学重新给予了定义；国学就是“六艺之学”，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
　　马先生的定义，真正把国学的源本讲清楚了。国学就是“六艺之学”，就是关于“六经”的学问。“六经”是中国学问的源头，是中国人立国、作人的根本精神道德依据，是中国文化里面具有普式性的价值。作为中国人，根就在这里。这里边一些基本的德行、义理、道理，是万古不变的。康德说，“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 意思是说，一个民族的基本道德理性可以流传千古，具有绝对价值。而不是古代的今天不能用，尊老爱幼，敬人之礼，一千年之后仍然是道德的不锈标尺，尽管你是学西学的，也不能例外。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康德，他们著作中阐释的秩序与信仰，有和“敬”不约而同的的精神旨归。网络上有的人写诗，生造词语，破碎汉文，好像自已高深，是一个了不得的洋诗人，故作深奥刁难读者，或者在作编语、写评时，目不识经者有之，高高在上者有之，歪歪斜斜者有之，语不接气者有之，文痞之态者有之。以前有句俗语，“你四书没念完，就开讲？”什么意思？叫你不要多讲话，告诉你，“四书”念完了，才有资格讲。
　　还有一个事情借国学之理讲一下，过去笔者未推脱一网站编辑，在编时发觉编辑之间互相推荐诗文，我觉得有悖礼仪，网站是学会或网站主人给钱办的，目的是人性化管理吸引广大文学爱好者云集，另编辑是为写手服务者，那有编辑向左你推荐我，转背我为你唱赞歌的呢？这块菜地还人愿驻守吗？这种现象是典型新文化腐败。笔者在职总编时提得尖锐，辞职后还得提，搞文学得真才实料，做编辑魚和熊掌是不可兼得，回头看看有哪一家杂志总编，把自已的作品放在自已的封面夸耀的呀！
　　有《道得经》阅：功成而不处，释文：能成事但不占据成果；《道得经》又阅：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判断诗的好坏，跟学连在一起。有学问的诗跟无学之诗，是完全不同的。有学问的诗，味道深远，有学问衬底，故深。所以陆游讲，功夫在诗外，主要是学问。学问的累积如何，决定了诗的基本面貌”上面这段话是引用刘梦溪博导的，我一直喜欢听刘梦溪博导讲国学，他的语意精当之处令人折服，多读多看，思维和精妙之语，自然潜移到自已笨傻的脑袋里。但，刘梦溪博导是不把诗学划进国学的。
　　范曾先生马上站出来说话，你不必讲诗学不是国学，范曾先生认为国学六经，首先是《诗经》，宋代朱熹有《诗集传》，他们把诗当作重要的学问。诗学，我觉得能纳入国学范畴。并有孔子对诗非常重视，他说，不学礼，无以立，不学诗，无以言。范曾先生在讲中国诗词之美中，向听众提出一个提纲掣领的题目，并且全部被听讲学的观众答对了。范曾：在我讲以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讲中国、希腊、德国这三个国家，用一个文艺的形式来象征她们，都应该用哪一个文艺形式来象征她们？观众：雕塑，希腊是雕塑；德国是音乐；那中国呢？诗词；的确，中国是一个诗词的国家。这个是世界公认的特殊符号。我凭着理性思维，中国古典诗词是国学的一个根源，不仅在手法语言技巧上，并且在内容上惠藏了丰厚的国学思想及灵魂。难道我们就凭 “中国的诗歌我不读，就只读外国的诗歌”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真会被一种高叫的声音断裂吗？“你还不配跟我讲诗歌理论，还得学三年”好大的口气，真有点吓唬人。
　　我提倡：作诗先做人，诗人是灯塔是火炬是蜡烛是圣洁的哈达，绝不是暗地发出幽光的妖，诗人是往底处流的水花，是往高处飞的灵魂，真正的诗者与功名利禄无关，真正的诗人是放弃自已，开在人类文明前面的花朵。八十年代笔者一首小诗《晚归》碰巧被《诗刊》录用，当时在村子里算新星了吧，可是中国这么大，几十年下来，诗刊上出过成千上万的新星，可北斗星仅只一颗啊！二十多年后，笔者并非巧遇自费赴京，参加时值中国诗刊编辑部王燕生老师追思大会，会后的第二天，笔者在北京老街一整天未出门沉睡了。说实话对“敬”的默默坚守，虽是苦长，但这是坚守国学与康德的另种绝对价值。
　　后知会友去了天坛露睡，每个写诗的人，他的全部不是诗歌，也是一个有生活情绪的人，有时风有时雨的，但，国学的根不能随心态折断，除非他根本就没有把国学之根装进心里。
　　“世事洞察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话是出自《红楼梦》里的一副对联。难道几百年后的文学游戏，真要被曹雪芹言中。
　　下部分内容：中国新诗与西方诗歌的差异
　　内容提要：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和费伊阿本德提出了一条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原则，认为科学史上的各个链条之间不可通约，即几乎不存在约数。这个原则用于现代人类文化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面对的是不同的世界，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具有不同的经验，提出和解决的又是不同的问题。③我们从中得到了启发：不同文化土壤，不同的民族文化沉淀中产生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在比较中不应确立一个所谓的中立标准去判断其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
　　正如西方人把“彗星”当成吉祥之星，中国人把“彗星”当成扫帚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