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坟庄”
北京西南方向房山区长沟镇有一个古老的村落，叫坟庄村，人们一直好奇村名的来历，因为在这个村子并没有发现墓坟，坟庄一名由何而来？
2008年以前，房山区文物工作者根据坟庄村老年人们的口述，和这里靠近燕山金朝120里皇陵推断，坟庄村的大墓是辽代君王完颜亮的墓，还描绘得有鼻子有眼的。为此，凤凰卫视中文台还制作了一台专题节目。笔者在2008年写长沟镇坟庄村来历时，采用了这个说法。
坟庄村老年们说，他们孩提时所见到的陵墓比毗邻的西甘池老府（清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园寝，占地200余亩）面积还大，坐北向南约有几百亩。
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日寇铁蹄踏进长沟，当时房良两县涌起了“十路杂牌地方武装”，有的打着抗日的旗号而大肆扰民，偷坟盗墓，百姓称他们为“老便”。胡振海便是其中的一路“司令”，人称“胡嘎叭”。1944年，“胡嘎叭”带人从东、西两面盗挖宝顶。在进入通往墓穴的神道里，见两壁还绘有色彩依然艳丽的壁画，墓穴正面有石门，石门雕龙画凤，拉动石门时，“机关”将石门封住。费了很大周折打开了石门进入，发现有炕，还有“万年灯”。墓中央由铁索吊着汉白玉石棺，石棺雕刻着石龙，墓穴下是用沙石和白灰、糯米汤浇筑的五层保护层。石棺下是一眼“黑井”，水黑而深不可测。也许，石棺下所发现的“黑井”，就是人们传说中所谓的“海眼”。见状，“老便”没敢动，也没挖出什么“宝贝”，便罢手了。
之后，长沟地方武装周文龙也曾打开过宝顶。他在半壁店修“
炮楼”时拆走了陵墓大部分的木料、青砖和条石。当地有人在寻宝时，也还发现过“中央军”盗墓时遗留下的军用铁锨。据说是石友三部队干的。
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坟庄村都先后因修水利挖井，使石棺多次露面，又多次掩埋。86岁高龄的冯希成老人清楚地记得石棺的样子。他说石棺汉白玉质，比一般棺材都宽大，足有
7尺多长，棺面雕刻的是一条栩栩如生的四爪龙。
1954年冬，坟庄兴修水利工程时，在陵墓遗址挖出了一条汉白玉雕刻的石龙，一米长，20公分厚。这件事还惊动了北京市文物局，来人要求把遗址填埋保护起来。
上世纪五十年代，地面还遗留有大量的石像生：石羊、石马、石虎、石狮、石翁仲等。宝顶是聚起的土堆，长宽各约50米见方，宝顶四周宽沟围绕，墓穴外边为由五层糯米汤、白灰和砖垒砌的保护层。裸露的甬道两壁绘有壁画，墓室灰砖垒砌，他们说是“砖发悬”，室内有炕。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坟庄村修建千头规模猪场时，这个地方才算彻底平复。历史给这方土地留下的地上遗迹荡然无存。
2002年，笔者应南边大石窝镇陈镇长之邀前去考察。路过北甘池村，发现有众多泉眼，最大的是胜泉，因附近有胜泉寺和胜泉河而得名。胜泉附近是广袤的天然沼泽，足有上千亩，一派江南水乡美景。乾隆皇帝去西陵祭祀，在这里修建了行宫，作诗27首盛赞胜泉，遂把胜泉旁四个柳树村命名为东西南北甘池村。西甘池村旁有清代八大铁帽子王顺承郡王14代王爷的墓地，顺承郡王府在北京西单新文化街。北甘池西边还有一个村叫坟庄村，这都引起我的兴趣。为了赶路，我没多停留。此后，我有专程到四个甘池村、顺承郡王王爷坟、和坟庄村去了一趟。
下面是京城少见的保存完好的三座顺承王爷墓宝顶的照片。
神秘的坟庄之谜，直到2012年终于揭开了神秘谜团，此地原本是1200多年前唐代一位“封疆大吏”刘济的坟庄。
在配合北京文化硅谷建设过程中，北京房山区长沟镇发现一座大型唐代墓葬，疑似幽州节度使刘济墓。2013年6月22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开启该墓葬的墓志以便进一步确认墓葬主人身份。2013年8月13日上午，北京市文物局召开发布会，公布了房山长沟唐刘济墓的最新考古发掘成果。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2年8月至2013年6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该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此次发现的这座唐代墓葬位于长沟镇坟庄村西北，其规模巨大，形制特殊，出土物精美，壁画数量多，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考古、文物、历史、艺术研究价值。
从已出土的文物分析，此墓葬可能为唐幽州节度使刘济及夫人墓。除少数文字以外，墓志内容和历史文献基本吻合。通过一段时间的挖掘和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墓主刘济的身份，也勘正了部分史料。挖掘现场正在对墓内壁画进行临摹和复原，而考古人员也正在对墓道内刘济夫人过世时在原有壁画上二次绘制壁画的分离和绘制进行论证和研究。
刘济墓位于长沟镇坟庄村西北，距北京市区约56公里。墓葬建造规模较大，其中侧室、耳室及壁龛的数量多达6个。甬道、耳室、侧室、前室及后室内存放的不同质地、不同种类的随葬品主要分为石、陶、瓷、铜、铁、彩绘、壁画等几类。
墓葬坐北朝南，全长34米，由墓道、封门、前甬道、耳室、壁龛、墓门、主室、侧室、后甬道、后室等组成。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墓葬部分区域如耳室、壁龛等处曾被盗掘。
出土的器物主要有：唐幽州节度使刘济墓志、大型彩绘浮雕十二生肖描金墓志、须弥座彩绘石质棺床、彩绘石质文官俑及武官俑、石质构件、金属饰件、瓷器残片、陶器残片等。其中，大型彩绘浮雕十二生肖描金墓志异常珍贵，发现的唐代墓志中，全国无有与之匹敌者，实属罕见。
文物工作者在墓葬的甬道内发现了两合墓志，有盖有底。一合面南平放于墓葬前甬道北侧，志盖阴刻篆书书6行24字：“唐故幽州卢龙节度观察御使中书令赠太师刘公墓志之铭”。另一合面南平放于墓葬前甬道南侧。志盖阴刻描金篆书书5行21字：“唐故蓟国太夫人赠燕国太夫人清河御夫人祔志铭”。两方墓志均为阴刻描金篆书，并刻有浮雕彩绘十二生肖图案，间以浮雕彩绘牡丹花图案。
彩绘浮雕十二生肖墓志为正方形，石质，有盖，平放于墓葬前甬道南侧。边长163厘米，边厚8.5厘米，顶厚约15厘米。墓志浮雕在形体处理上，先仔细雕刻出物象，然后根据结构赋彩。人物色泽饱和，浓淡得体。
刘济墓发掘现场的负责人程利展示了最新发现，在刘济古墓的墓志志文中，新发现“简体字”和“异体字”。市文物研究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出现该写法的原因可能是撰写墓志的文人，书写比较随意，前期按楷书书写，后期也有转为行书的表现，呈现笔画简洁、用字简单的趋势。
刘济墓志发现于前甬道北侧隔墙与主室门之间，志盖及志石均为青石质。顶面正中阴刻“唐故幽州卢龙莭度观察草寺使中书令赠太师刘公墓志之铭”（唐故幽州卢龙莭度观察等使中书令赠太师刘公墓志之铭），6行，24字，篆书。志盖表面装饰精美，四刹阴刻文吏怀抱十二生肖形象，四刹交角阴刻牡丹花图案。志石与盖相扣，长方形，边长1.42×1.51米，厚0.22米。志石及盖四侧边均减地线刻卷叶牡丹纹饰。
下面照片是刘济墓主室中的须弥座式彩绘石棺床和刘济夫人墓志志盖。
刘济墓志志石字体采用的是正楷，一共47行，共1543字。其中正文1392字，比《权载之文集》和《全唐文》中的“刘公墓志铭”载有的文字都多。此外，志石中对刘济对抗契丹打杀俘虏的数量也有记载，在《权载之文集》记载这一数字是2万人，在《全唐文》中记载为1万人，而在最新出土的墓志中，记载为2万人，真实还原了刘济的带兵功绩。
关于刘济及其本人的描述，共有两份文献资料可供查阅，一是刘济在世时，当朝宰相所著的《权载之文集》，另一份则是《全唐文》。
刘济墓的开启及墓志文的发现，提供了第三份关于刘济生平的记载，为史料的补充提供了重要参考。程利介绍说，三份记载有所出入，墓志文的发现有效地还原了刘济的真实职位及历史事迹，澄清了刘济的真实职务。
在墓志的撰写者当朝宰相权德舆所著的文集《权载之文集》中，对于刘济职务的描写为“皇特进左金吾卫大将军”（皇特进左金吾卫大将军），而在《全唐文》中则书为“皇特进右金吾卫大将军”（皇特进右金吾卫大将军）。
在新出土的志文中，可以确定刘济的职位为皇特进左金吾卫大将军。专家作出形象解释：“皇特进”解释为当时的御林军，而“金吾卫大将军”可解释为如今的司令。御林军分左右两金吾卫，如果还原成今日官衔，就应为卫戍区司令。
刘济墓志上记载“公姓刘氏，讳济，字济”。而在《权载之文集》和《全唐文》中，刘济的字均被记录为“字济之”。墓志上的该记载与《新唐书》一致，因此初步考虑刘济的表字应为“济”。
在刘济墓西南20里的云居寺出土的唐代碑记《涿鹿山石经堂记》中，署名为刘济，他不仅是位战功卓著的武将，还是一位虔心佛事的佛教徒。在绵延千载的云居寺刻经史上，刘济是重要的刻经人之一。
节度使，是中国古代军事将领，后来成为地方官。唐代驻守于各道的武将称为都督，都督带“使持节”的称为节度使。“使持节”是一种称号，加封之后有诛杀中级以下官吏之权。在唐朝，大家熟知的安禄山就曾经是一位节度使。
刘济是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怦的儿子。刘怦原来是前幽州节度使朱滔的部将，他和朱滔是昌平县(今北京昌平区)同乡,因忠勇义烈，深得军心，颇受朱滔信任，官至涿州刺史。朱滔死后，传位于刘怦，刘怦主持幽州军政，为幽州卢龙节度使。
刘济是刘怦的长子，相传他出生时难产，好不容易落生，助产的人看到的是一条“黑气勃勃”的巨蟒，一个个吓得调头就跑。刘济长大后，聪明异常，深得刘怦喜爱。刘怦把他送到国都长安求学，刘济不负父望中进士第，任莫州刺史。
刘怦继任幽州卢龙节度使不久，便身染重病，于是把刘济召回幽州，主持军政大事。三个月后，刘怦身故，刘济在幽州军人的拥戴下，顺理成章嗣任幽州卢龙节度使。此时，勇猛的奚人不时从大草原上驰来，侵扰幽州北部边境，刘济率军迎击，穷追千里，直至青都山，斩首二万人。后来奚人卷土重来，袭掠檀州、蓟州北境，刘济会合室韦军队把进犯的奚人打得大败。皇帝加官晋爵，封他为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从房山坟庄刘济墓后西行，进入白带山谷，这里是举世闻名的云居寺和石经山。《房山县志》这部创自明万历、清至民国一再续修的房山地方文献，记载了佛教圣地云居寺的刻经故事。在这部文献中，《涿鹿山石经堂记》出自唐代的碑记，赫然署名为刘济。在这篇碑记中,刘济自述:“我刘济用自己的官俸,为圣上(唐宪宗)刊《大般若经》，在今年四月完工。”这篇碑记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刘济不仅是位战功卓著的武将，还是一位虔心佛事的佛教徒，在绵延千载的云居寺刻经史上，刘济是重要的刻经人之一。
1957年，在石经山藏经洞沉寂了一千多年的石经，被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人员发掘，刘济刊刻的《大般若经》随即出世。人们发现，这是一部六百卷的巨制佛典，刘济之前已经刻到三百卷前后。从贞元五年（789年），刘济开始续刻，到元和四年（809年）四月初，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刻到第四百一十二卷，共计镌刻一百余卷。
这一百余卷《大般若经》运上石经山藏经洞封藏的场面，被《涿鹿山石经堂记》真实记录下来：元和四年四月初八，正好是浴佛节，僧俗四众齐集石经山下，刘济在部将的簇拥下，亲临石经山指挥，一声令下，万人协力，有的推，有的拉，劳动的号子此起彼伏，响彻神秘的山谷，一块块石经终于运到石经山上，封藏在藏经洞中。刘济封藏石经的记载，为后人留下了一篇珍贵的历史文献，从而留下了他在石经山跨越千古的足迹。
刘济一定没有想到，他的这篇碑记，无意中为后世保存下最早记录云居寺佛教的确凿史记。“涿鹿山石经者，始自北齐。……至隋沙门静琬，睹层封云迹，因发愿造十二部石经。”按照刘济的说法，石经山刻经，从北齐时候已经开始，静琬是个继任者。
刘济还记录了一个神奇的故事：唐太宗贞观五年，静琬刻《涅槃经》那天深夜，白带山谷忽然传出三声巨响，第二天山麓上出现三十多棵树。这年六月山洪暴发，上游河岸崩塌，数千株巨大的松柏顺流而至漂到白带山下，静琬召集工匠，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利用这些木材在白带山下建起庙宇，这就是云居寺。
刘济还在一篇碑记中记载了唐玄宗第八妹金仙公主捐资扩建云居寺一事：
“既而玄宗开元圣文神武皇帝第八妹金仙公主特加崇饰，遐迩之人增之如蚁焉。有为之功，莫大于此。”
刘济镇守卢龙二十余年，深得军心，但诸子不和，祸起萧墙。次子刘总在其粥汤中下毒。刘济去世后，刘总在房山修建了刘济墓。
在刘济石经山封藏石经稍早的元和四年（809年）三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病死，他的儿子王承宗自称留后。为了向唐宪宗表示忠诚，王承宗把管辖的德州（今山东陵县）、棣州（今山东惠民县）献给朝廷。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出来挑拨，王承宗反悔，囚禁朝廷命官德州刺史薛昌朝。宪宗劝谕王承宗把薛昌朝放了，王承宗拒不奉诏。宪宗一怒之下，下诏削夺王承宗官爵。刘济万没想到，这件看似与己无关的事，终至灭顶之灾，并由此引发了刘济家族的悲惨命运。
王承宗踞守的成德军，拥有易州、沧州、定州数州之地，习惯上称为“赵”，他北面是刘济镇守的幽州，习惯上称为“燕”。王承宗公然与朝廷决裂，作为北邻的刘济深感不安，他把将领们召集在一起询问：“皇帝知道我与赵不和，必然让我出兵讨伐，赵一定会对我严加防备，我该怎么办？”
刘济手下有一员裨将谭忠，他希望刘济出兵攻打王承宗。见刘济犹豫不决，便使用激将法，他大声说：“主公错了，天子不会让燕伐赵，赵也不会防备燕。”刘济听了大怒，把谭忠捆起来押在狱中。随后刘济暗中派人到边境侦察，发现王承宗那边果然没有设防。
几天后，唐宪宗的诏书到了，没有要求刘济出兵。刘济见谭忠的话一一应验，便把他放了出来，先是道歉，然后问他其中的缘故。谭忠说：“昭义节度使卢从史貌似和燕亲近，心里却防着我们；表面上和赵断绝关系，暗地里却支持王承宗。他跑到王承宗那儿说：‘燕靠赵在前面挡着，才高枕无忧，虽然与你不和，也不至于祸害你，所以刘济那边儿不足为虑。’王承宗听了觉得有理，便对幽州不加防备。卢从史又跑到长安，对天子说：‘燕、赵两家有宿怨，现在陛下讨伐赵，赵却对燕不加防备，分明是刘济串通王承宗一起造反。’天子一听，哪里还敢让主公出兵？所以，当初我才对主公说，天子不会让主公出兵伐赵，赵也不会对你有所防备。”
刘济说：“原来是这样，那要如何应对呢？”谭忠说：“眼下天子要灭了王承宗，而燕却无一卒渡过易水勤王，岂不正中卢从史的下怀？这个拨弄是非的小人，既得以向王承宗讨好，又向天子表忠。而主公原本对天子一片忠心，又不想伤着王承宗，却不为人知，反让人误会私结王承宗；王承宗又不领这份情，白白授天下口实，落得一个坏名声。”刘济听后默默地点了点头。
刘济听取了谭忠的话，在元和五年（810年），亲自带领七万大军率先向王承宗发起进攻。这时宪宗向河东、义武、卢龙、横海、魏博、昭义六镇发出对王承宗的讨伐令。刘济攻克饶阳、束鹿，生擒三百余人，斩首千余级，献俘于朝廷。宪宗下旨褒奖，命他继续进兵。刘济率军屡攻乐寿、博陆、安平等县，前后多有斩获，因军功进封中书令。后来宪宗皇帝又赦免了王承宗。
刘济镇守卢龙二十余年，深得军心，但诸子不和，祸起萧墙。刘济出兵的时候，让官居幽州副大使的长子刘绲摄行留后事务，镇守幽州。次子刘总为行营都知兵马使，跟随他出征。刘总为人阴险歹毒，早就觊觎着幽州卢龙节度使的位子。此时刘济忽然得了重病，刘总便与张玘、成国宝等军中亲信密谋，弑父篡位，于是派人假称是从长安来的，对刘济说：“朝廷因为您屯兵瀛州时逗留不前，要让副大使接替您的节度使了。”第二天，又派人告诉刘济：“下诏的使臣已到太原了。”几天后，又派人跑来说：“朝廷的使臣已过代州了。”消息传开，七万大军人心惶惶。病中的刘济信以为真，悲愤交集，不知如何是好，他一怒之下杀了几十个主兵大将和素来与刘绲亲近的人，派出快马传刘绲立刻前来行营，由张玘的胞兄张皋代理留后事务。
刘济气愤至极，从早到中午吃不下一点东西，傍晚的时候他觉得口渴，向刘总要碗粥汤。刘总暗中在粥汤中投毒，可惜一代雄杰，竟遭亲子毒手，死于非命。这时，刘绲已经走到涿州，刘总假借刘济的命令，一顿乱杖把刘绲结果了。
刘总杀了刘绲，把父亲刘济葬在白带山麓的东南方向。他在刘济墓地建了一座庞大的坟庄，用以守候亡父的墓地。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当考古工作者发掘刘济墓的时候，发现有多处僭制。刘总为什么要这样？是为掩饰弑父的罪行，还是自我赎救？
刘总弑父杀兄，机关算尽，如愿以偿坐上幽州卢龙节度使的宝座，罪恶的灵魂却饱受折磨。天理昭昭，被穆宗皇帝扫地出门，清出幽州。刘总落发为僧，凄惨地离开幽州，走到定州，离奇暴死。
刘济下葬后，刘总拾起带血的权杖，成为幽州的实际统治者。宪宗皇帝不知细情，竟然下达诏书，由他继任幽州卢龙节度。刘总如愿以偿，坐上了幽州军政宝座。宪宗皇帝授他斧钺，封他为楚国公，升他为检校司空。
被宪宗赦免的王承宗再次拒命，刘总派兵讨伐，一举攻取武强县。之后，刘总在武强县驻扎下来，按兵不动，以此要挟朝廷，贪图赏赐和供给。宪宗看得分明。此时，朝廷正在对淮西藩镇吴元济用兵，王承宗又和朝廷刀兵相向。唐王朝控制的易州和定州势单力孤，宪宗不得不暂时姑息刘总，加封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久，吴元济被擒，王承宗忧惧而死。刘总孤处幽州，感觉到中央政权的强大军事压力，如果再不听命朝廷，怕是会和吴元济、王承宗一样下场。极度恐惧之下，刘总开始为自己寻求保身之计。
在面临政治军事压力的同时，家事也不安宁。刘总亲手杀死了父亲和兄长，内心十分愧疚，心忧而异相生，大白天的经常看到父亲刘济和胞兄刘绲一脸冤屈的惨状追着向他索命，弄得他日夜惶恐，几乎崩溃。万般无奈之下，他从幽州各地请来几百高僧，在官邸的后面修建了一座庞大的佛寺，让这些僧人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寺中念经祷告，超度父兄亡灵，为自己消灾去祸。后来他搬到寺内居住，才暂得安宁。一旦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又会见到刘济和刘绲的冤魂，吓得他只好长期躲在寺里。
到了晚年，刘总更是不得安宁，让父兄的冤魂闹得凄惨不堪。万般无奈的刘总，想出刊刻石经的方式，试图靠佛祖的力量，消除自己内心的恐惧。他把刊刻好的《佛本行集经》封藏在幽州西山（今石景山）孔雀洞中，刘总也就成为继刘济之后，幽州卢龙节度使刻经的又一人。只可惜，佛不佑恶人，刘总的举动，并没有结束父兄作祟的厄运。
后来，刘总上书皇帝，请辞幽州卢龙节度使的官职，退而作个奉朝请的散官。他请求把幽州镇一分为三：以幽州、涿州、营州为一府，由张玘镇守；瀛州、莫州为一府，由卢士玫镇守；平州、蓟州、妫州、檀州为一府，由薛平镇守。又把幽州宿将一一推荐给朝廷。
可惜，在位的唐穆宗不是个有为之主，当朝宰相崔植、杜元颖也缺乏深谋远虑，失去了瓦解幽州割据势力的大好机会。朝廷想拉拢刘总的部将张玘，让他把持幽州军政大权，所以没有采纳刘总的提议，把幽州镇全境交给了张玘，只把瀛州、莫州分出来，设置观察使。
刘总推荐给朝廷的幽州将领，更是受到朝廷的冷遇，这些人高高兴兴地来到长安，找到旅馆住下准备就封。可一天天过去了，却没人过问，每天到中书省求官无果，最终花光了盘缠，沦落为借衣丐食的难民。等来等去，穆宗一纸圣命，又将这些人悉数遣回幽州。
幽州属将的遭遇，似乎预示出刘总的悲惨结局，只是刘总浑然不觉。刘总递上表章，请求落发为僧，企图从罪恶的折磨中彻底解脱出来，到国都长安了此残生。穆宗看过表章，拜刘总检校司徒兼侍中、天平节度使。后来听说刘总真的落发了，穆宗竟出尔反尔，收回成命，赐他僧服，封他为大觉师，张榜昭告，把刘总的宅邸改为佛寺，派使臣带来继任节度使的节印，彻底断了刘总的后路，将刘总从幽州扫地出门。刘总交出节印，穿上僧服，凄惨地离开幽州，一路朝长安而去，走到定州，离奇暴死。
当初，刘总上表辞职的时候，给朝廷献上良马一万五千匹。群臣怀疑其中有诈，穆宗力排众议，接受了这些马匹，派出给事中薛存庆前往幽州镇宣达圣意、安抚刘总，拨给幽州镇一年的费用一百万钱劳军，一些无依无靠的老人，由朝廷供给衣食。刘总在谭忠的陪从下离开幽州时，那些曾经受到过刘氏家族恩惠的人，自发聚集起来，拦住刘总不肯放行。刘总竟大开杀戒，杀了十个带头阻拦的人，连夜抄偏僻小路离开。天亮以后，人们才发现刘总不见了。
刘总暴死定州后，谭忠护送刘总的灵柩，一路来到长安，一病身亡。刘氏家族的悲剧就此谢幕。
如今，当人们置身房山区长沟镇坟庄村的刘济墓前，回味《唐书》中记载的这些带血的篇章，除了感慨，还是感慨！而作为局中人的刘济和刘总，用血的代价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借鉴。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他们还会重复那段历史吗？
难说啊！现代“彭大将军”、“四野林大统帅”不都是死无葬身之地吗？
文作者杨亦武专注燕都文化研究三十余载，是这一领域资深专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