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教育家思想研究·韩愈的教育思想（793）
2011年4月10日
韩愈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且也是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被后人尊奉为伟大的教育家。韩愈作为一位正直而有抱负的文人，是主张儒家积极入世的观点的。他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教育问题对于封建统治的重要性，因而他对教育问题十分关注，终其一生都在努力思索人才问题，并积极投身教育事业。他在教育实践中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事迹如下：在其做四门博士、国子祭酒期间不停地四处讲学，激励提携后学；在其任潮州刺史期间捐资助学，大力兴办乡校，促进了潮州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韩愈所留下来的教育论著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人才与教育问题的各个方面，其中许多都是具有建设性的观点。从其主要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把韩愈的教育思想大体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为实现“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学说；与其人性论观点相联系的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尊师重道的“师说”；在《进学解》里及其长期教育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教学经验。
一、教育目的
教育目的主要指培养目标，即人才的规格。人才的培养实质上就是教育的过程。韩愈所认为的教育的目的也就是他个人的人才观。要研究韩愈的人才观，我们首先要弄清楚韩愈认为什么是人才这一基本问题，亦即人才在韩愈思想中有怎样的规定性。但在其著作中韩愈并没有对人才这一概念下过明确的定义，因此我们只能从其留下的主要的著作中来窥知其梗概。现摘引有关材料如下：
在《与汝州卢郎中论荐候喜状》中，韩愈称侯喜“为文甚古，气志甚坚。行止取舍，有士君子之操……观其为文，未尝不掩卷长叹”。
在《举张正甫自代状》中，韩愈称赞张正甫“正直之性，怀刚毅之姿。嫉恶如仇雠，见善若饥渴。备更内外，灼有名声。年齿未高，气力逾励。甘贫苦节，不愧神明，可谓古之老成，朝之硕德”。
在《举韩泰自代状》中，韩愈称赞“他词学优长，才器端实，早登科第，亦更台省。往因过犯贬黜，至今十五余年。自领漳州，悉心为治。官吏惩惧，不敢为非；百姓安宁，并得其所。”
在《柳子厚墓志铭》中，韩愈称许柳宗元“少精敏，无不通达……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在《柳州罗池庙碑》中韩氏叙述了柳宗元的政绩，对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能泽其民”的治才，表示钦佩。
在《荐张籍状》中，韩愈称赞张籍“学有师法，文多古风，沈默静退，介然自守。声华行实，光映儒林”。
在《樊宗师状》中，韩愈称赞他“孝有忠信，可以厚风俗；勤于艺学，多所通解，议论平正有经据，可以备问；谨洁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识，可任以事。”
综观以上诸材料，人才这个概念在韩愈那里有多方面内容，包括（1）政治才能：如韩泰之治漳州与柳宗元之治柳州都受到韩愈的热情称赞，可见政治才能作为人才的基本素质备受其推崇。（2）博学能文：韩愈所赞赏的众多人物都是具备渊博知识和文学创作能力的才俊。（3）尤重德行：韩愈非常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在其眼中德行才是人才最重要最基本的要素。综上，我们可以归结为德行与艺业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进一步把韩愈对人才的要求概括为：忠君、清政、兼礼法、继传统。为此，韩愈阐发了《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点，进一步将其培养目标标准化。韩愈在《原道》里引用了《大学》里的一段重要的话：“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其意者，将以有为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将修心养性看成是万事之本，强调“诚意”、“正心”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自韩愈起，《大学》的地位逐渐被提高了。宋朝以后，《大学》便成为独立的儒家经典，被列为“四书”之一。
韩愈所说的“清政”，是指为官要廉政，政治要清明，能除弊抑暴。这主要体现人才的政治才能。提出这一要求的目的是为维护封建统治进而巩固封建国家政权。
“兼礼法”中的“礼”指的是封建等级制度。“仁”与“礼”是儒家思想中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两个方面。礼乐与刑政是治国之方的两个方面，两者不能偏废。他把两者并提可见其思想的深刻。他奉“六经”又通百家，是文人又兼官僚，修文事也治军事。因此在治国问题上，他主张儒经与法律兼顾，刑政与教化并重。礼乐是指思想文化、行为举止方面，刑政是指政治法律方面。在治国上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传统”就是指儒家之“道”，也就是指体现“三纲”、“六纪”的封建等级制度、伦常道德和行为礼仪。
在上述诸标准中，忠君是核心内容，清政、兼礼法、重传统等都是忠君思想的必然要求。儒生如具备了这些品德，就可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同时韩愈认为人的才具各有不同，因而其用也有差异。在《进学解》中，他说“夫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也，斧斤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馀为妍，卓荦为杰，校端量长，惟器适用者，宰相之方也”。他以木材和药材为例来说明人才问题。木材与药材是有不同特点的，因而其用途也是不同的。人才也是如此，因而是不能齐一等同的。这种观点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来看无疑都是正确的。
韩愈深知人才对于封建统治的重要性，因而他希望统治阶级能很好地培养和选拔人才，从而使人才能更好地为封建统治服务。韩愈所追求的人才理想是“士得其所”。在《马说》中，他用识马的道理来表明识别人才的重要。他认为天下有贤士，四海之内定有其秀，关键在于“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正是由于统治者不识才、不惜才，才致使大量的人才的被埋没。这是其基于自己“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的切身体会。这一建议同样也是有建设意义的，在当今仍具有现实意义。他认为人才就应有别与常人，而受到特别的优待与赏识。只有优待与善待人才，给人才以应有的理解与尊重，人才才能够为我所用。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领导者在培养、选拔、任用人才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教育作用
这里所说的教育作用是指教育在发迹人性上的作用。韩愈关于教育作用的观点是建立在其“性三品”学说上的.对于人性问题，我国古代许多的教育家、思想家都有谈及。就儒家而言，在韩愈之前就有“性善”、“性恶”“、性三品”等学说。他们谈论“人性”的目的是为其封建统治寻找理论依据，其根本目的是为封建统治服务。他们认为统治阶级均受命于天，生来就是“治人者”，劳苦大众生来就是“愚”的、“恶”的，是“治于人者”。韩愈是典型的“性三品”论者。他写了《原性》一文，表达了其这一人性论的基本观点。就其根源来说，他的“性三品”学说是直接继承于董仲舒的“性三品”学说的。他说“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与物而生也。”他把性与情并提，并把“性”作为“情”的基础。其中人“性”中包括“仁、义、礼、智、信”等五德。“性”分上、中、下三品：上品的人“善焉”，以仁德为主，中品的人“可导而上下也”，而下品的人则是“恶焉”。他认为性之外还有“情”，“情”是“接于物而生的”，它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情。情是与性相对的，它也是分上、中、下三品的。他认为具有上品性的人，七情的表现都能“适中”；具有中品性的人，是要求其七情适中的，但往往却“有所甚”“有所亡”，即“过”与“不及”，而不能恰如其分；具有下品性的人则“直情而行”，毫不加以控制。他的“性三品”学说奠定了其教育学说的理论基础。
他与“性三品”学说相联系的教育作用观点：人性决定教育所起的作用，教育对不同的人是起不同的作用的。教育虽然有重要作用，但教育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他说“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中焉可导而上下”“下之性畏威而寡罪”。他认为“三品”的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内，“品”是“不移”的。在“品”的内部，可用教化和刑罚使人发生一定的改变。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在既定的“品”之内使“性”发生移动。韩愈的“性三品”学说坚持具有上下品的人的“品”是不可移的，教育对“下品”的人是不起作用的，“下品”的人只能用刑罚来使之畏惧，使其收敛其恶行。这样一来，势必造成教育的作用要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也是其教育思想中的一大明显的缺憾与局限。
三、教师问题
韩愈在教育史上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关于“师道”的论述。在其众多的著作中，《师说》一文被世人公认为是韩愈最重要的教育理论著作。其中蕴含的思想构成了韩愈教育思想的精髓。它的出现并不是偶然性的产物，而是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唐德宗贞元18年（公元802年），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耻学于师”的不良风气，而且这种风气从魏晋开始已流传几百年了，“师道之不闻也久矣”。这种风气并已严重影响到了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当时韩愈刚进国子监当四门博士，为改变这种不良风气恢复师道，不仅自己敢于“抗颜为师”，而且做《师说》劝诫世人要尊师重道。当时柳宗元对韩愈的这种行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师道不存的情况下，唯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从中可见当时此文的写作，是需要怎样的勇气和魄力的。《师说》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篇比较全面地从理论上论述“师道”的文章，其历史影响极其深远。此后许多教育家都对此发表评论。它的思想意义更在于它继承并发展了前人关于师道的观点，，为我国教育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比较进步的见解。《师说》中精湛的思想一直影响着此后历代教育工作者。它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中非常珍贵的一份教育文献与遗产。
《师说》中所论述的观点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师存在的必要性。《师说》由“人非生而知之者”出发，肯定“学者必有师”。“人非生而知之者”的论点，直接否定了“人生而知之”①的论点，成为“学者必有师”这一论点的可靠理论依据。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很具现实意义的，它对当时“耻学于师”的社会风气进行了有力批判。
（二）教师的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师说》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我国教育史上，这是第一次完整地对教师的职责进行的论述。这个论断的生命力就在于韩愈揭示出教师的职责这一客观真理。它从韩愈作《师说》起至今一直在启示着教师忠实地履行自己的天职。韩愈所说的“传道”当然指的是传“儒家”之道，传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授业”在当时是指讲古文六艺之类的儒家经典，受到文化知识方面的教育。“解惑”则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解答学生在“道”与“业”两方面的疑问。他认为上述三项任务是紧密相联的，但“传道”是教师的首要任务，是目的，是方向，“授业”、“解惑”是进行“传道”的过程和手段。三项职责有轻有重，有先有后，因而应有主有次、前后有序地来进行，决不能本末倒置而舍本逐末。“传道”、“授业”、“解惑”这三项任务随着历史的发展已被人们赋予了新的内涵。韩愈把“传道”放在“授业”与“解惑”之前的思想，在今天则被理解为把德育放在智育、美育之前。这一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当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他着重强调了德育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这种把德育放在其他教育之前的思想有助于改变许多教师忽视德育而仅仅注重智育这一教育现状，有利于教育的良性发展。他的这一思想中还包含了寓德育于智育之中、德育通过智育来进行的思想。它有助于教师明确自己的职责和首要任务，从而使其在教学中能做到有的放矢。
（三）提出以“道”为求师的标准，主张“学无常师”，师生之间应建立合理的师生关系。他认为“道”是师生关系联系的纽带和中介，能否为师应用“道”来衡量。人不分贵贱与长少，只要有“传道”“授业”的本领，就具备了做教师的条件。这种以“道”为师、“学无常师”的主张在当时对打破士大夫妄自尊大的心理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关键在于“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师弟子之间可以“相师”，这有利于确立合理的师生关系。他不把师生关系看成是绝对的，而认为师生关系是相对的，是可以随时间的变化而相互转化的。这是一种含有辩证法因素的民主性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孔子“三人行必有吾师”“就有道而正焉”是韩愈“学无常师”的思想渊源。这种精辟的论断是具有穿透历史的震撼力，能够经久而不衰。《师说》这篇文章正是由于具有了这种精辟的论断才使其能够大放异彩，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韩愈在阐述教师问题时，认识到了“道与师”、“道与业”、“师与生”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含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因素。提出了教师既应忠于理想、传播真理、又要学有专长、认真授业；既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又要求学生以能者为师，提倡教学相长。这些卓越的见解，不但丰富了我国古代教育理论，而且对当今教师正确理解职责、政治与业务、教书育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均具有启发意义。
四、教学经验
韩愈不仅自己勤奋求学，而且亲自参加教育实践活动，招收并教育过很多学生。所以，在自学和教学方面均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见解。
（一）关于学习方面的经验
韩愈不止一次地来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在《招扬之罘一首》中，韩愈以“柏生两石间”和“野马不识人”的结果必然是“万岁终不大”和“难以驾车盖”的比喻，来说明人不学习到头来必将一事无成。在《符读书城南》中，韩愈对此有更警切的论述。他认为“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他还举例说：“两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长聚嬉戏，不殊同队鱼。年至十二三，头角稍相殊。二十渐乖张，清沟映污渠。三十骨骼称，乃一龙一猪。飞黄滕踏去，不能顾蟾蜍。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学习既然如此重要，那么究竟应怎样学？韩愈给我们提供了如下的学习经验：
1.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勉
关于学生如何“进学”的问题，韩愈在《进学解》中提出的第一句名言就是：“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是他治学多年宝贵经验的结晶，也是他对先人治学经验的总结。意思是说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奋刻苦，学业的荒废在于嬉戏游乐；为人行事的成功在于深思熟虑，而败毁在于因循苟且。在这里，他要求学生在业务方面要“精”，在德行方面在“成”，而达到精和成的惟一方法，就是“勤”和“思”；反之，如果嬉游终日，不勤奋用功，那么学业就会荒废；如果随随便便，不认真思考，那么德行就会毁堕。“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空。”这些虽然都是极平凡的道理，但是它却揭示出学习的客观规律。同时他还叙述了他自己为学之勤已达到“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地步。韩愈用最明确、形象、精炼的语言把这一学习经验固定下来。这对后世人们的学习和思想修养起了极为有益的影响，甚至变成了人们的座右铭。自古以来，凡是在学业上有成就的人都离不开这两条宝贵的经验。韩愈自身的成功不正说明了这一经验的价值。他之所以能在文学方面有极其高深的造诣，恰恰就是依靠这两条经验。
2.在博的基础上求精
韩愈在教学实践中领悟到博与精的辨证关系。博与精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没有博，也就没有精；没有精，博就是一种大杂烩。韩愈一方面强调“贪多务得，细大不涓”。另一方面又要求讲究精约，提出“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勾其玄”。
韩愈还提出学习要讲究系统性。他反对“学虽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不要其中”的学习方法。所谓“不由其统”，就是不由系统方面着手，只是掌握一些支离破碎的知识，不能形成知识系统。严格来说，这样的知识是没有用的，也是很容易忘记的。所谓“不要其中”是指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仅仅去关注一些细枝末节及一些无关痛痒之处。进而提出要“勾其玄”、“提其要”的学习方法即要注重学习的系统性。
3.把学习和独创结合起来
韩愈认为师古圣贤人，要师其意不师其辞。以古人为师不必拘泥于章句文辞，而是要学习古人文章中的思想、方法。如果只知道背诵、模仿古圣贤人的陈词滥调，那么到头来只不过是一个剽贼罢了即所谓“降而不能乃剽贼”。他赞成吸取前人的优秀成果，但反对沿袭剽窃。他不屑于“踵长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的行为。他认为那种谨小慎微地追随世俗和没有创见地抄袭一些陈年书籍是没有出息的。他主张万事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能“抒言立意，自成一家心语”，从而达到“闳其中而肆其外”的境界。他十分欣赏有创造性和有个人见解的人，“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韩愈自身就是其教育经验的实践者。韩愈的文章能造语生新，风格独具，自成一家，就得益于其能很好地把学习与独创结合起来。
（二）关于教学的经验
1.重视因材施教
这一观点是建立在人的才具各不相同这一人才观之上的。他认为人的能力、特点是不相同的，因而教学时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加以对待。他以工匠使用木材为例来说明了这一观点。最重要的是他还进一步把因材施教与因才使用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一教学经验至今仍为广大的教育工作者普遍认同，并被他们进一步运用于实际的教学中。
2.教学方法的生动活泼
韩愈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生动活泼。他说“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恢笑啸歌，使皆醉义忘归。”教学是一种感情艺术，因而教学语言的生动性与教学的严肃性并不是对立的。对其学生张籍对他这一问题的批评，他曾经这样辩解道“驳杂之讥，前书尽之吾子复之，昔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恶害于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教学的生动性并不影响教学内容的思想性，这是他多年教学经验得出的精辟的论断。试想一个对教育对学生漠不关心的人，他是不可能去想如何使课堂活跃起来这一类问题的。他能实现教学活动生动活泼、不拘俗套的原因正是在于他能“抗颜为师”、“以师自任”及对教育事业充满了深厚感情。
3.写作教学上的创见
在写作教学上，韩愈也是十分有见地的。他从“文以载道”观点出发，主张“以道弘文”。他认为文是手段，道是目的，文是形式，道是内容，文是为道服务的。他认为“道盛则气盛，气盛则文昌，文以贯道，文以明道，文以载道”。他还认为写文章要奇雄简约，浩浩荡荡，形成一种势不可挡之势。因而他的文章能自成体系，形成所谓“韩文”派，对后世的文学发展影响深远。
总之，韩愈的教育思想流传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学习、认真的研讨与大胆的借鉴。现代教育是指以培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现代人为宗旨的教育。它的目标已凸显出素质教育、通才教育、创造教育、个性教育等特征。这同时也就对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我们将如何应对？我们只有大胆地借鉴古今中外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才能应对现代教育的新挑战。韩愈的教育思想中有许多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是与现代教育目标相契合的，因此我们研究其教育思想的目的就在于要找出这些契合之处，使韩愈的教学思想能为我所用，为现代教育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