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严拒范纯仁

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

提到范仲淹，人们马上会想到欧阳修为他两次遭贬：一次是由于范仲淹“因一言触忤”宰相吕夷简被谴时，欧阳修为其抱不平而愤笔《与高司谏书》而遭贬夷陵；一次是在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的风风雨雨中，欧阳修为之冲锋陷阵，为了替他辩“朋党”之诬，写出不朽之文《朋党论》，而再遭景祐之贬滁州。对此二公，无论在当时，或于后世，总被视作一个战壕里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况且，两家父往子交，情谊笃厚，何以会产生矛盾？范纯仁会因什么事惹欧公大动肝火，以至遭到“严词拒之”呢？

问题的产生，缘起在欧阳修为范仲淹所写的《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一文中的13个字上。

皇祐四年（1052）五月二十日，范仲淹在由青州徒知颍州，赴任途经徐州不幸去世，享年64岁。当时欧阳修正在颍州为母守制。7月，接到范公遗属来信请“以埋铭见托”。欧阳修深感自己“平生孤拙，荷范公知奖最深”，为范公撰写神道碑铭当是义不容辞的事情。可是，他却一拖再拖，两年之后才动笔。其主要原因是总结范仲淹的人生，就意识着对近30年当代政治与军事史作出一个尽可能客观冷静的总结与评判，这对于一位亲历其中、创痛深重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况且，其时政敌依然人多势众，范仲淹不就是以“朋党”罢参知政事、贬知邠州，改青州，再改颍州，“窜逐”京外七年之久含屈而逝的吗？因此，既要彰显范仲淹一生的功绩，又不能给政敌以任何可以攻击的把柄。反复斟酌，迟迟难以动笔。就此，他对不理解此间苦衷的朋友说：

“中怀亦有千万端事待要舒写，极不惮作也。此文出来，任他奸邪谤议近我不得也。要挺然自立，彻头须作把道理事，任人道过当，方得恰好。所以迟作者，本要言语无屈，准备仇家争理尔”。

在给范家子弟的回信中他也说：“此文极难作，敌兵当强，须字字与之对垒”。

现在文章终于写成，为了慎重起见，又将初稿寄请与范仲淹同遭谪贬之难的韩琦审定。

经过反复修改，文章方最后定稿。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篇文章没有招致政敌的攻击，却引起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的极大不满。矛盾的焦点在于此文述及的宝元元年（1038）西夏战事爆发之后的一段史实。文中写道：

自公（范仲淹）坐吕（吕夷简）贬，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吕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为党，或坐窜逐。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查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

景祐年间“朋党风波”，使包括欧阳修在内的范仲淹的所有支持者都遭到贬谪，吕夷简不久也被罢相位，范、吕二派当时可说是两败俱伤。及至西夏战事爆发后，吕夷简再次入相，范仲淹受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成为抗敌之军事主将。范仲淹深以国家利益为重，外敌当前，必须迸弃个人恩怨，促使将相同心。便主动写信与吕夷简和解，以而受到朝野上下一致好评。欧阳修公允不偏地记录这段往事，可范纯仁却出于党派意气，不接受这种写法。他说：“我父亲从来就没有和吕公和解过！”要求欧阳修修改“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这13个字，欧阳修甚为“震怒”，很生气地说：“这些都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你们年轻人怎么知道？！”因此，他严词拒绝了范纯仁的要求。而范纯仁便自作主张删去二十余字，才刻石埋铭。欧阳修闻知此事，十分气愤地说：“这不是我的文章”！并声明：若读真正的《范公神道碑铭》，应以我家藏之版本为准。又感叹地说，我也是受过吕夷简迫害的人，但我不能凭个人感情涂改历史；况且范公与吕公和解的信也清清楚楚地收集在他的文集之中；所以，我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