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文体发展演变到今天,已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不少有识之士甚至大声疾呼,以求为对联在文学史中谋得一席之地。二○○○年《对联》第五期刊登赵雨先生的《走向对仗的汉语言文学——清对联》一文,就是最新一个例证。
拜读赵文之后,深感赵先生对楹联的起始沿革及其发展演变的研究颇有独到之处,获益匪浅。惜乎这些论述对论证“清代的主流文体是楹联”似乎关系不大。就文论文,深感论据不足,论证乏力。
所谓主流,即干流,比喻事情发展的主要方面,并可据此区别事物的本质和现象。且不说清代的经学、小学、目录学等的学术成就斐然,仅以文学而论,正如《对联》编者所言:清代“文学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以至于到后世难以判断何为清代文学之主流”。不过,过去的文史界对中国文学的嬗变程式,还是有个大致相同或相近的说法,即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杂剧)、明清小说。这里的“明清小说”,就包含了中国多部著名的的古典小说。事实上,清代小说在明代小说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广度,均属空前。因此,要论定清代文学何者为主流,何者为支流,就不能贸然地一厢情愿地作出某种判断。具体来说,正确的态度,应是把对联放在整个清代各种样式的文学成就中来加以比较、考察,客观地分析其短长,从彼时丰厚的文学实践中找出其发展原由和内在联系,剖析其表现的差异,理性地发掘其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从而得出合理的结论。愚以为,这恰恰是赵文所缺乏的,应予充实的地方。
例如:构思奇特、情节诡异的《聊斋志异》,被赞为“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儒林外史》,被誉为“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红楼梦》,以妇女婚姻为题材的《醒世姻缘》、《镜花缘》,谴责小说的代表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小说,均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清代不同时段的深刻现实;在戏剧方面,有李玉和的《清忠谱》、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著名剧作,均较元杂剧有所发展;顾炎武、龚自珍、黄遵宪、章炳麟、秋瑾等人宣扬爱国革命的诗歌创作;以及大量出现的古文、笔记小品、地方戏曲和京剧、传奇、杂剧、乱弹剧等,在当时均各有突出表现。当然,这期间的对联创作也有大的发展,形成高潮。所有这些文学成就,在清代可谓百花灿烂,异彩纷呈,各有千秋。
我们说清对联形成高潮,是就对联本身的发展演变、日臻完备而言,而不是说对联就是整个清文学的主流,其外延是清楚无误的。我们不能超越这个“度”。夸饰过度,就会“过犹不及”。
有清一代,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复杂的时代。我们研究某种文体是否是彼时的主流文体,关键不在量多用广,而在其是否应时代潮流而生,是否高质量地为时代服务。清对联虽朝野盛行,但它不能像小说、戏剧、诗文那样全面、深刻地反映当时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实在说,一部《红楼梦》可以包容千百副对联,但千百副对联的内容却很难涵盖《红楼梦》所反映的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深刻变化。这不仅因为文学样式不同,其实也是对联自身形制短小,容量有限,及其严格的对仗追求制约的结果。
清对联是第一个高潮,民国年间是第二个高潮,近二十年是第三个高潮——这个概括大概符合对联的发展实际。但无论过去,现在,乃至未来,对联均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这就是结论。
关于对仗,从赵文的标题到行文的内容,都可看出这是全文要论述的重点。先说《走向对仗的汉语言文学——清对联》这个题目,就易生歧义。因为对仗文体(包括对联)自古有之,而非到清代才开始“走向”。诚然,其中的某些论述是有参考价值的。如说“以五言诗的形式而辅以骈文的骈俪追求,对联就是在这时正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文体的。这意味着对联文体之边缘性与独立性,从一开始就非哪一种文体的附庸”,“以‘对仗’格局为线索的语言文化诗学的研究,无疑也许会对新世纪对联学的建设作出绵薄的贡献”。但下面这些论述则大可商榷。如“一部古典文学文体演进史,可以说正是以‘对偶——对仗’为内在线索的历史。三千年伏线,到了清代(具体到晚清)才见得分晓。对联之盛,达到了古典文学文体之美的高峰”。“作为对联灵魂的‘对仗’,却将可能会成为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的灵魂”。“‘对仗’艺术不仅仅可以超出对联文体的范畴而成为中国文学的灵魂,而成为写作行为的基础”……这样一些论述,把“对仗”看作“中国文学的灵魂”,虽可“醒世骇俗”,但却大大超出了“对仗”的功能范畴,并不符合中国文学史和汉语言的实际。今天的新文学,不管哪种文体,除旧诗词及对联之外,都不可能成为“对仗”的文学,这是不争的事实。说“对仗”是汉语的特征之一尚可,但简单地把它提升到对仗是所有文学样式的特征,则未免武断。
应该看到,从《诗经》以降,绵延至今,中国固然是有悠久诗歌历史的国度。为了作旧体诗歌及对联,研习对仗技能,并使之达到纯熟运用的程度,的确对仗是必不可少的基础。但中国同时又是一个散文高度发达的国度,其叙史记事,言情说理,阐精述微,纵横恣肆,并不受任何音韵平仄约束的态势,则对仗并非其必不可少的“基础”。韵文、散文这两大文学主线的演变,常有相互渗透,彼此滋养,共生共荣的史证,但却没有谁取代谁,谁贬抑谁的先例。写诗词曲,因涉及音韵平仄,自然少不了对仗骈俪的追求,但写散文、写小说等,却以叙事说理、刻画人物为主,其中虽偶有对仗,已属修辞层面的运用,而非必要条件。韵文、散文这两者的表现形式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但在赵先生笔下,似乎泯灭了这两者的差异,甚至抹去了散文这一文学主线的存在,这就让人惊诧莫名了。
说到古人对联用字的“虚实、死活、事类”,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这无疑是对联演变过程中一个阶段性的反映。我们一方面要看到这一事实,同时也应用今天的汉语现实,指出其并不周密的地方。我们既要借鉴古人的成就,继承传统的优秀部分,更要采纳当今学者研究的成果,吸取外来有用的知识。古人作联讲究“虚实、死活、事类”,彼时彼地,算是一个进步。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过去,就不能撇开现实的发展而照搬过去的模式,而应扬弃其局限,克服其不足。就拿闻名天下的昆明大观楼长联而论,无疑是联作中的一个丰碑,但其上联的“点缀些翠羽丹霞”与下联的“都付与苍烟落照”两句,其前三字“点缀些”与“都付与”,其用词就不够工稳妥贴。不然,还谈什么对联的进步和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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