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文体发展演变到今天，已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不少有识之士甚至大声疾呼，以求为对联在文学史中谋得一席之地。二○○○年《对联》第五期刊登赵雨先生的《走向对仗的汉语言文学——清对联》一文，就是最新一个例证。
拜读赵文之后，深感赵先生对楹联的起始沿革及其发展演变的研究颇有独到之处，获益匪浅。惜乎这些论述对论证“清代的主流文体是楹联”似乎关系不大。就文论文，深感论据不足，论证乏力。
所谓主流，即干流，比喻事情发展的主要方面，并可据此区别事物的本质和现象。且不说清代的经学、小学、目录学等的学术成就斐然，仅以文学而论，正如《对联》编者所言：清代“文学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以至于到后世难以判断何为清代文学之主流”。不过，过去的文史界对中国文学的嬗变程式，还是有个大致相同或相近的说法，即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杂剧)、明清小说。这里的“明清小说”，就包含了中国多部著名的的古典小说。事实上，清代小说在明代小说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广度，均属空前。因此，要论定清代文学何者为主流，何者为支流，就不能贸然地一厢情愿地作出某种判断。具体来说，正确的态度，应是把对联放在整个清代各种样式的文学成就中来加以比较、考察，客观地分析其短长，从彼时丰厚的文学实践中找出其发展原由和内在联系，剖析其表现的差异，理性地发掘其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从而得出合理的结论。愚以为，这恰恰是赵文所缺乏的，应予充实的地方。
例如：构思奇特、情节诡异的《聊斋志异》，被赞为“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儒林外史》，被誉为“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红楼梦》，以妇女婚姻为题材的《醒世姻缘》、《镜花缘》，谴责小说的代表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小说，均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清代不同时段的深刻现实；在戏剧方面，有李玉和的《清忠谱》、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著名剧作，均较元杂剧有所发展；顾炎武、龚自珍、黄遵宪、章炳麟、秋瑾等人宣扬爱国革命的诗歌创作；以及大量出现的古文、笔记小品、地方戏曲和京剧、传奇、杂剧、乱弹剧等，在当时均各有突出表现。当然，这期间的对联创作也有大的发展，形成高潮。所有这些文学成就，在清代可谓百花灿烂，异彩纷呈，各有千秋。
我们说清对联形成高潮，是就对联本身的发展演变、日臻完备而言，而不是说对联就是整个清文学的主流，其外延是清楚无误的。我们不能超越这个“度”。夸饰过度，就会“过犹不及”。
有清一代，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复杂的时代。我们研究某种文体是否是彼时的主流文体，关键不在量多用广，而在其是否应时代潮流而生，是否高质量地为时代服务。清对联虽朝野盛行，但它不能像小说、戏剧、诗文那样全面、深刻地反映当时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实在说，一部《红楼梦》可以包容千百副对联，但千百副对联的内容却很难涵盖《红楼梦》所反映的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深刻变化。这不仅因为文学样式不同，其实也是对联自身形制短小，容量有限，及其严格的对仗追求制约的结果。
清对联是第一个高潮，民国年间是第二个高潮，近二十年是第三个高潮——这个概括大概符合对联的发展实际。但无论过去，现在，乃至未来，对联均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这就是结论。
关于对仗，从赵文的标题到行文的内容，都可看出这是全文要论述的重点。先说《走向对仗的汉语言文学——清对联》这个题目，就易生歧义。因为对仗文体(包括对联)自古有之，而非到清代才开始“走向”。诚然，其中的某些论述是有参考价值的。如说“以五言诗的形式而辅以骈文的骈俪追求，对联就是在这时正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文体的。这意味着对联文体之边缘性与独立性，从一开始就非哪一种文体的附庸”，“以‘对仗’格局为线索的语言文化诗学的研究，无疑也许会对新世纪对联学的建设作出绵薄的贡献”。但下面这些论述则大可商榷。如“一部古典文学文体演进史，可以说正是以‘对偶——对仗’为内在线索的历史。三千年伏线，到了清代(具体到晚清)才见得分晓。对联之盛，达到了古典文学文体之美的高峰”。“作为对联灵魂的‘对仗’，却将可能会成为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的灵魂”。“‘对仗’艺术不仅仅可以超出对联文体的范畴而成为中国文学的灵魂，而成为写作行为的基础”……这样一些论述，把“对仗”看作“中国文学的灵魂”，虽可“醒世骇俗”，但却大大超出了“对仗”的功能范畴，并不符合中国文学史和汉语言的实际。今天的新文学，不管哪种文体，除旧诗词及对联之外，都不可能成为“对仗”的文学，这是不争的事实。说“对仗”是汉语的特征之一尚可，但简单地把它提升到对仗是所有文学样式的特征，则未免武断。
应该看到，从《诗经》以降，绵延至今，中国固然是有悠久诗歌历史的国度。为了作旧体诗歌及对联，研习对仗技能，并使之达到纯熟运用的程度，的确对仗是必不可少的基础。但中国同时又是一个散文高度发达的国度，其叙史记事，言情说理，阐精述微，纵横恣肆，并不受任何音韵平仄约束的态势，则对仗并非其必不可少的“基础”。韵文、散文这两大文学主线的演变，常有相互渗透，彼此滋养，共生共荣的史证，但却没有谁取代谁，谁贬抑谁的先例。写诗词曲，因涉及音韵平仄，自然少不了对仗骈俪的追求，但写散文、写小说等，却以叙事说理、刻画人物为主，其中虽偶有对仗，已属修辞层面的运用，而非必要条件。韵文、散文这两者的表现形式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但在赵先生笔下，似乎泯灭了这两者的差异，甚至抹去了散文这一文学主线的存在，这就让人惊诧莫名了。
说到古人对联用字的“虚实、死活、事类”，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这无疑是对联演变过程中一个阶段性的反映。我们一方面要看到这一事实，同时也应用今天的汉语现实，指出其并不周密的地方。我们既要借鉴古人的成就，继承传统的优秀部分，更要采纳当今学者研究的成果，吸取外来有用的知识。古人作联讲究“虚实、死活、事类”，彼时彼地，算是一个进步。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过去，就不能撇开现实的发展而照搬过去的模式，而应扬弃其局限，克服其不足。就拿闻名天下的昆明大观楼长联而论，无疑是联作中的一个丰碑，但其上联的“点缀些翠羽丹霞”与下联的“都付与苍烟落照”两句，其前三字“点缀些”与“都付与”，其用词就不够工稳妥贴。不然，还谈什么对联的进步和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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