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四的时候，教法老师丁浩然给我们放名师的录像带，让我们观摩。丁浩然老师是北大的高材生，他不仅教学理念超前，教学手段也十分先进，在录像里“看”讲课，我们十分欣喜和好奇。
记得看于漪老师的《茶花赋》，于漪老师知性，智慧，清瘦，非常符合我对理想教师的想象，她又文采飞扬，激情四溢，将一朵童子面茶花诠释得淋漓尽致，我觉得她将带着几分童心、几分诗意、几分稚拙的杨朔复活了，又将这颗精神的种子植入孩子的心里，孩子们真诚地感动，无悔地创造，无声的生长，那堂课太动人，简直就是艺术，那里有生命的真，心灵的善，教师的爱，语文的美，浑然天成，行云流水。
其实，正是不经意间的一堂普普通通的教法课改变了我，我在那一刻被唤醒。我忽然明白我那云里雾里的作家梦太不切实际，我似乎读懂了自己：曾经的得意的诗文之作，都有无病呻吟的故作小儿女姿态的造作和苍白，我第一次较为深刻地思考自己的价值。因为在于漪老师的课堂上，我分明感到了生命的质感和重量。灵魂的尊严，美和生长，那么厚实厚重，那么令人感动。忆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从水管里流淌出来的是水，从血管里流淌出来的是血。”于漪老师以激情点燃激情，以感动创造感动，以才华培养才华，以生命感悟生命，“我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这个声音在那时响起，理想的种子在那一瞬生根发芽。
和于漪老师总是缘悭一面。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从教近二十年了，初“遇”于漪老师的感觉犹在心中，我知道，我穷尽一生也不能成为她，她是我的精神的永远的牵引。
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她，同时拥有文学的美的世界，哲学的理性的世界；于是她至法无法，至派无派，她“书剑”合一，她对教育执着的爱照亮了自己，照亮了学生，也照亮了我这个默默地崇拜她、努力地效法她的一个普普通通的语文教师的教师之路。
同是在大四的教法课上，另一位中学语文教育大家钱梦龙老师走进了我的视野，走进了我的精神世界。钱梦龙老师执教列子的《愚公移山》，那漂亮的“形”在此和“意”在彼的曲问似有神助：“参加移山的有哪些人？”“参加移山的邻居到底是孀妻还是遗男”，“那个小男孩有多大？”
一连串的问题令人拍案叫绝，这种对教材的极具个性的智慧的解读，令我十分着迷，对我的影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面对任何一个文本，我首先想的问题就是如何解读它，处理它，追求一种“曲问”的最高境界，这恐怕就是大家的影响力。
2000年在大连聆听了钱梦龙老师的《死海不死》。许多老师在课后，蜂拥而至，请他签名，我远远地望着，心间回放的还是那节《愚公移山》。也许是先入为主吧！我以为于漪老师的《茶花赋》和钱梦龙老师的《愚公移山》是语文课堂教学的双璧，是一种无法逾越的高度。1999年参加东北三省十佳教师语文展示课，欧阳代娜老师担任评委，在此之前，我有幸看过欧阳老师编的一套教材，令人耳目一新，整套教材侧重点突出，思路清晰。尤其是大量的古代诗文的选录，看出编者国文底蕴的深厚，对母语的情结和祖国文化的热爱。后来，我又知道她是作家欧阳山的女儿，《三家巷》是我喜欢的一部小说，也因此对欧阳老师又多了一分亲近感。
欧阳老师端庄大方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她对我的这节展示课给以了高度的评价，同时也十分中肯地指出了不足。
欧阳老师是语文大家，又出身名门，但是她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架子，措辞委婉，态度温和，厚德载物。
后来她到牡丹江参加黑龙江省中语会年会，我又有了一次可以近距离接触她的机会，不知为什么我在欧阳老师的身上读到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另一境界“温柔敦厚”，也想起了余秋雨先生的“成熟是一种并不刺眼的明亮，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大家”给人的启示远不是一种课堂的艺术，而是一种学术的修养，一种人格的魅力。
2000年在东北师大参加全国首批骨干教师培训，我担任班级的宣传委员、文艺委员和体育委员，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我既不爱好文艺更不擅长体育，宣传委员写写材料我还勉强胜任。记得刚开学不久，“骨干班”要和中文系老师开一个联欢会，作为“文委”，我在系办打电话通知中文系被邀请的老师。在我热情的邀请下其他老师一一应允，而只有朱绍禹先生一再推辞，我不明就理，热情力邀，朱先生在电话的那端朗声大笑告诉我说“我已经八十一了，我真的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谢谢你了！”
哦？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朱绍禹先生！
一段时间后，终于盼来了朱先生的教法课。和实际年龄相比朱先生要年轻得多，他风趣幽默，声音洪亮。他率真，富有一颗年轻的心，极富亲和力。课堂气氛热烈，我们听得如醉如痴，不时爆发出笑声和掌声，他是一个名至实归的语文大家。
后来，我的第一本教学专著要出版，我请朱先生作序，朱先生欣然应允，很快，我接到了朱先生的亲笔序言。他对青年教师的厚爱从此可略见一斑，没有推托，只有担当，真诚担当，竭力为之，我感动良久。
2004年到北京参加“全国著名诗人聚集中学语文课堂研讨会”，并在这次课上作“观摩课”，巧遇洪镇涛老师。有幸聆听了他的《天上的街市》，在这堂课上，洪先生春风化雨，朗诵丝丝入扣，带领学生穿越天街，叩问星星，叩问美，我亲眼目睹了孩子们在四十五分钟的课堂上的成长，他们从洪先生那里得到了那么多的鼓励，得到了那么多亲切的微笑，他们由忐忑到从容，由慌乱到自信，最后完全投入，朗读、鉴赏孩子们都难掩自己的“创作”喜悦。
洪先生也非常认真地听了我的一节诗歌鉴赏课，课后我去讨教，先生说“很好，很好，素质不错，只是你有点着急了，如果你再少讲一点，效果会更好！“洪先生是南方人，语音语调婉转，措词也婉转，但是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表面是“讲多少”的问题，实质上还是一个教师的修养和教育境界的问题。
在这次研讨会上，我见到了著名作家陈建功。深秋的北京的早晨，霜叶红了，蔓生植物仍就呈现着茂密的绿，空气是清新的，凉凉的。我与陈建功在宾馆的院子里不期而遇，我上高中的时候就读过他的《飘逝的花头巾》，喜欢他的青春的忧伤，喜欢那份唯美和诗意。已是全国文联副主任的陈建功先生，身居要职，却从容淡定，平易近人，我们的谈话围绕着文学创作和语文教育，我幸福地以为自己是在梦中。
听了诗人牛汉的报告，高大的牛汉老师为我们勾勒了现代诗歌的发展史，他的亲身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令我难以忘怀。
女诗人柯岩的人生境界充满了道德感和宇宙意识，一个诗人的情怀是那样高尚，那份责任感，那份忧患意识深深地感染了所有的听众，在场很多老师都流泪了。柯岩老师引用于佑任的诗作结“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柯岩老师用诗度人，度己，她本身就是一首激昂奋进永不言败的诗。
大家，不仅有惊人之才，更有大地般深厚的德行，大海般的宽阔的胸襟，更有着无尽的热忱的爱，还有就是那种自然之子般的平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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