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的笺疏、校释一类工作自古以来就吸引了诸多研究者的注意。现代学者全面系统的考释工作始于余嘉锡先生的《世说新语笺疏》，其后不断有学者以各自的专长介入。香港中文大学杨勇教授的《世说新语校笺》开始有意识地广罗众家之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华东师范大学龚斌教授的《世说新语校释》，从集大成而臻于完善的意义上说，达到了目前的最高水准。
《世说新语》是关于魏晋历史与思想文化的重要典籍，一代人物风流，玄谈旨趣，尽载于此。但这也是一部不容易读的书。它所记多为逸事传闻，作为史料而言真实性如何难以判断；人物的事迹往往只是片言只语，所牵连的政治背景和人物关系有待费心追寻；玄妙的谈论大抵言简旨远，有时则未免云笼雾罩。加上年代久远，名物制度，每有疏隔，传写讹误，在所难免，口语俗谚，不易索解，几乎每一条都需要考证辨析。
正因如此，《世说新语》的笺疏、校释一类工作自古以来就吸引了诸多研究者的注意。现代学者全面系统的考释工作始于余嘉锡先生的《世说新语笺疏》，这部始于抗战时期的著述到1983年才出版，以功力深厚而著称。其后不断有学者以各自的专长介入，成果越来越丰富，使得《世说》研究有了自成一门专学的规模。香港中文大学杨勇教授的《世说新语校笺》开始有意识地广罗众家之说，到2000年的修订版大致形成一种集大成的面目。杨书取材丰富，但校笺较为简约。书中大量以己意改动原文，似乎要做成一种终结性的新版本，而事实上许多改动毫无必要且不无失误，颇为可惜。
去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了华东师范大学龚斌教授的《世说新语校释》，是《世说》研究的新成果。它和杨勇先生的书一样，是个人研究心得与博采众人之长的结合，但做法上有很多不同。在我看来，从集大成而臻于完善的意义上说，它达到了目前的最高水准。《世说》研究群贤所聚，于此占一席之地殊为不易。龚斌教授不喜热闹，除学问之道别无所好，潜心十年，乃有今日的成就。
龚书的显著特点是详赡和全备。它的篇幅在余嘉锡书与杨勇书的两倍以上，即约略可知。《世说》本文及刘孝标注的有些内容，看上去好像很平易，仔细考察，却有值得推敲的地方。譬如《德行》之十三，述“华歆与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是一个有名的故事。“难之”习惯上理解为“对此表示为难”，这确实也说得过去。龚书则引《尚书·舜典》之孔传：“难，拒也”，认为此处“难之”应是拒绝之意。当然，龚注虽于义为顺，却也并不是说习惯的理解完全不成立。我特地选这个很小的例子，是想说明龚书考察特别细致深入的特点，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对读者有很大的帮助。
龚书的另一个重要的长处是对各家之说的取舍与辩证。古今众多学者在《世说》的校释、考证方面提出了各自的见解，或见于专书，或见于报刊论文，或见于杂著。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倘能汇其菁华，不仅为读者提供了方便，更是一种学术总结。但一人之见得失相参，各家之说彼此9牾，乃是常事。勤于搜讨、精心爬梳固然重要，在各家意见中明鉴是非、确定取舍，补充不足，更需要高明的眼光和深厚的功力。龚书的做法，不是简单地于诸说中择取一种，而是尽可能深入考察，是者以更多的材料证其所是，误者以细致的考辨论其所误。取一例来说，《世说》中以职衔称王羲之为“王右军”，人所习知。但“右军”为省称，具体而言是何官职，由于不同史籍记载有出入，导致混乱。姚鼐《惜抱轩笔记》认为“王羲之是右将军，而本传误作右军将军”。杨勇赞同其说，并将《言语》之六十二刘注引《文字志》中“右军将军”四字改为“右将军”。龚书详证“右军将军”与“右将军”是不同的官职，而“右军”只能是前者的省称，“右将军”则不能省为“右军”，其论坚确不移。凡此种种，实际上是对以往的《世说》研究成果作了一次系统的清理，于将来研究工作的推进大有助益。
《世说》的记载产生于中国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学者往往借此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重大问题申发自己的认识。陈寅恪先生论王导江东事业，汤用彤先生论玄学的思辨精神，宗白华先生论晋人人格之美，皆见识远大，启发后人。我对余嘉锡先生深怀崇仰，读其《笺疏》，于其以儒者立场痛斥魏晋人物的虚诞，既觉未免苛严，又能确切感受先生于民族危亡之际慷慨的情怀。要之，谈《世说》而局限于考定史实、辨校语辞，总不能使人满足。而龚书的第三个特色，正是有意承诸前辈之绪，研求幽邃，及于宏通，努力揭示魏晋时代的精神创造及其历史意义。虽然所谓“微言大义”的发挥总有见仁见智之异，但作者尊重前人而不为所囿，以成一家之言，正是学者的精神。
《世说新语校释》是一部规模宏大的著作。一二缺失或许难免，某些议论也颇可商榷。如山涛举嵇绍出仕，自顾炎武、余嘉锡皆严厉斥责，龚书亦指为“陷人于不义”，我以为这里面种种复杂的因素，人情的委曲，以“不义”一言蔽之，未必妥切。但读者只要通观全书，对其用力的辛勤，内涵的宏富，识断的精确，是能够看得清楚的。
这些年来人心浮躁，学术有荒疏之象，端赖一二君子远离世俗，不辞劳苦，维持其不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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