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界》2011年第2期“赵德发专辑”之自述：
一生只做一件事
读名家传记，看身边人事，我常常感叹：同样是来世上为人，生命形态却大相径庭。有的人一生中可以做许多事情，而且件件都能做好；有的人一生中只能做一件，如果多于一件他便不知所措，难以应对。
我就属于后者。
三十年前我并没有悟出这一点。我在一个秋夜里偶尔翻阅文学杂志，萌生了当作家的念头之后，打算双管齐下，就一边偷偷摸摸写小说，一边认认真真干工作。我当教师，当机关秘书，30岁那年又当上了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这期间，我也发表了多篇作品，加入了省作家协会。我欣欣然想，谁说一心不能二用，我这不是工作创作双丰收嘛。
可是好景不长，我的欣悦与得意很快消失。为何？因为身为组织部的小头头，事务繁忙，心境也不清静。我欲写不能，欲罢不忍，很焦虑很痛苦。那时，当我读到一些同龄人发表的好作品时，着急，愧怍，每每出一身冷汗。随后，身体也出了问题：头晕，胸闷，有时候去四楼办公室都要在中途歇息几次。我多次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原因。1988年春天，得知山东大学招收作家班，我决定放弃仕途，专心去干那件我极其热爱、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事情。亲友对我轮番劝说，极力挽救我这个傻蛋，然而他们徒劳无功，只好用白眼与泪水把我送走。奇怪的是，进山大后我的病症统统消失，与常人无异。我读到一本书，上面说，那些症状是焦虑所致。这时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赵某人天秉有限，他在这世上只能干一件事情。
有了这种体悟，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每当遇到要同时干两件或更多事情的情况，都是无一例外地做出决定：死心塌地搞创作，不对别的事情动心。
从山大作家班毕业后，我去了刚升格为地级市的日照。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长问我，是否到文化或广电部门干，我说不去，我要等着文联建起，到那里搞创作。过了一段时间，我如愿以偿。
文联成立后，财政局一年只拨给四千元经费，身为惟一驻会副主席的我只好想办法挣钱，于是征地8亩，搞起了房地产开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建起一座住宅楼，却赶上1995年的房地产大滑坡，卖到一半就卖不动了。这时有个商业单位想出低价把整块地买过去，我经历了平生惟一的一次通宵失眠，考虑该不该把它转让。我想，等把规划的三座楼全部建起并卖掉，文联就有钱了。但转念一想，别说眼下过不去难关，就是能够熬过去，我再建上一百座楼，不就是一个小房产商嘛，这事能有我的创作重要？于是，天亮时做出决定：卖。把楼盘处理之后，单位小有赚头，我也从此轻松。
干了几年文联副主席，有一天宣传部长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调换岗位。我问干什么，他说，我想让你干宣传部副部长。我说，多谢部长厚爱，我还是留在文联吧，因为在文联搞写作名正言顺。
除了名正言顺，在文联的写作时间也相对充裕。包括周末，我每周可以写三天左右。然而我作为单位负责人，毕竟要应付公务、处理杂事。到了2001年春天，我想我年近半百，还是在有生之年多写点作品吧，就向市委递交报告，要求当专业作家。我向组织这样讲：如果能保留副主席职务就保留，如果不能，我就当普通创作员；如果还不好办，请批准我提前退休。领导理解我的想法，让我挂文联主席职务，但不坐班，把主要精力用于创作。我实现了当专业作家的愿望，但没想到职务不降反升。事后，一位记者朋友在某报发表文章，不点名地讥讽我的做法是“以退为进”。我明白，因为价值观不同，他做出这样的臆测并不为怪，就不作解释，一笑了之。
2002年10月，山东省作协换届，我忝列主席团。此后，一些领导与师友多次劝我到济南去。我不是不懂在省城的诸多好处，但我深知自己能力欠缺，无法在创作之外再胜任别的工作，就满怀对他们的感激之情，一再婉谢。我说，日照是我的终老之地，我不会离开那儿的。
现在我年近花甲，估计不会再有文学之外的事情成为我的第一要务了，所以我心中非常踏实。我经常想，我这个一生只能干一件事情的寡才之人，能将主要精力与时间投入创作，乃人生之大幸也！
感恩，庆幸，却也老脸含羞。因为我没把这件事情做好，精品力作还太少，愧对“专业作家”这顶帽子，愧对给了我帮助和支持的人们。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