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风雨任平生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为苏轼<<定风波>>，该词作于作者黄州遇贬后的第三个春天。全词通过野外途中偶遇风雨这一生活实景展开描写，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平常处生奇崛，其主旨句"一蓑风雨任平生"尤表现出诗人旷达超脱的胸襟，寄寓着作者超凡超俗的人生理想,是诗人一生屡经打击\迭遭挫折仍忠贞执著\光明磊落\潇洒倜傥的人格品质的生动写照。

苏轼,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出身于寒门地主家庭。幼年承受家教，深受其父苏洵的熏陶，母程氏也曾“亲授以书”。嘉祐元年（1056），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后因奔母丧回蜀，嘉祐四年始沿长江、经江陵再度赴京。嘉祐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期间苏轼针对财乏、兵弱、官冗等政治弊端，写了大量策论，要求改革。

熙宁二年（1069）,神宗用王安石变法，苏轼的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诸多不同。如王安石主张“大明法度”，多方理财，并迅速向全国推行新法。苏轼则强调择吏任人，而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策略》第三)；主张“节用以廉取”，而不赞同“广求利之门”(《策别》十八)；他还提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在兴革步骤上力主稳健，因此，他连续上书反对变法。由于意见未被采纳，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在这期间，他曾经惩办悍吏，灭蝗救灾，抗洪保堤，对邑政进行了某些改革，收到了“因法便民”之效。

苏轼不满意变法，尤其当看到新法推行中的流弊时，“不敢默视”，时时“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东坡先生墓志铭》）。王安石罢相后，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新进官僚罗织罪状，弹劾苏轼“指斥乘舆”、“包藏祸心”，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做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断章取义予以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个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一句话，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 元丰二年 (1079)，苏轼移任湖州 (浙江省吴兴县)，七月遭御史台所派遣的皇甫遵等人逮捕入狱. 这就是北宋时代臭名昭著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经过几个月的折磨，苏轼侥幸被释，谪贬黄州。在元丰时期的贬斥生活中，但并未缄口搁笔，他仍然关心现实，同情人民，写了不少有价值的作品。元丰八年神宗病死，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次年改元元祐，起用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他不同意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苏轼认为差役免役“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这又引起了旧派疑忌，元祐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七上封章乞除一郡”（《乞外补迴避贾易札子》），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苏轼在杭州，曾减赋赈荒，掘湖修堤；在定州，曾整饬军纪，加强边备。在元祐保守气氛充斥朝廷的时代，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

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毁元祐旧臣，苏轼又成为这些新贵打击的对象，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尽管当时“饮食不具，药石无有”，条件极为艰苦，苏轼却能“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并对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表示出深切的同情。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于常州逝世。

“一蓑烟雨任平生”,胡云翼《宋词选》解释：“披着蓑衣在风雨里过一辈子，也处之泰然（这表示能够顶得住辛苦的生活）。”其实,这里的“烟雨”并非单纯地写沙湖道中雨，而是由实而虚，虚实相生，兼指江湖上\宦海中烟波浩渺、风片雨丝的景象,寄寓着作者意欲退隐江湖之意.苏轼三月作《定风波》,九月写《临江仙》词，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之句，这里可谓明白极了,乃至使得他的顶头上司黄州知州徐君猷看到后大吃一惊，以为诗人畏罪潜逃了.然而,真正的勇者是无所畏惧的,黑暗腐朽势力的打击算不了什么，诗人伟大的一生就是最好的证明！不管是初仕时的面对时弊还是后来与王安石的道不同，哪怕元丰年间新进官僚罗织的“乌台诗案”，乃至绍圣之初于新党打击下的一贬再贬，作者总是摧不折、压不垮、辱不屈，愈挫愈奋，锐意进取，胸襟开阔，气度旷达......诚然，作为政治家兼文学家的诗人于政治时俗与高雅文学远境的冲突龃龉中想到退隐的自由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作者的意欲归隐有谁会说这是对反对派的妥协,而不是一种排遣,一种超脱,一种大智大勇者的聪慧选择与诗意表达？！

-- 诗人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