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就是这么一棵树
乔 叶
一个男孩一生下来,一棵树就爱上了他。男孩常来和树玩耍,他用树叶编织头冠,在树枝之间荡秋千,或是采摘树上的果子吃。玩累了,他就在树荫下休息。他很高兴,树也很高兴。
但是,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他不怎么来找树玩了。有一天,他路过树下,树喊他道:“孩子,来玩啊,来和我玩啊!”
男孩说:“我不能再玩了。我要去挣钱。你能给我钱吗?”
树说:“我没有钱。我只有果子,你把果子采去卖钱吧。”
男孩就把果子采了下来,果然卖了钱。
又过了一段时间,男孩又从树下走过,树又喊他玩,男孩说:“我不能玩,我要成家立业,盖屋取暖。你能帮我盖个屋吗?”
树说:“你可以把我的树枝砍下来盖个屋。”
男孩砍下了很多树枝,果然盖了个屋。
又过了一段时间,男孩对树说想要造艘船去远方旅行,树就让他把树干砍了,造成了船。
很久很久之后,男孩旅行回来了,又来到了树下。树轻轻地说:“孩子,我什么也不能给你了。我很抱歉。”
男孩也轻轻地说:“我什么也不要,只需要一个地方踏踏实实地坐一会儿,休息休息。我太累了。”
树笑了。树说:“孩子,来吧。我这个老树墩,正好能让你坐下来歇歇脚。”
忘记了在哪里读到的这个故事,但我一直记得这个故事。每当想到这个故事,我的心中都会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动。这很像是在描述我和文学的关系。最初的最初,我是和文学在快乐游戏,慢慢地,稿费、版税、影视改编权和各种荣誉如同树的树叶、树干、树枝和果实,都成了改变我生活状态的实用生计。但最终,文学就是那个根扎大地的老树墩,能容我停下来,踏踏实实地坐一会儿——不,可以坐很久很久,随便多久。
在小说《最慢的是活着》中,有几句描述祖母的话用来描述文学对我的意义也很贴切:“……哥哥们偶尔会靠着她的肩膀或是枕在她的腿上撒撒娇。——她现在惟一的作用似乎只是无条件地供我们撒娇。多年之后,我才明白:能容纳你无条件撒娇的那个人,就是你生命里最重要的人。”
文学就像是祖母的怀抱,没有比这样的怀抱更适宜撒娇的了。黑暗的,光明的,快乐的,悲伤的,委屈的,得意的,漂亮的,丑陋的,精致的,拙劣的——无需再用正反义词来丰富这个句子了,反正无论是什么样的娇,都可以在她这里尽情地撒。如同我曾在一篇小说的创作谈中所言的那样:“……她有着能让我放毒、撒气儿,把心里带罂粟花色调的邪火儿和野性儿开出来的广袤空间。——这便是一种最珍贵的精神礼物。她是一个母亲。宽容的,伟大的母亲。在她的怀抱里,我最大程度地接近了赤裸,接近了诚实。”
曾无数次听人哀叹文学的无用,说它面对我们的当下生活,就像一个废了的皇帝面对后宫三千佳丽。这样的哀叹总让我无语。当下的生活是一个多么生机勃勃的彪悍青年啊,“更快,更高,更强”是通用的号令,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所有的更快、更高和更强都仅仅是物质的。他们所构成的,是一个庞大而时尚的物质外壳。这种更快、更高和更强,不是文学的,永远也不会是文学的。文学,除了从几本销量羞涩的刊物里衍生出几部无关痛痒的影视作品,她还能有什么用呢?她就是一个在青年后面慢慢行走着的人,不要指望她对当下的生活有什么直接的立竿见影的影响——尤其是面对一个没有耐心的急吼吼的时代。她永远也影响不了股市、房价和菜金,她就那么慢慢地走着——不,她甚至不走,她就在原地站着。她像一棵树,慢慢向上生长和慢慢向下扎根的银杏树。因这慢,我们得以饱满和从容。因这慢,我们得以丰饶和深沉。因这慢,我们得以柔韧和慈悲。
文学就是这么一棵树。我们很多人都是爱着树同时也被树爱着的那个孩子。只要有了这种爱,无论我们走多远,最终都会回到这棵树下。——我有归处,一想到这个,我就觉得无比踏实和幸福。我知道我不能也不敢指望更多了。对我来说,这就够了。难道不是吗?
文学的本质
王十月
看李小龙传,李小龙在创立截拳道时,思考得最多的问题是:武术的本质是什么?后来他得出的总结是,武术的本质,就是两个字:攻、防。武术的起源,也是基于进攻和防守的需要,于是他在咏春拳的基础上,汲取了拳击、空手道等多种博击术的精华,去掉与攻防无关的枝蔓,创立了截拳道。我的心底里突然产生了一个问题:文学的本质是什么?能不能也像李小龙那样,用最简洁的词语,来概括文学的本质。我发觉,写作了五六年,小说也发表了一大堆,我居然无法回答文学的本质是什么。这很让我惶恐,我突然觉得,如果不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将无法再进行写作,无法让自己的写作合法化。就这个问题,我和许多青年作家探讨过,我发现,大多数的写作者都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或者勉强给出的答案,也等于没有说。
为什么说弄清楚文学的本质很重要呢?因为我觉得,只有弄清楚了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我才能确定自己写作的目标,才能透过纷繁的迷局而不为所动,才能弄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写作。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写?有些作家说,文学是一门艺术,因此写作是纯审美的需要。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去当一名画家,我觉得当画家更能直接体现我对审美的追求。也有人说,我写作,只是出于内心的需求,我从来不考虑读者,我不写感到痛苦,写了,就不痛苦了。但我发觉,这个答案也不能让人信服,这个答案的前提是你没有假定的读者,既然没有读者,那么你写完了,作品放在电脑里、锁在抽屉里就行了,因为你写作的目的——所谓内心的需要已经满足了。如果作品拿出来发表,你就有了读者,有了读者,就无法自圆其说,说写作只是为了内心的需要,你哪怕只有一个读者,都有了一份责任。
也不清楚是哪一天,我突然找到了我的答案,其实也不是我的答案,是老祖宗早就说过的,只是这些年来,我们被各种各样的流派和文学理论绕糊涂了,忘记了这个答案——文以载道。这样一说,很能招来一些人的讥讽,认为这是多么落伍的文学观。其实,文学是不能以先进和落伍而论的,如果说今人的文学观是先进的,那为什么没有证据显示今人一定比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写得好呢?
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如果文学的本质是文以载道,那么,这个道,又是什么呢?
我的理解,道,说通俗一点,就是这个作家对读者假定的责任,是他创作文学作品的目的。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是鲁迅先生信奉的文学之道。沈从文先生在他的习作选集的《代序》中说,“我只希望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这便是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之道。再看沈先生的弟子汪曾祺先生,汪先生说,“我有一桩好,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人间送小温”,便是汪先生的文学之道。如此看来,文学之道,便是文学之用。中国人在体和用上,曾经争论了近百年,文学之“用”并不是功利,而是责任。
那么又回到前面的问题了,文学的本质是什么?
答案——载道。
我们也知道了,道,其实就是作家思想的体现。每个作家,对道的理解都不一样。那么,我心目中的道,又是什么呢?每个作家的思想,都离不开他的经历、他成长的环境和他的学养。于我而言,二十余年的打工经历,无疑在我的灵魂深处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记录下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为我们的青春作证,书写我所熟悉的这个群体的精神荒原,让无力者前行,这大抵便是我信奉的文学之道。
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后,我一直在坚持为这个文学理想而努力。同样,基于这样的文学观,再去评判当下的文学时,我不会再为那些说我的作品“不文学”的指责而困惑。因为我的文学,所载的,是我的道,是我的文学理想,是我感悟苍生肉身和灵魂之痛后想说的话。我的写作,是有明确的假定读者的。我希望,有过打工经历的,或正在打工的人,读到我的作品,会感到亲切,觉得我写的就是他们的生活;同时,能让他们看清一些事情背后的真相,而获得前行的力量。我也希望没有过打工经历的人,读了我的作品,对这个群体,多一些理解、关爱和敬意。这也是我的文学责任。当下这个时代,只要每一个写作者记得自己的一份责任,当你的文字,真正触动人们的内心时,文学的力量,自然有所体现;文学之用,也就落到了实处。
爱是信天游亘古不变的主题
吴克敬
“六月的日头头腊月的风,老祖宗留下个人爱人;三月的桃花满山山红,世上的男人就爱女人……”惊悉我的中篇小说《手铐上的兰花花》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天籁般的陕北信天游,瞬间充塞了我的耳涡,嘹亮着的有断人心肠的《兰花花》,有激扬心志的《山丹丹》,但最撩人心怀的还是这曲《老祖宗留下个人爱人》。
爱,是陕北信天游亘古不变的主题。
黄土高原的陕北,广阔无垠,千沟万壑,它苍茫恢宏又深藏着悲壮凄美;它清俊刚毅又饱含着沉郁顿挫。千百年来,它以自己潜在的个性影响着陕北人的生活,创造了性格独具的高原文明,塑造了宏阔苍凉、大气包容的信天游。在那地瘠民穷、交通不便的偏僻山沟里,在那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信天游是抒发百姓呼声的黄钟之情,是抚慰百姓心灵的大吕之音。
我不是陕北高原的汉子,但我受到了信天游的吸引,近些年不断地北上陕北,钻进荒僻的山沟沟,爬上苍凉的山梁梁,徜徉在兰花花、山丹丹鲜艳的花丛里,与生活在这里的陕北人交心谈朋友,体会并感受他们的快乐和忧愁、现实与浪漫,因此,有了我创作的陕北质地的系列中篇小说。
《手铐上的兰花花》是我这组中篇小说的一篇。美丽宜人的阎小样,她是不满她的生活的,她想有所改变,但却万劫不复地成了一个致死夫命的杀人犯。
冰冷的手铐拷住了阎小样,但却铐不住阎小样的出类拔萃,还有她的理直气壮和风情万种……她被押在了囚车上,要去她梦里想去却一直都不能去的西安服刑。这样的去是悲哀的,这是我的设想,我要把阎小样放在绝境里让她上路。她上路了,她是被动上路的,一路走来,她把一个绝境走成了一条生路。押解阎小样的民警宋冲云,是个人性勃然的青年,他有自己的女朋友,计划中还要和他的女朋友通过这次押解任务,顺便在繁华的西安城轧一轧马路,逛一逛钟楼、大雁塔,照一照他们两情相悦的结婚照,可是突然到来的急性阑尾炎,把宋冲云的女朋友留在了半路上,做了紧急手术,莫可奈何的宋冲云就只能独自个儿押解阎小样了。正是因为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让这对男警察和女犯人,有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接触。在南下西安的长途上,公共汽车上的小偷和赌徒的骗局,一次次激起了宋冲云的警察意识,他要制止他们的犯罪,却不幸被小偷和赌徒围攻。关键时刻,阎小样挺身而出,挡住了小偷和赌徒的利刃,保护了宋冲云,却使自己负伤……大自然也有意无意地为他们的一路同行制造障碍,突如其来的雷阵雨,使黄土高原上的一段公路滑坡塌方,让他们搭乘的公共汽车不得不改道而行。他们超过了规定的时间,这才来到西安。按说宋冲云是应该立即把阎小样送进服刑的女监里去的,但却没有,他领着阎小样,让她在入狱之前逛了钟楼,吃了肯德基,照了婚纱照,然后才送她到服刑的监狱。宋冲云的这些作为,无疑是违反了警察纪律的,这样还不算,竟然在大黑铁门的监狱门口,阎小样请求宋冲云,要把她照的婚纱照取出来送给她,宋冲云答应了。进一步地,阎小样还请求宋冲云抱抱她,宋冲云迟疑着,却也慢慢地张开了手臂,把阎小样抱在了他的怀里。
我相信,宋冲云的怀抱是温暖的,阎小样的怀抱也是温暖的。我的笔墨去向就在于此。生活还在继续,生活中充满了苦痛,充满了不如意,但我还是要让我泼向生活的笔墨,始终如一地保有温暖的色调。
仅仅确立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这样的确立太简单了,我还要确立自己所要怀抱的态度。足球圈里流行过这么一句话:态度决定一切。我以为这是对的,捧着笔墨饭碗的我们,怀抱着的态度同样重要。要说呢,还是我放羊时的一次体会。母羊痛苦地嘶鸣着,满身水、满身血地分娩下了羊羔儿,却不得一丝空闲,忍着痛,忍着累,伸着它白腊腊的舌头,舔着羊羔嫩毛上的胎液,一口,一口,母羊要费很长的时间,把羊羔嫩毛上的胎液舔干净了,又用它的嘴拱着羊羔儿,把新生的羊羔儿,拱着站起来……本能唆使着羊羔儿,一旦站立起来,就要寻着母羊的奶头而去。羊羔儿寻找得并不困难,但要叼在嘴里吮吸就困难了。我手里拿着放羊的鞭子,蹲在一旁,看着羊羔儿幸福地寻着母羊的奶头,它寻找到了,粉粉嫩嫩的小嘴儿就要叼着母羊的奶头了,母羊却把它的屁股一拧,让它亲生的羊羔儿只能再一次幸福地寻找……寻找了一整天,第二日再寻,母羊铁石心肠,总是在羊羔儿寻找到奶头儿、张嘴就要叼住时,这幸福却被母羊的一拧屁股粉碎了。我生了母羊的气,丢下放羊的鞭儿,去帮助羊羔儿了。我抓住母羊的头,我抱住母羊的腰,我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还是帮不了羊羔儿的忙。气急败坏时,我丢下母羊,重又拿起放羊鞭,我是要抽打生了羊羔而不养羊羔的母羊了。但在这时,一个我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饿了两日的羊羔儿,因为力衰,它娇嫩的两条前腿软了,跪在了母羊的面前,母羊便不要羊羔儿再寻奶头了,它转过身子,叉开它的后腿,把它鼓胀的奶头对着了羊羔儿的小嘴,自觉地让羊羔羔吮吸起来。
生活给予我们的,是要我们知恩、感恩、报恩的,这是一种命中注定,我的笔墨将坚持这样一种走向,始终不渝,永不悔改。
那些灵魂纯净的人们
李骏虎
晋南,就是尧舜时期的中国。尧都平阳,也即远古部落联盟的所在地,所以也叫国中之国。自五千年前尧天舜日的“公天下”时代始,这里就是一块富强、文明、民主的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但享有文明开蒙的曙光,并且他们每年能够享受两个收获季节,他们不但收获秋天,而且收获夏天。使他们文明程度更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夏天收获的麦子是主粮,而秋天收获的粗粮多用作牲口和家畜的饲料,只有年景不好的时候才做人的添补的口粮。文明和麦子成为晋南民风清正、民心淳朴的养料,这里的人们灵魂里,白天阳光普照,夜晚月朗风清,娃娃们一生下来,就先天地遗传了这种灵魂的纯净。
霍麓之南,汾河以东,有晋南最肥沃的土地和最纯正的农民,文明的源头在这里,人性的大爱也在这里。我在这块土地上出生并且做了18年真正的农民,却享受了五千年文明的雨露恩泽,用一头牛拉的木耧播种——五千年前尧爷爷、舜爷爷摇过,五千年后他们的子民依然在摇,五千年的时光凝结在这里,明净、温暖、祥和、欢乐,鸡鸣犬吠,荷锄挑担,古语问答,古风蔚然。这里的麦季,正是一年一度阳光炙烤下的狂欢节,在那些走向节日的日子里,每家每户都用生活谱写着故事。老姑娘秀娟家里,弟弟福元因为不能生育,要抱养一个孩子来延续香火。抱孩子仿佛一个隆重的仪式,全家人都参加了,都兴奋了,虽然这种兴奋只是为了换来更平常的生活。孩子过满月,要遵从风俗礼仪,图的就是个喜洋洋、闹哄哄、乱糟糟。热闹过后,却给老姑娘惹下了闲话,满村子的嘴都在猜测一件蹊跷事,她们家却成了净土。当尘埃落定,麦子散发出尘土的香味,我们才看到了秀娟纯净的灵魂和无私的大爱。
这就是我的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的背景和故事。有人说我写的是一首生生不息的生育诗,也有人说描绘的是乡村生活的风情画卷。这都不错,但我创作她,只是为了向故乡那些有着纯净的灵魂的人们和他们心底的大爱致敬。
我是个晚熟的人,创作上也是这样。“出道”不算晚,1995年就开始发表短篇小说,之后的十年间,却一直在“怎么写”和“写什么”之间兜圈子,很多年里,我没感觉自己的技艺有什么提高,甚至丢失了很多东西,像一辆没遮好帆布的煤车,一路抛抛洒洒。甚至,我多次觉得自己江郎才尽了。2007年在鲁院学习期间,听到了各个艺术领域的专家精英的讲座,醒悟到这十几年的创作没有大的起色,问题在从来没思考过“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于是对作品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向度有了一个顿悟。长达4年的挂职体验生活和短暂的鲁院学习生活,这一前一后真是个奇妙的组合,它们接力完成了对我的潜移默化,《前面就是麦季》和《五福临门》都是这个变化之后的作品。
2005年,在山西作协的安排下,我回到故乡洪洞县挂职体验生活,在外求学、工作多年,重新回到农村,我发现自己的血脉里流淌的农民的血液一点都没有变质,我是那样地渴望回到庄稼地里去劳作。走在村里的大路上我感觉是那样坦然,和乡亲们搭几句闲话都让我觉得快乐和幸福,我从灵魂深处对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充满了无法形容的热爱。因此,2007年的秋天,在鲁院311宿舍写下这个小说题目的时候,我的浑身洋溢着对故乡的土地、庄稼和人们的爱和幸福感。也是在鲁院期间,我的女儿出生了,我成了别人的爸爸,突然就懂得了人世间最大的幸福其实是付出爱,能不求回报、毫无保留地付出自己的爱,就是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前面就是麦季》是一部关于付出爱、关于乡村生活的诗意、关于生命的生生不息、关于灵魂的纯净的小说,但它首先是一部关于爱的付出的作品。付出爱,获得心灵的幸福和灵魂的安宁,这是主人公秀娟的信仰,是中国乡村女性的信仰,是和土地朝夕相处的人们的信仰,也是我这个泥土捏成的娃娃的信仰。
我喜欢有力量的文学
方方
联系到方方时,她刚从外地回来,又准备动身去杭州出差,由于时间精力和条件所限,她表示无法为我们筹备中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特刊”撰写文章,并请我们谅解。在记者说明情况之后,她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记者:您这次的获奖作品《琴断口》,可以说是一部爱情题材的小说,您有一部分作品一直在探索爱情,从较早的《船的沉没》《桃花灿烂》到后来《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树树皆秋色》等等,您所探讨的似乎是关于爱情的哲学,您笔下的爱情关系又受着现实的制约,流露出深深的无奈感。对于这部获奖作品《琴断口》,您的创作动机和构想是怎样的?
答:琴断口是武汉的一个地名,这个地名背后有钟子期、俞伯牙这样的人物。我很喜欢它的意味深长。一直都想把它作为一个小说的题目。很多年过去了,我几乎忘了它,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则桥断了的消息,突然就唤起了我的记忆。于是就有了这篇《琴断口》的构思。原本是想写一个复杂的爱情故事,但写着写着,就变化了。后来想,人其实根本就由不得自己,尽管一切正常,尽管你也十分努力,但生活仍然不能让你如愿。正如杨小北和米加珍两个人把一切都想得很明白,并且也努力经营自己的爱情,但最终仍然由不得他们。即令没有坏人出现,没有第三者捣蛋,但爱情还是如此脆弱,生活就是这样无奈。
记者:您是一位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像《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乌泥湖年谱》等作品,都体现您对现实深切的关注。当前的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在您看来,文学又该如何继续发挥作用,体现出自身的力量呢?
答:其实在我写作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这样一些问题。我也没有刻意去现实中找题材,倒是现实生活的内容经常来找我。我总是被生活中的林林总总事件所打动或者说所撞击,以致不写出来便不爽。生活的确发生着巨大变化,这变化不是让我们的人生简单了,而是更为复杂。人性中的大善和大恶都更加突显。我不知道我的文学是否能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我只是按自己内心的需求和渴望去写。我喜欢有力量的文学,所以我也希望我的作品能有力量。
下一个路口
鲁敏
小说之路上,我喜欢拐弯和走岔路,因为那预示着异样景致的可能性。可能这跟胃口有关,餐桌上的胃口,阅读的胃口,人际交往的胃口,我都偏爱变化与杂芜。
1998年的某个下午,站在一座高楼上盯着世界看,栏杆拍遍,心念忽动,坐到电脑前,就此一脚踏上这条神秘多变的小说之路,在细雨中奔跑,忍受迎面击打的枝条……然而,每当从狭窄到渐宽,荆棘化为花朵,繁华摇曳,我反倒警觉且严厉了。行了,下一个路口,必须拐弯!要跑到草莽里,要跑到小兽出没处,跑到天地更深处。那才是粗糙、坚硬的万物之核。
故此,从自我圆通的市井小民、人性氤氲的乡野东坝,到固执弯曲的女性成长、色彩斑驳的城市暗疾……一个又一个路口,我热切的寻找并爱恋上每一个写作母题,纵容其旺盛的生殖,并在风格上伸手伸脚,屡求其变。充沛的兴致像海浪一样载着我起伏前行。
2006年是个小岔道。到这一年,写作浑噩八载,翻一翻,也排出诸如《镜中姐妹》《方向盘》《白围脖》《超人中国造》《小径分叉的死亡》一批以市井生存及伪中产者苦闷为主题的小说,笔调油熟光滑,嬉笑怒骂,似略有风格。然而,焦灼与轻蔑与此同生,我深深怀疑起这种对景写生、数码快照般的写作,是否真的就是我辗转以求、闪闪发亮的小说?凌晨的微光里,我忽然强烈地思念起我寂寞辽远的故乡、那令人心疼的小地方,我要到岁月的深处去寻找它,我要离开这太过熟稔的大道,而开辟一条去往东坝的、杳无人迹的小径。
此后两年,我醉酒般地尽兴写下了一批以东坝为背景、亦是为主角的小说,《思无邪》《离歌》《风月剪》《逝者的恩泽》《纸醉》《颠倒的时光》等,于残酷取温贫,向浑浊求清冽……这条路慢慢竟成型了、宽大了,那日月缓慢、人情持重的东坝,成了我“邮票大小”的故乡、“一口可以不断深挖的井”。是的,这条路简直都不要费力气了,这已获得认同的审美与图景,它是安全的、顺利的,可以稳妥地诉求到更多的掌声与呼应,并确立起似是而非的风格与领土。可是,人的天性多么不安分哪,苦闷再一次从纸笔后浮现,像一道苛刻的目光:不要再这么美滋滋地原地盘恒吧,东坝就够了吗,总嚼同一块甜馍是不是太胆怯了?你难道不想试试逆流而上,哪怕是火中取栗、水中捞月?
跺跺脚,东坝的故事就此按下了暂停键,虽则我的心中对它还有着婴孩对母乳般的留恋,其人物与风情仍在心中流连不忍离去,但未知的风景更加令我颤抖和紧张,这是灵感的暴动与欢愉,我必须信任它的直觉!去吧,信马由缰,去往下一个也许仍是寸草未生的荒芜处。
重新开荒打草……都市“暗疾”之种种,果然从光照不足的人性皱褶处层层涌现,我饶有兴趣地研究这些从伟大的“现代化”生活中滋生出来的增生品,像从大海深处打捞珍珠,诸如《暗疾》《企鹅》《致邮差的情书》,它们不再是对普世价值观的代言,而带着摇摆与蜕变中的生涩气息,继而,一步步地,从非典型个案到所涉更广的人群高发症,从天而降般的,《伴宴》《铁血信鸽》《惹尘埃》,它们像野花在路的尽头次第开放,如同献给拓荒者的礼物!这一路径的小说,是取自病体的坚硬切片,不论人物或故事,似无正负与成败,也不需要“救赎家”去指明旗帜般的结局——我得忘掉原有的技艺,反抗既成的价值与道德,完全像一个生手,诚恳而冷静地处理,尊重并追随它们的明暗规律,以及不可侵犯的歧义性。也许,这便是小说深处的秘密景致之一,我渴盼着可以依稀看到一角。
可能将会一直如此吧,我的小说之路,就是一条旁逸斜出的陌生之径,我须得为之凝神、为之踉跄。然而,摸索与征服,实乃颇为华美的滋味,像在与小说跳一曲无伴奏的双人舞,我们相互踩脚,我们寻找步调,并尝试去创造令人惊奇的新节奏。这一切,我挺喜欢。
望月的女孩
盛琼
那个遥远的夏夜,一个5岁的女孩,独自坐在院子里乘凉。月光像银色的大水,把她淹没了。她成了一尾发光的小鱼。她睁着一双童贞的眼睛,长时间地,仰望月亮。那月光太稠密了,似乎变成了一场大雾,将她漂浮起来。看着,看着,她突然流泪了。她感到了一种透彻的孤独,无名的忧伤。——这周遭的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到底是谁呢?我为什么要以这样的面目出现在这样的时刻呢?——那晚,这个5岁的女孩,第一次获得了对生命的审视,对自我的反省意识。她感到自己仿佛被什么神秘的力量,抛到了这个孤独的地球上。她难过得无法形容。从此,孤独,就成了她的DNA。从此,月亮,就成了她一生的知己。
没有人相信这个。她也无法把自己的感觉说出来。人们只是觉得这个女孩有点奇怪。比如,她一切顺利,颇受宠爱,却从不快乐(哦,欠揍啊)。比如,每逢过年过节喜庆的日子,她都躲着人群,偷偷流泪(哦,毛病啊)。比如,她自小喜欢思考一些生死、世界、灵魂等终极问题(哦,犯傻啊)。
她上学了,认字了。那是一个贫乏的时代,无论物质和精神都那么单调。父母都是刻板规范的工程师,家里大多是些数理化的工具书。关于文学,只有区区几本高尔基,还有,就是一本厚厚的《鲁迅全集》。那个叫鲁迅的男人,他那著名的侧面雕像,和那些奇崛有力的文章,就这样,成了她的文学启蒙,深深地扎进了她的生命里。她喜欢他入木三分的文字,更喜欢他的傲骨和柔肠。因为他,她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找到了一生的钟爱——文学。她开始找各种各样的小说、杂志,带着发亮的眼眸阅读。她开始在别人的故事里体验人生,感悟生命。她的心灵被文学丰盈着,舞蹈起来。
那时,她不知道,她还要经过漫长的一段人生之路,才能接近文学。因为,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学的是新闻而不是中文。毕业后,她分到电视台工作,写的都是一些电视片的解说词、文艺晚会的串词,那些花哨快捷的文字,就像地铁里的广告牌,一闪而过,不留痕迹。她还要学做妻子,学做母亲,在生活中学习如何与人相处,如何适应社会。她天生是个多么笨拙、腼腆、敏感、幼稚的人啊。一切的一切,都让她疲于应付。
虽然在别人看来,她的成长算是顺利幸运的,没什么可抱怨的了,可是她清楚地感到自己的生命正在逐渐地干枯。离开了文学,她就失去了灵性。于是,有那么一天,她义无返顾地回来了。放弃高薪的职业,远离光鲜的人群,她成了一个作家——一个整天坐在家里写作的人。是的,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她听到自己的灵魂发出了一声欢呼。因为,从5岁开始,她就知道,文学是她生命里的东西,像呼吸,像眨眼。
毋庸置疑,她的起步比较晚。因为很多天才的作家,在他们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写出他们一生的代表作了。所以,从踏入文学之路的那一天起,她的心态就是平和的,谦卑的。上天这样安排她的人生之路,一定有它的道理。她既不急功近利,也不妄自菲薄。她对自己说,你只要认真写,用全部的心灵、情感、智慧来写作,把自己生命里真正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这就足够了。
她读书、思考、成长。随着写作的深入,她对人性的复杂越来越了解。对于虚妄、荒诞的人类境遇,她无限地同情,彻骨地悲悯。虽然她自己在生活中是个有原则、有个性、不随波逐流、敢于走自己道路的人,但对外界和他人,她越来越宽容,对人性的局限和残缺,也怀有深深的惋惜。在这样一个羞谈理想的时代,她仍然把真善美当成自己的毕生信仰,而且坚持把这种信仰灌注到写作中。她认为,真善美不是什么高调的东西,而是人性的基石,是生活的意义。它朴素,温暖,平实,不花哨,也不煽情,更不抱怨和仇恨。它像大自然一样,博大、壮美又充满生机。她相信,真善美是永远都不会陨灭的,陨灭的只是生活中脆弱的因而放弃的人。在写作中,她极力挖掘这种明亮的、温暖的东西。为什么明亮呢?因为有黑暗。为什么温暖呢?因为太严寒。人世就是这样一种苦乐参半、美丑相伴、悲欣交集的混杂物。而文学呢,文学的价值,正是呈现这种奇妙的复杂性和终极意义上的平衡美感。
这么多年来,她一直默默地踏实地写着。语言、结构、人物、情节,说起来千变万化,实际上,只要她找到内心的自然节律就行。她要静下心来,等着心灵的音乐升起,然后,她就像一个赤足的舞者,在那音乐中,尽情地舞蹈起来!她的心宽了,舒畅了,她勇于将批判的“刀子”朝着自己而来,她敢于面对自己的不足,她获得了内心强大的力量。她欣喜地发现,自己的写作在进步,人也在进步。
不过,她知道,无论走多远,哪怕走到生命的尽头,她还是那个望月的女孩,她的心永远像月光一样纯净和忧伤。
文学的魅力
次仁罗布
回想当年第一次被一部文学作品吸引,却是借来阅读的《林海雪原》。故事里的人物,通过文字活泛在我的脑海里,时刻为他们的命运揣测着。当最后一页读完,一种为英雄伤感的情绪缠绕在我的心头,久久不能挥去。那时我正在上中学,可以阅读的文学书并不多,也没有什么娱乐。但,文学书籍给我展示了无限广阔的天地,我的心随着文字飞翔起来,穿越了山川河流,抵达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从那刻起,我就不停地借文学作品来阅读,一段时间后,把人家家里的书全看完了。再没有可看的文学作品时,我的心里焦躁得很。现在想想,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吧。
汉语学到高中就停了,大学里攻读的是藏文。记忆中,当时文学名著翻译成藏文的屈指可数,只能借助汉文来阅读名著。那时就梦想着成为一名作家,用不熟练的汉语试着写写作品,只是完成后不敢把作品投寄。后来参加了工作,文学梦渐渐地被繁杂的日常工作所湮灭。经过几次工作调动,又回到了心仪许久的文学圈里,成为了一名杂志编辑。鲁院的两次学习,使我对文学有了全新的认识,视野得到了开阔。十多年转瞬消逝,我却发现成为一名作家的信念一直潜藏在我的内心里。文学的魅力,就这样牵引着我走到了今天。
经过多年的阅读和创作,我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应该要反映普世价值,赞扬人性的伟大,揭示苦难面前的无畏精神,唤醒人类内心深处的善良。因为这些可贵的品质,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贯穿始终,成为人与人和睦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基石。作为一名作家,有责任和义务给读者构建一个价值系统,即坚韧与勇敢、包容与和谐、耐劳与牺牲、怜悯与荣誉等。用这些人类原本拥有的闪光品性,去感化读者、唤醒读者,使人们看到生存的意义、生存的价值。这些构筑了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核,也是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文学不能只是讲个故事,而是要体现比故事本身更重要的精神世界,通过拷问灵魂深处的幽暗与明亮,不断重塑健康而健全的精神。
我们处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很多固有的文明在这种飞速发展中正在慢慢消失,世界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化由多元走向趋同,民族文化的特质也渐趋模糊。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更应该坚守传统的情怀,拒绝雷同。少数民族作家要认清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要从底蕴丰厚的民族文化里汲取养分,书写民族心灵的秘史,为本民族树碑立传,为繁荣和丰富我国文学事业作出一份贡献。
文学的魅力远不止这些,还要不断地探索艺术的可能性,从形式从策略从文字上要不断地创新突破,惟有如此,文学才会焕发出新的生机,才会迎来一个个新的高点。卡夫卡、普鲁斯特、博尔赫斯、萨特、福克纳等无数伟大的作家,都是在叙事的可能性上不断进行探索,不断超越前人,为后来者不断把标杆推高。正因这种艺术上的探索,他们才成为了不朽的文学家。我们要躬下身,对这些大师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鞠躬,要感谢他们为我们树立的榜样,更应在今后的文学创作中,不断探索创作手法的多样性,让文学保持青春、保持旺盛的生命。
把自己变小
苏童
很多朋友知道,我喜欢短篇小说,喜欢读别人的短篇,自己也喜欢写。许多事情恐怕是没有渊源的,或者说旅程太长,来路已经被尘土和落叶所覆盖,最终无从发现了。对我来说,我对短篇小说的感情也是这样,所以我情愿说那是来自生理的喜爱。
谈短篇小说的妙处是容易的,说它一唱三叹,说它微言大义,说它是室内乐,说它是一张桌子上的舞蹈,说它是微雕艺术,怎么说都合情合理,但是谈论短篇小说的内部,谈论它的深处,却是很难的。我们面临过这样的窘境,一个用一两句话就能囊括意义的短篇小说令人生疑,它值得谈论吗?相反,一个无法用简短的语言概括的短篇小说,同样也让人怀疑,它还是短篇小说吗?所以,短篇小说历来就让人为难,一门来自语言的艺术,偏偏最终使语言陷入了困境。
用传统美学探讨短篇,是一个途径,一种角度。比如说人们喜欢用“气”这个词,这个词很微妙,也很万能。“气”在短篇小说里的分配就是一“聚”一“散”,因为空间狭窄,更要适时适地,要在分寸上。说起来,这其实就是个叙述问题。我一直觉得创作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是叙述的魅力。如果一个小说自己很喜爱,读者也喜欢,多半是叙述的力量,自己把自己弄晕了,还把别人也拉上了垫背,这是短篇的光荣时刻,笔墨寥寥,你却可以和小说中的人物握手拥抱,你甚至会感受到自己在小说世界里的目光,比在现实生活里更敏锐,更宽广,更残酷或者更温柔。
叙述是个大课题,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一边讨论一边学习。谈到叙述似乎必然要谈到文字,这也让人为难。相对于长篇小说,短篇的文字应该考究多少、应该精炼多少?这实在无法量化。我也没有答案,只好说说自己的体会。记得我最初的小说文字,努力追求色彩和温度,有的小说文字,因为回避故事和人物,面对紊乱的意象,惟一掌控的方法是采用从诗歌转换而来的文字叙述,以乱制乱,以跳跃顺应跳跃。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渐渐觉得文字本身并没有什么权利“吵闹”,它应该匍匐下来,安静下来,甚至遁形。冷静地想一想,人们记住一个小说,记住的通常是一个故事,或者一个或者几个人物,甚至是小说的某一个场景,一个细节,很少有人去牢记小说的文字本身,所以,文字是叙述的细胞,它应该埋在叙述的皮肤之下,在血液里流动,而且只有一个方向可以流动,那就是叙述的对岸。无论是长篇小说汪洋大海般的文字,还是短篇小说的数千文字,都只有一个任务,齐心协力,顺流而下,把读者送到对岸去。
有人会担忧,叙述被结构所控制,结构令人恐惧。说到短篇的结构,貌似难题,其实不必多虑,从来没什么正统的短篇结构,也无所谓“紧”和“松”,文字如果是在虚构的空间里奔跑,本来就怎么跑都可以,只是必须在奔跑后到达终点,不会有人计时,也不会有人因你奔跑姿势不规范判你犯规,如果说结构出问题,不过是小说“体型”难看一点,如果结构导致文本的彻底失败,那作者不是气力不支未到终点,就是中途草草收兵了。
然后我想谈一下短篇小说的材料,这材料的远近大小,取决于个人的生活阅历与记忆,本不必谈。但我感兴趣的是一个作家的写作材料和地域的关系,是否作家作品中潜藏着一个写作地理学现象?以两个最著名的美国作家为例,几乎没有人记得海明威的故乡,但人人都知道福克纳的奥克斯福德(在作品中更名为众所周知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为什么?我猜想海明威作品的地理意义是扩张的,侵略性的,非洲、加勒比海和西班牙,战士、渔夫、旅行者、斗牛士,都是扩张侵略的结果,因此在其创作中,故乡消失了,或者是有意无意被遮蔽了。而福克纳的“故乡”相反,它是因为小而凝固得广为人知的,他的作品谱系以家族村庄为单位,经过精心而固执的聚敛和浓缩,约克纳帕塔法渐渐变成了一个稳定的地理中心,福克纳依赖于这个貌似局促的地理中心写作,成就非凡。我们是否能够从中研究出什么取材之道?不知道。但这引起我的思考,一个作家面对“你要写什么”的问题时,往往努力把自己变大,这很难,很有意义,但有时候,把自己变小更难,更有意义。
由爱好变成爱
陆颖墨
记得我第一次乘舰去西沙,那是元旦前夕,由于海情复杂,舰船无法出海,我在湛江等了一个多礼拜,后来说是岛上有许多供应断了,必须尽快补给,军舰顶风出航。那天涌浪很大,预报浪高5米,几千吨的军舰在巨浪中抛上抛下,如同一叶小舟。几个头一次遇到这种海情的同事,除了吐出胆汁之外,还感到了恐惧。我是1980年听着《军港之夜》的优美旋律进入海军的。那时大海给我的感觉是美丽和浪漫,而这一次让我真切地领略了大海的另外一面。一位水兵指着舰尾的一行海鸥告诉我,因为南中国海博大,有时航行十多个小时不见任何岛屿,在南海上飞行,海鸥必须跟着舰船,才不会飞累了没处歇脚而掉进水里淹死。
在浩瀚无际、波涛汹涌的大洋上,在海鸥甚至都无法生存的地方,我的水兵兄弟们一年又一年地默默守望、无私奉献和顽强拼搏着。
中国有着数万公里的海岸线,二百多年来,每一次的外来入侵都是来自海上。甲午海战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每一个海军将士心口永远的痛。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中国海军肩负着维护海洋权益、拓展海洋利益的神圣使命。一位海军将领出访某军事大国时曾说:我们不打第一枪,但也绝不允许对手打第二枪。从军30年,我亲历了人民海军的快速发展,目睹了战友们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从旅顺口到水天相连的南沙群岛,从雁北大漠到湘西的丛林深处,都有着海军官兵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在我心中萌动,成为了我一系列海军题材小说的素材。如《寻找我的海魂衫》系列、《海鸥》系列等。我用我的笔和水兵们一道守望。曾经有段时间,我在文学创作上也赶过潮流,追过时髦,学着写一些连我自己也看不懂的小说。有一天,海军设计局的一位工程师跟我说,他在西沙岛上看到战士们手里有一本翻烂了的《当代》杂志,上面有我的中篇小说《白手绢、黑飘带》,那本杂志已经出版十多年了,我听了,当时鼻子发酸,一下子仿佛突然明白自己该写什么,为谁而写。
新世纪以来,中国海军的发展让世界瞩目。年近80的海军老作家杨肇林跟我聊天时说:“巴尔扎克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中国海军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作为一个老海军,我真希望有反映这一变革的优秀文学作品诞生。”我也深有同感,为自己的才情有限,无法适应这个伟大的变革而内疚。因职责所在,2008年起,我参与了亚丁湾护航、青岛海上大阅兵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的相关准备工作。那段时间,我沉浸在一股巨大的豪迈之中,回首人民海军的峥嵘岁月,我感慨万千,在下部队的途中写就了《海军往事》。在这组小说里,我力图让读者看到水兵的生活、水兵的情感、水兵的韵味、水兵的追求。
有位部队读者说我的小说是激情大于技巧。我觉得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不是谦虚。我的确才气不足,技巧和词汇都相当贫乏,我走上文学道路就是由爱好变成爱。这爱就是真情,对笔下的人和事赋予的真情是我创作的动力,也是写作的看家本领。例如,小说《远航》的开头,我在心里盘算了几个星期,总觉得不对劲。开始是:“西昌舰要开始它最后一次远航。”后来变成“西昌舰要远航了,是最后一次”。还是写不下去。忽然有一天,我觉得西昌舰像自己的亲人一样,有血有肉,而又即将离去,心中的那股不舍之情让我喉咙哽住,开头自然出来了:“西昌舰要走了……”后面的文字一气呵成。
这篇小说能够获奖,真的让我非常感动,我再次想起了我心里的那些水兵兄弟,他们依然在天上默默地飞、在水里悄悄地行,我们甚至永远见不到他们的身影。我真的感谢他们,是他们让我获得了这个荣誉。
中国海军从近海走向远洋,开始了新的远航,我的心灵和笔触会永远伴随着这条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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