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就是这么一棵树
乔 叶
一个男孩一生下来，一棵树就爱上了他。男孩常来和树玩耍，他用树叶编织头冠，在树枝之间荡秋千，或是采摘树上的果子吃。玩累了，他就在树荫下休息。他很高兴，树也很高兴。
但是，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他不怎么来找树玩了。有一天，他路过树下，树喊他道：“孩子，来玩啊，来和我玩啊！”
男孩说：“我不能再玩了。我要去挣钱。你能给我钱吗？”
树说：“我没有钱。我只有果子，你把果子采去卖钱吧。”
男孩就把果子采了下来，果然卖了钱。
又过了一段时间，男孩又从树下走过，树又喊他玩，男孩说：“我不能玩，我要成家立业，盖屋取暖。你能帮我盖个屋吗？”
树说：“你可以把我的树枝砍下来盖个屋。”
男孩砍下了很多树枝，果然盖了个屋。
又过了一段时间，男孩对树说想要造艘船去远方旅行，树就让他把树干砍了，造成了船。
很久很久之后，男孩旅行回来了，又来到了树下。树轻轻地说：“孩子，我什么也不能给你了。我很抱歉。”
男孩也轻轻地说：“我什么也不要，只需要一个地方踏踏实实地坐一会儿，休息休息。我太累了。”
树笑了。树说：“孩子，来吧。我这个老树墩，正好能让你坐下来歇歇脚。”
忘记了在哪里读到的这个故事，但我一直记得这个故事。每当想到这个故事，我的心中都会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动。这很像是在描述我和文学的关系。最初的最初，我是和文学在快乐游戏，慢慢地，稿费、版税、影视改编权和各种荣誉如同树的树叶、树干、树枝和果实，都成了改变我生活状态的实用生计。但最终，文学就是那个根扎大地的老树墩，能容我停下来，踏踏实实地坐一会儿——不，可以坐很久很久，随便多久。
在小说《最慢的是活着》中，有几句描述祖母的话用来描述文学对我的意义也很贴切：“……哥哥们偶尔会靠着她的肩膀或是枕在她的腿上撒撒娇。——她现在惟一的作用似乎只是无条件地供我们撒娇。多年之后，我才明白：能容纳你无条件撒娇的那个人，就是你生命里最重要的人。”
文学就像是祖母的怀抱，没有比这样的怀抱更适宜撒娇的了。黑暗的，光明的，快乐的，悲伤的，委屈的，得意的，漂亮的，丑陋的，精致的，拙劣的——无需再用正反义词来丰富这个句子了，反正无论是什么样的娇，都可以在她这里尽情地撒。如同我曾在一篇小说的创作谈中所言的那样：“……她有着能让我放毒、撒气儿，把心里带罂粟花色调的邪火儿和野性儿开出来的广袤空间。——这便是一种最珍贵的精神礼物。她是一个母亲。宽容的，伟大的母亲。在她的怀抱里，我最大程度地接近了赤裸，接近了诚实。”
曾无数次听人哀叹文学的无用，说它面对我们的当下生活，就像一个废了的皇帝面对后宫三千佳丽。这样的哀叹总让我无语。当下的生活是一个多么生机勃勃的彪悍青年啊，“更快，更高，更强”是通用的号令，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所有的更快、更高和更强都仅仅是物质的。他们所构成的，是一个庞大而时尚的物质外壳。这种更快、更高和更强，不是文学的，永远也不会是文学的。文学，除了从几本销量羞涩的刊物里衍生出几部无关痛痒的影视作品，她还能有什么用呢？她就是一个在青年后面慢慢行走着的人，不要指望她对当下的生活有什么直接的立竿见影的影响——尤其是面对一个没有耐心的急吼吼的时代。她永远也影响不了股市、房价和菜金，她就那么慢慢地走着——不，她甚至不走，她就在原地站着。她像一棵树，慢慢向上生长和慢慢向下扎根的银杏树。因这慢，我们得以饱满和从容。因这慢，我们得以丰饶和深沉。因这慢，我们得以柔韧和慈悲。
文学就是这么一棵树。我们很多人都是爱着树同时也被树爱着的那个孩子。只要有了这种爱，无论我们走多远，最终都会回到这棵树下。——我有归处，一想到这个，我就觉得无比踏实和幸福。我知道我不能也不敢指望更多了。对我来说，这就够了。难道不是吗？
文学的本质
王十月
看李小龙传，李小龙在创立截拳道时，思考得最多的问题是：武术的本质是什么？后来他得出的总结是，武术的本质，就是两个字：攻、防。武术的起源，也是基于进攻和防守的需要，于是他在咏春拳的基础上，汲取了拳击、空手道等多种博击术的精华，去掉与攻防无关的枝蔓，创立了截拳道。我的心底里突然产生了一个问题：文学的本质是什么？能不能也像李小龙那样，用最简洁的词语，来概括文学的本质。我发觉，写作了五六年，小说也发表了一大堆，我居然无法回答文学的本质是什么。这很让我惶恐，我突然觉得，如果不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将无法再进行写作，无法让自己的写作合法化。就这个问题，我和许多青年作家探讨过，我发现，大多数的写作者都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或者勉强给出的答案，也等于没有说。
为什么说弄清楚文学的本质很重要呢？因为我觉得，只有弄清楚了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我才能确定自己写作的目标，才能透过纷繁的迷局而不为所动，才能弄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写作。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写？有些作家说，文学是一门艺术，因此写作是纯审美的需要。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去当一名画家，我觉得当画家更能直接体现我对审美的追求。也有人说，我写作，只是出于内心的需求，我从来不考虑读者，我不写感到痛苦，写了，就不痛苦了。但我发觉，这个答案也不能让人信服，这个答案的前提是你没有假定的读者，既然没有读者，那么你写完了，作品放在电脑里、锁在抽屉里就行了，因为你写作的目的——所谓内心的需要已经满足了。如果作品拿出来发表，你就有了读者，有了读者，就无法自圆其说，说写作只是为了内心的需要，你哪怕只有一个读者，都有了一份责任。
也不清楚是哪一天，我突然找到了我的答案，其实也不是我的答案，是老祖宗早就说过的，只是这些年来，我们被各种各样的流派和文学理论绕糊涂了，忘记了这个答案——文以载道。这样一说，很能招来一些人的讥讽，认为这是多么落伍的文学观。其实，文学是不能以先进和落伍而论的，如果说今人的文学观是先进的，那为什么没有证据显示今人一定比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写得好呢？
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如果文学的本质是文以载道，那么，这个道，又是什么呢？
我的理解，道，说通俗一点，就是这个作家对读者假定的责任，是他创作文学作品的目的。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是鲁迅先生信奉的文学之道。沈从文先生在他的习作选集的《代序》中说，“我只希望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这便是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之道。再看沈先生的弟子汪曾祺先生，汪先生说，“我有一桩好，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人间送小温”，便是汪先生的文学之道。如此看来，文学之道，便是文学之用。中国人在体和用上，曾经争论了近百年，文学之“用”并不是功利，而是责任。
那么又回到前面的问题了，文学的本质是什么？
答案——载道。
我们也知道了，道，其实就是作家思想的体现。每个作家，对道的理解都不一样。那么，我心目中的道，又是什么呢？每个作家的思想，都离不开他的经历、他成长的环境和他的学养。于我而言，二十余年的打工经历，无疑在我的灵魂深处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记录下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为我们的青春作证，书写我所熟悉的这个群体的精神荒原，让无力者前行，这大抵便是我信奉的文学之道。
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后，我一直在坚持为这个文学理想而努力。同样，基于这样的文学观，再去评判当下的文学时，我不会再为那些说我的作品“不文学”的指责而困惑。因为我的文学，所载的，是我的道，是我的文学理想，是我感悟苍生肉身和灵魂之痛后想说的话。我的写作，是有明确的假定读者的。我希望，有过打工经历的，或正在打工的人，读到我的作品，会感到亲切，觉得我写的就是他们的生活；同时，能让他们看清一些事情背后的真相，而获得前行的力量。我也希望没有过打工经历的人，读了我的作品，对这个群体，多一些理解、关爱和敬意。这也是我的文学责任。当下这个时代，只要每一个写作者记得自己的一份责任，当你的文字，真正触动人们的内心时，文学的力量，自然有所体现；文学之用，也就落到了实处。
爱是信天游亘古不变的主题
吴克敬
“六月的日头头腊月的风，老祖宗留下个人爱人；三月的桃花满山山红，世上的男人就爱女人……”惊悉我的中篇小说《手铐上的兰花花》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天籁般的陕北信天游，瞬间充塞了我的耳涡，嘹亮着的有断人心肠的《兰花花》，有激扬心志的《山丹丹》，但最撩人心怀的还是这曲《老祖宗留下个人爱人》。
爱，是陕北信天游亘古不变的主题。
黄土高原的陕北，广阔无垠，千沟万壑，它苍茫恢宏又深藏着悲壮凄美；它清俊刚毅又饱含着沉郁顿挫。千百年来，它以自己潜在的个性影响着陕北人的生活，创造了性格独具的高原文明，塑造了宏阔苍凉、大气包容的信天游。在那地瘠民穷、交通不便的偏僻山沟里，在那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信天游是抒发百姓呼声的黄钟之情，是抚慰百姓心灵的大吕之音。
我不是陕北高原的汉子，但我受到了信天游的吸引，近些年不断地北上陕北，钻进荒僻的山沟沟，爬上苍凉的山梁梁，徜徉在兰花花、山丹丹鲜艳的花丛里，与生活在这里的陕北人交心谈朋友，体会并感受他们的快乐和忧愁、现实与浪漫，因此，有了我创作的陕北质地的系列中篇小说。
《手铐上的兰花花》是我这组中篇小说的一篇。美丽宜人的阎小样，她是不满她的生活的，她想有所改变，但却万劫不复地成了一个致死夫命的杀人犯。
冰冷的手铐拷住了阎小样，但却铐不住阎小样的出类拔萃，还有她的理直气壮和风情万种……她被押在了囚车上，要去她梦里想去却一直都不能去的西安服刑。这样的去是悲哀的，这是我的设想，我要把阎小样放在绝境里让她上路。她上路了，她是被动上路的，一路走来，她把一个绝境走成了一条生路。押解阎小样的民警宋冲云，是个人性勃然的青年，他有自己的女朋友，计划中还要和他的女朋友通过这次押解任务，顺便在繁华的西安城轧一轧马路，逛一逛钟楼、大雁塔，照一照他们两情相悦的结婚照，可是突然到来的急性阑尾炎，把宋冲云的女朋友留在了半路上，做了紧急手术，莫可奈何的宋冲云就只能独自个儿押解阎小样了。正是因为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让这对男警察和女犯人，有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接触。在南下西安的长途上，公共汽车上的小偷和赌徒的骗局，一次次激起了宋冲云的警察意识，他要制止他们的犯罪，却不幸被小偷和赌徒围攻。关键时刻，阎小样挺身而出，挡住了小偷和赌徒的利刃，保护了宋冲云，却使自己负伤……大自然也有意无意地为他们的一路同行制造障碍，突如其来的雷阵雨，使黄土高原上的一段公路滑坡塌方，让他们搭乘的公共汽车不得不改道而行。他们超过了规定的时间，这才来到西安。按说宋冲云是应该立即把阎小样送进服刑的女监里去的，但却没有，他领着阎小样，让她在入狱之前逛了钟楼，吃了肯德基，照了婚纱照，然后才送她到服刑的监狱。宋冲云的这些作为，无疑是违反了警察纪律的，这样还不算，竟然在大黑铁门的监狱门口，阎小样请求宋冲云，要把她照的婚纱照取出来送给她，宋冲云答应了。进一步地，阎小样还请求宋冲云抱抱她，宋冲云迟疑着，却也慢慢地张开了手臂，把阎小样抱在了他的怀里。
我相信，宋冲云的怀抱是温暖的，阎小样的怀抱也是温暖的。我的笔墨去向就在于此。生活还在继续，生活中充满了苦痛，充满了不如意，但我还是要让我泼向生活的笔墨，始终如一地保有温暖的色调。
仅仅确立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这样的确立太简单了，我还要确立自己所要怀抱的态度。足球圈里流行过这么一句话：态度决定一切。我以为这是对的，捧着笔墨饭碗的我们，怀抱着的态度同样重要。要说呢，还是我放羊时的一次体会。母羊痛苦地嘶鸣着，满身水、满身血地分娩下了羊羔儿，却不得一丝空闲，忍着痛，忍着累，伸着它白腊腊的舌头，舔着羊羔嫩毛上的胎液，一口，一口，母羊要费很长的时间，把羊羔嫩毛上的胎液舔干净了，又用它的嘴拱着羊羔儿，把新生的羊羔儿，拱着站起来……本能唆使着羊羔儿，一旦站立起来，就要寻着母羊的奶头而去。羊羔儿寻找得并不困难，但要叼在嘴里吮吸就困难了。我手里拿着放羊的鞭子，蹲在一旁，看着羊羔儿幸福地寻着母羊的奶头，它寻找到了，粉粉嫩嫩的小嘴儿就要叼着母羊的奶头了，母羊却把它的屁股一拧，让它亲生的羊羔儿只能再一次幸福地寻找……寻找了一整天，第二日再寻，母羊铁石心肠，总是在羊羔儿寻找到奶头儿、张嘴就要叼住时，这幸福却被母羊的一拧屁股粉碎了。我生了母羊的气，丢下放羊的鞭儿，去帮助羊羔儿了。我抓住母羊的头，我抱住母羊的腰，我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还是帮不了羊羔儿的忙。气急败坏时，我丢下母羊，重又拿起放羊鞭，我是要抽打生了羊羔而不养羊羔的母羊了。但在这时，一个我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饿了两日的羊羔儿，因为力衰，它娇嫩的两条前腿软了，跪在了母羊的面前，母羊便不要羊羔儿再寻奶头了，它转过身子，叉开它的后腿，把它鼓胀的奶头对着了羊羔儿的小嘴，自觉地让羊羔羔吮吸起来。
生活给予我们的，是要我们知恩、感恩、报恩的，这是一种命中注定，我的笔墨将坚持这样一种走向，始终不渝，永不悔改。
那些灵魂纯净的人们
李骏虎
晋南，就是尧舜时期的中国。尧都平阳，也即远古部落联盟的所在地，所以也叫国中之国。自五千年前尧天舜日的“公天下”时代始，这里就是一块富强、文明、民主的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但享有文明开蒙的曙光，并且他们每年能够享受两个收获季节，他们不但收获秋天，而且收获夏天。使他们文明程度更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夏天收获的麦子是主粮，而秋天收获的粗粮多用作牲口和家畜的饲料，只有年景不好的时候才做人的添补的口粮。文明和麦子成为晋南民风清正、民心淳朴的养料，这里的人们灵魂里，白天阳光普照，夜晚月朗风清，娃娃们一生下来，就先天地遗传了这种灵魂的纯净。
霍麓之南，汾河以东，有晋南最肥沃的土地和最纯正的农民，文明的源头在这里，人性的大爱也在这里。我在这块土地上出生并且做了18年真正的农民，却享受了五千年文明的雨露恩泽，用一头牛拉的木耧播种——五千年前尧爷爷、舜爷爷摇过，五千年后他们的子民依然在摇，五千年的时光凝结在这里，明净、温暖、祥和、欢乐，鸡鸣犬吠，荷锄挑担，古语问答，古风蔚然。这里的麦季，正是一年一度阳光炙烤下的狂欢节，在那些走向节日的日子里，每家每户都用生活谱写着故事。老姑娘秀娟家里，弟弟福元因为不能生育，要抱养一个孩子来延续香火。抱孩子仿佛一个隆重的仪式，全家人都参加了，都兴奋了，虽然这种兴奋只是为了换来更平常的生活。孩子过满月，要遵从风俗礼仪，图的就是个喜洋洋、闹哄哄、乱糟糟。热闹过后，却给老姑娘惹下了闲话，满村子的嘴都在猜测一件蹊跷事，她们家却成了净土。当尘埃落定，麦子散发出尘土的香味，我们才看到了秀娟纯净的灵魂和无私的大爱。
这就是我的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的背景和故事。有人说我写的是一首生生不息的生育诗，也有人说描绘的是乡村生活的风情画卷。这都不错，但我创作她，只是为了向故乡那些有着纯净的灵魂的人们和他们心底的大爱致敬。
我是个晚熟的人，创作上也是这样。“出道”不算晚，1995年就开始发表短篇小说，之后的十年间，却一直在“怎么写”和“写什么”之间兜圈子，很多年里，我没感觉自己的技艺有什么提高，甚至丢失了很多东西，像一辆没遮好帆布的煤车，一路抛抛洒洒。甚至，我多次觉得自己江郎才尽了。2007年在鲁院学习期间，听到了各个艺术领域的专家精英的讲座，醒悟到这十几年的创作没有大的起色，问题在从来没思考过“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于是对作品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向度有了一个顿悟。长达4年的挂职体验生活和短暂的鲁院学习生活，这一前一后真是个奇妙的组合，它们接力完成了对我的潜移默化，《前面就是麦季》和《五福临门》都是这个变化之后的作品。
2005年，在山西作协的安排下，我回到故乡洪洞县挂职体验生活，在外求学、工作多年，重新回到农村，我发现自己的血脉里流淌的农民的血液一点都没有变质，我是那样地渴望回到庄稼地里去劳作。走在村里的大路上我感觉是那样坦然，和乡亲们搭几句闲话都让我觉得快乐和幸福，我从灵魂深处对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充满了无法形容的热爱。因此，2007年的秋天，在鲁院311宿舍写下这个小说题目的时候，我的浑身洋溢着对故乡的土地、庄稼和人们的爱和幸福感。也是在鲁院期间，我的女儿出生了，我成了别人的爸爸，突然就懂得了人世间最大的幸福其实是付出爱，能不求回报、毫无保留地付出自己的爱，就是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前面就是麦季》是一部关于付出爱、关于乡村生活的诗意、关于生命的生生不息、关于灵魂的纯净的小说，但它首先是一部关于爱的付出的作品。付出爱，获得心灵的幸福和灵魂的安宁，这是主人公秀娟的信仰，是中国乡村女性的信仰，是和土地朝夕相处的人们的信仰，也是我这个泥土捏成的娃娃的信仰。
我喜欢有力量的文学
方方
联系到方方时，她刚从外地回来，又准备动身去杭州出差，由于时间精力和条件所限，她表示无法为我们筹备中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特刊”撰写文章，并请我们谅解。在记者说明情况之后，她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记者：您这次的获奖作品《琴断口》，可以说是一部爱情题材的小说，您有一部分作品一直在探索爱情，从较早的《船的沉没》《桃花灿烂》到后来《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树树皆秋色》等等，您所探讨的似乎是关于爱情的哲学，您笔下的爱情关系又受着现实的制约，流露出深深的无奈感。对于这部获奖作品《琴断口》，您的创作动机和构想是怎样的？
答：琴断口是武汉的一个地名，这个地名背后有钟子期、俞伯牙这样的人物。我很喜欢它的意味深长。一直都想把它作为一个小说的题目。很多年过去了，我几乎忘了它，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则桥断了的消息，突然就唤起了我的记忆。于是就有了这篇《琴断口》的构思。原本是想写一个复杂的爱情故事，但写着写着，就变化了。后来想，人其实根本就由不得自己，尽管一切正常，尽管你也十分努力，但生活仍然不能让你如愿。正如杨小北和米加珍两个人把一切都想得很明白，并且也努力经营自己的爱情，但最终仍然由不得他们。即令没有坏人出现，没有第三者捣蛋，但爱情还是如此脆弱，生活就是这样无奈。
记者：您是一位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像《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乌泥湖年谱》等作品，都体现您对现实深切的关注。当前的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在您看来，文学又该如何继续发挥作用，体现出自身的力量呢？
答：其实在我写作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这样一些问题。我也没有刻意去现实中找题材，倒是现实生活的内容经常来找我。我总是被生活中的林林总总事件所打动或者说所撞击，以致不写出来便不爽。生活的确发生着巨大变化，这变化不是让我们的人生简单了，而是更为复杂。人性中的大善和大恶都更加突显。我不知道我的文学是否能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我只是按自己内心的需求和渴望去写。我喜欢有力量的文学，所以我也希望我的作品能有力量。
下一个路口
鲁敏
小说之路上，我喜欢拐弯和走岔路，因为那预示着异样景致的可能性。可能这跟胃口有关，餐桌上的胃口，阅读的胃口，人际交往的胃口，我都偏爱变化与杂芜。
1998年的某个下午，站在一座高楼上盯着世界看，栏杆拍遍，心念忽动，坐到电脑前，就此一脚踏上这条神秘多变的小说之路，在细雨中奔跑，忍受迎面击打的枝条……然而，每当从狭窄到渐宽，荆棘化为花朵，繁华摇曳，我反倒警觉且严厉了。行了，下一个路口，必须拐弯！要跑到草莽里，要跑到小兽出没处，跑到天地更深处。那才是粗糙、坚硬的万物之核。
故此，从自我圆通的市井小民、人性氤氲的乡野东坝，到固执弯曲的女性成长、色彩斑驳的城市暗疾……一个又一个路口，我热切的寻找并爱恋上每一个写作母题，纵容其旺盛的生殖，并在风格上伸手伸脚，屡求其变。充沛的兴致像海浪一样载着我起伏前行。
2006年是个小岔道。到这一年，写作浑噩八载，翻一翻，也排出诸如《镜中姐妹》《方向盘》《白围脖》《超人中国造》《小径分叉的死亡》一批以市井生存及伪中产者苦闷为主题的小说，笔调油熟光滑，嬉笑怒骂，似略有风格。然而，焦灼与轻蔑与此同生，我深深怀疑起这种对景写生、数码快照般的写作，是否真的就是我辗转以求、闪闪发亮的小说？凌晨的微光里，我忽然强烈地思念起我寂寞辽远的故乡、那令人心疼的小地方，我要到岁月的深处去寻找它，我要离开这太过熟稔的大道，而开辟一条去往东坝的、杳无人迹的小径。
此后两年，我醉酒般地尽兴写下了一批以东坝为背景、亦是为主角的小说，《思无邪》《离歌》《风月剪》《逝者的恩泽》《纸醉》《颠倒的时光》等，于残酷取温贫，向浑浊求清冽……这条路慢慢竟成型了、宽大了，那日月缓慢、人情持重的东坝，成了我“邮票大小”的故乡、“一口可以不断深挖的井”。是的，这条路简直都不要费力气了，这已获得认同的审美与图景，它是安全的、顺利的，可以稳妥地诉求到更多的掌声与呼应，并确立起似是而非的风格与领土。可是，人的天性多么不安分哪，苦闷再一次从纸笔后浮现，像一道苛刻的目光：不要再这么美滋滋地原地盘恒吧，东坝就够了吗，总嚼同一块甜馍是不是太胆怯了？你难道不想试试逆流而上，哪怕是火中取栗、水中捞月？
跺跺脚，东坝的故事就此按下了暂停键，虽则我的心中对它还有着婴孩对母乳般的留恋，其人物与风情仍在心中流连不忍离去，但未知的风景更加令我颤抖和紧张，这是灵感的暴动与欢愉，我必须信任它的直觉！去吧，信马由缰，去往下一个也许仍是寸草未生的荒芜处。
重新开荒打草……都市“暗疾”之种种，果然从光照不足的人性皱褶处层层涌现，我饶有兴趣地研究这些从伟大的“现代化”生活中滋生出来的增生品，像从大海深处打捞珍珠，诸如《暗疾》《企鹅》《致邮差的情书》，它们不再是对普世价值观的代言，而带着摇摆与蜕变中的生涩气息，继而，一步步地，从非典型个案到所涉更广的人群高发症，从天而降般的，《伴宴》《铁血信鸽》《惹尘埃》，它们像野花在路的尽头次第开放，如同献给拓荒者的礼物！这一路径的小说，是取自病体的坚硬切片，不论人物或故事，似无正负与成败，也不需要“救赎家”去指明旗帜般的结局——我得忘掉原有的技艺，反抗既成的价值与道德，完全像一个生手，诚恳而冷静地处理，尊重并追随它们的明暗规律，以及不可侵犯的歧义性。也许，这便是小说深处的秘密景致之一，我渴盼着可以依稀看到一角。
可能将会一直如此吧，我的小说之路，就是一条旁逸斜出的陌生之径，我须得为之凝神、为之踉跄。然而，摸索与征服，实乃颇为华美的滋味，像在与小说跳一曲无伴奏的双人舞，我们相互踩脚，我们寻找步调，并尝试去创造令人惊奇的新节奏。这一切，我挺喜欢。
望月的女孩
盛琼
那个遥远的夏夜，一个5岁的女孩，独自坐在院子里乘凉。月光像银色的大水，把她淹没了。她成了一尾发光的小鱼。她睁着一双童贞的眼睛，长时间地，仰望月亮。那月光太稠密了，似乎变成了一场大雾，将她漂浮起来。看着，看着，她突然流泪了。她感到了一种透彻的孤独，无名的忧伤。——这周遭的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到底是谁呢？我为什么要以这样的面目出现在这样的时刻呢？——那晚，这个5岁的女孩，第一次获得了对生命的审视，对自我的反省意识。她感到自己仿佛被什么神秘的力量，抛到了这个孤独的地球上。她难过得无法形容。从此，孤独，就成了她的DNA。从此，月亮，就成了她一生的知己。
没有人相信这个。她也无法把自己的感觉说出来。人们只是觉得这个女孩有点奇怪。比如，她一切顺利，颇受宠爱，却从不快乐(哦，欠揍啊)。比如，每逢过年过节喜庆的日子，她都躲着人群，偷偷流泪(哦，毛病啊)。比如，她自小喜欢思考一些生死、世界、灵魂等终极问题(哦，犯傻啊)。
她上学了，认字了。那是一个贫乏的时代，无论物质和精神都那么单调。父母都是刻板规范的工程师，家里大多是些数理化的工具书。关于文学，只有区区几本高尔基，还有，就是一本厚厚的《鲁迅全集》。那个叫鲁迅的男人，他那著名的侧面雕像，和那些奇崛有力的文章，就这样，成了她的文学启蒙，深深地扎进了她的生命里。她喜欢他入木三分的文字，更喜欢他的傲骨和柔肠。因为他，她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找到了一生的钟爱——文学。她开始找各种各样的小说、杂志，带着发亮的眼眸阅读。她开始在别人的故事里体验人生，感悟生命。她的心灵被文学丰盈着，舞蹈起来。
那时，她不知道，她还要经过漫长的一段人生之路，才能接近文学。因为，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学的是新闻而不是中文。毕业后，她分到电视台工作，写的都是一些电视片的解说词、文艺晚会的串词，那些花哨快捷的文字，就像地铁里的广告牌，一闪而过，不留痕迹。她还要学做妻子，学做母亲，在生活中学习如何与人相处，如何适应社会。她天生是个多么笨拙、腼腆、敏感、幼稚的人啊。一切的一切，都让她疲于应付。
虽然在别人看来，她的成长算是顺利幸运的，没什么可抱怨的了，可是她清楚地感到自己的生命正在逐渐地干枯。离开了文学，她就失去了灵性。于是，有那么一天，她义无返顾地回来了。放弃高薪的职业，远离光鲜的人群，她成了一个作家——一个整天坐在家里写作的人。是的，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她听到自己的灵魂发出了一声欢呼。因为，从5岁开始，她就知道，文学是她生命里的东西，像呼吸，像眨眼。
毋庸置疑，她的起步比较晚。因为很多天才的作家，在他们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写出他们一生的代表作了。所以，从踏入文学之路的那一天起，她的心态就是平和的，谦卑的。上天这样安排她的人生之路，一定有它的道理。她既不急功近利，也不妄自菲薄。她对自己说，你只要认真写，用全部的心灵、情感、智慧来写作，把自己生命里真正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这就足够了。
她读书、思考、成长。随着写作的深入，她对人性的复杂越来越了解。对于虚妄、荒诞的人类境遇，她无限地同情，彻骨地悲悯。虽然她自己在生活中是个有原则、有个性、不随波逐流、敢于走自己道路的人，但对外界和他人，她越来越宽容，对人性的局限和残缺，也怀有深深的惋惜。在这样一个羞谈理想的时代，她仍然把真善美当成自己的毕生信仰，而且坚持把这种信仰灌注到写作中。她认为，真善美不是什么高调的东西，而是人性的基石，是生活的意义。它朴素，温暖，平实，不花哨，也不煽情，更不抱怨和仇恨。它像大自然一样，博大、壮美又充满生机。她相信，真善美是永远都不会陨灭的，陨灭的只是生活中脆弱的因而放弃的人。在写作中，她极力挖掘这种明亮的、温暖的东西。为什么明亮呢？因为有黑暗。为什么温暖呢？因为太严寒。人世就是这样一种苦乐参半、美丑相伴、悲欣交集的混杂物。而文学呢，文学的价值，正是呈现这种奇妙的复杂性和终极意义上的平衡美感。
这么多年来，她一直默默地踏实地写着。语言、结构、人物、情节，说起来千变万化，实际上，只要她找到内心的自然节律就行。她要静下心来，等着心灵的音乐升起，然后，她就像一个赤足的舞者，在那音乐中，尽情地舞蹈起来！她的心宽了，舒畅了，她勇于将批判的“刀子”朝着自己而来，她敢于面对自己的不足，她获得了内心强大的力量。她欣喜地发现，自己的写作在进步，人也在进步。
不过，她知道，无论走多远，哪怕走到生命的尽头，她还是那个望月的女孩，她的心永远像月光一样纯净和忧伤。
文学的魅力
次仁罗布
回想当年第一次被一部文学作品吸引，却是借来阅读的《林海雪原》。故事里的人物，通过文字活泛在我的脑海里，时刻为他们的命运揣测着。当最后一页读完，一种为英雄伤感的情绪缠绕在我的心头，久久不能挥去。那时我正在上中学，可以阅读的文学书并不多，也没有什么娱乐。但，文学书籍给我展示了无限广阔的天地，我的心随着文字飞翔起来，穿越了山川河流，抵达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从那刻起，我就不停地借文学作品来阅读，一段时间后，把人家家里的书全看完了。再没有可看的文学作品时，我的心里焦躁得很。现在想想，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吧。
汉语学到高中就停了，大学里攻读的是藏文。记忆中，当时文学名著翻译成藏文的屈指可数，只能借助汉文来阅读名著。那时就梦想着成为一名作家，用不熟练的汉语试着写写作品，只是完成后不敢把作品投寄。后来参加了工作，文学梦渐渐地被繁杂的日常工作所湮灭。经过几次工作调动，又回到了心仪许久的文学圈里，成为了一名杂志编辑。鲁院的两次学习，使我对文学有了全新的认识，视野得到了开阔。十多年转瞬消逝，我却发现成为一名作家的信念一直潜藏在我的内心里。文学的魅力，就这样牵引着我走到了今天。
经过多年的阅读和创作，我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应该要反映普世价值，赞扬人性的伟大，揭示苦难面前的无畏精神，唤醒人类内心深处的善良。因为这些可贵的品质，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贯穿始终，成为人与人和睦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基石。作为一名作家，有责任和义务给读者构建一个价值系统，即坚韧与勇敢、包容与和谐、耐劳与牺牲、怜悯与荣誉等。用这些人类原本拥有的闪光品性，去感化读者、唤醒读者，使人们看到生存的意义、生存的价值。这些构筑了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核，也是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文学不能只是讲个故事，而是要体现比故事本身更重要的精神世界，通过拷问灵魂深处的幽暗与明亮，不断重塑健康而健全的精神。
我们处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很多固有的文明在这种飞速发展中正在慢慢消失，世界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化由多元走向趋同，民族文化的特质也渐趋模糊。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更应该坚守传统的情怀，拒绝雷同。少数民族作家要认清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要从底蕴丰厚的民族文化里汲取养分，书写民族心灵的秘史，为本民族树碑立传，为繁荣和丰富我国文学事业作出一份贡献。
文学的魅力远不止这些，还要不断地探索艺术的可能性，从形式从策略从文字上要不断地创新突破，惟有如此，文学才会焕发出新的生机，才会迎来一个个新的高点。卡夫卡、普鲁斯特、博尔赫斯、萨特、福克纳等无数伟大的作家，都是在叙事的可能性上不断进行探索，不断超越前人，为后来者不断把标杆推高。正因这种艺术上的探索，他们才成为了不朽的文学家。我们要躬下身，对这些大师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鞠躬，要感谢他们为我们树立的榜样，更应在今后的文学创作中，不断探索创作手法的多样性，让文学保持青春、保持旺盛的生命。
把自己变小
苏童
很多朋友知道，我喜欢短篇小说，喜欢读别人的短篇，自己也喜欢写。许多事情恐怕是没有渊源的，或者说旅程太长，来路已经被尘土和落叶所覆盖，最终无从发现了。对我来说，我对短篇小说的感情也是这样，所以我情愿说那是来自生理的喜爱。
谈短篇小说的妙处是容易的，说它一唱三叹，说它微言大义，说它是室内乐，说它是一张桌子上的舞蹈，说它是微雕艺术，怎么说都合情合理，但是谈论短篇小说的内部，谈论它的深处，却是很难的。我们面临过这样的窘境，一个用一两句话就能囊括意义的短篇小说令人生疑，它值得谈论吗？相反，一个无法用简短的语言概括的短篇小说，同样也让人怀疑，它还是短篇小说吗？所以，短篇小说历来就让人为难，一门来自语言的艺术，偏偏最终使语言陷入了困境。
用传统美学探讨短篇，是一个途径，一种角度。比如说人们喜欢用“气”这个词，这个词很微妙，也很万能。“气”在短篇小说里的分配就是一“聚”一“散”，因为空间狭窄，更要适时适地，要在分寸上。说起来，这其实就是个叙述问题。我一直觉得创作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是叙述的魅力。如果一个小说自己很喜爱，读者也喜欢，多半是叙述的力量，自己把自己弄晕了，还把别人也拉上了垫背，这是短篇的光荣时刻，笔墨寥寥，你却可以和小说中的人物握手拥抱，你甚至会感受到自己在小说世界里的目光，比在现实生活里更敏锐，更宽广，更残酷或者更温柔。
叙述是个大课题，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一边讨论一边学习。谈到叙述似乎必然要谈到文字，这也让人为难。相对于长篇小说，短篇的文字应该考究多少、应该精炼多少？这实在无法量化。我也没有答案，只好说说自己的体会。记得我最初的小说文字，努力追求色彩和温度，有的小说文字，因为回避故事和人物，面对紊乱的意象，惟一掌控的方法是采用从诗歌转换而来的文字叙述，以乱制乱，以跳跃顺应跳跃。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渐渐觉得文字本身并没有什么权利“吵闹”，它应该匍匐下来，安静下来，甚至遁形。冷静地想一想，人们记住一个小说，记住的通常是一个故事，或者一个或者几个人物，甚至是小说的某一个场景，一个细节，很少有人去牢记小说的文字本身，所以，文字是叙述的细胞，它应该埋在叙述的皮肤之下，在血液里流动，而且只有一个方向可以流动，那就是叙述的对岸。无论是长篇小说汪洋大海般的文字，还是短篇小说的数千文字，都只有一个任务，齐心协力，顺流而下，把读者送到对岸去。
有人会担忧，叙述被结构所控制，结构令人恐惧。说到短篇的结构，貌似难题，其实不必多虑，从来没什么正统的短篇结构，也无所谓“紧”和“松”，文字如果是在虚构的空间里奔跑，本来就怎么跑都可以，只是必须在奔跑后到达终点，不会有人计时，也不会有人因你奔跑姿势不规范判你犯规，如果说结构出问题，不过是小说“体型”难看一点，如果结构导致文本的彻底失败，那作者不是气力不支未到终点，就是中途草草收兵了。
然后我想谈一下短篇小说的材料，这材料的远近大小，取决于个人的生活阅历与记忆，本不必谈。但我感兴趣的是一个作家的写作材料和地域的关系，是否作家作品中潜藏着一个写作地理学现象？以两个最著名的美国作家为例，几乎没有人记得海明威的故乡，但人人都知道福克纳的奥克斯福德(在作品中更名为众所周知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为什么？我猜想海明威作品的地理意义是扩张的，侵略性的，非洲、加勒比海和西班牙，战士、渔夫、旅行者、斗牛士，都是扩张侵略的结果，因此在其创作中，故乡消失了，或者是有意无意被遮蔽了。而福克纳的“故乡”相反，它是因为小而凝固得广为人知的，他的作品谱系以家族村庄为单位，经过精心而固执的聚敛和浓缩，约克纳帕塔法渐渐变成了一个稳定的地理中心，福克纳依赖于这个貌似局促的地理中心写作，成就非凡。我们是否能够从中研究出什么取材之道？不知道。但这引起我的思考，一个作家面对“你要写什么”的问题时，往往努力把自己变大，这很难，很有意义，但有时候，把自己变小更难，更有意义。
由爱好变成爱
陆颖墨
记得我第一次乘舰去西沙，那是元旦前夕，由于海情复杂，舰船无法出海，我在湛江等了一个多礼拜，后来说是岛上有许多供应断了，必须尽快补给，军舰顶风出航。那天涌浪很大，预报浪高5米，几千吨的军舰在巨浪中抛上抛下，如同一叶小舟。几个头一次遇到这种海情的同事，除了吐出胆汁之外，还感到了恐惧。我是1980年听着《军港之夜》的优美旋律进入海军的。那时大海给我的感觉是美丽和浪漫，而这一次让我真切地领略了大海的另外一面。一位水兵指着舰尾的一行海鸥告诉我，因为南中国海博大，有时航行十多个小时不见任何岛屿，在南海上飞行，海鸥必须跟着舰船，才不会飞累了没处歇脚而掉进水里淹死。
在浩瀚无际、波涛汹涌的大洋上，在海鸥甚至都无法生存的地方，我的水兵兄弟们一年又一年地默默守望、无私奉献和顽强拼搏着。
中国有着数万公里的海岸线，二百多年来，每一次的外来入侵都是来自海上。甲午海战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每一个海军将士心口永远的痛。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中国海军肩负着维护海洋权益、拓展海洋利益的神圣使命。一位海军将领出访某军事大国时曾说：我们不打第一枪，但也绝不允许对手打第二枪。从军30年，我亲历了人民海军的快速发展，目睹了战友们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从旅顺口到水天相连的南沙群岛，从雁北大漠到湘西的丛林深处，都有着海军官兵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在我心中萌动，成为了我一系列海军题材小说的素材。如《寻找我的海魂衫》系列、《海鸥》系列等。我用我的笔和水兵们一道守望。曾经有段时间，我在文学创作上也赶过潮流，追过时髦，学着写一些连我自己也看不懂的小说。有一天，海军设计局的一位工程师跟我说，他在西沙岛上看到战士们手里有一本翻烂了的《当代》杂志，上面有我的中篇小说《白手绢、黑飘带》，那本杂志已经出版十多年了，我听了，当时鼻子发酸，一下子仿佛突然明白自己该写什么，为谁而写。
新世纪以来，中国海军的发展让世界瞩目。年近80的海军老作家杨肇林跟我聊天时说：“巴尔扎克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中国海军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作为一个老海军，我真希望有反映这一变革的优秀文学作品诞生。”我也深有同感，为自己的才情有限，无法适应这个伟大的变革而内疚。因职责所在，2008年起，我参与了亚丁湾护航、青岛海上大阅兵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的相关准备工作。那段时间，我沉浸在一股巨大的豪迈之中，回首人民海军的峥嵘岁月，我感慨万千，在下部队的途中写就了《海军往事》。在这组小说里，我力图让读者看到水兵的生活、水兵的情感、水兵的韵味、水兵的追求。
有位部队读者说我的小说是激情大于技巧。我觉得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不是谦虚。我的确才气不足，技巧和词汇都相当贫乏，我走上文学道路就是由爱好变成爱。这爱就是真情，对笔下的人和事赋予的真情是我创作的动力，也是写作的看家本领。例如，小说《远航》的开头，我在心里盘算了几个星期，总觉得不对劲。开始是：“西昌舰要开始它最后一次远航。”后来变成“西昌舰要远航了，是最后一次”。还是写不下去。忽然有一天，我觉得西昌舰像自己的亲人一样，有血有肉，而又即将离去，心中的那股不舍之情让我喉咙哽住，开头自然出来了：“西昌舰要走了……”后面的文字一气呵成。
这篇小说能够获奖，真的让我非常感动，我再次想起了我心里的那些水兵兄弟，他们依然在天上默默地飞、在水里悄悄地行，我们甚至永远见不到他们的身影。我真的感谢他们，是他们让我获得了这个荣誉。
中国海军从近海走向远洋，开始了新的远航，我的心灵和笔触会永远伴随着这条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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