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胜楹联的生态诗学研究

——以西北地区为例  

浙江  张齐

第一章  绪 论

自工业文明时代以来，生态问题越来越突出，基于人类生存的考虑，“生态学”得以产生并迅猛发展。它从自然科学领域生发，其基本思维方式及理论方法扩展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文学研究中促使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而快速勃兴。批评者们热衷于运用相关理论，解读阐释文学作品，发掘其生态内涵，进而试图对其重新加以定位。

楹联是中国传统文学形态中不可忽视的一维，名胜楹联又是楹联之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类，但长期以来，相关研究一直鲜有较大进展，亟需新视角新方法的介入。因名胜楹联多与特定的自然地理与社会人文环境紧密切合，故而运用生态批评的方法，发掘其生态智慧，展现其生态美蕴，并追溯其生态渊源，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1.1研究背景

近代以来，工业革命兴起并席卷全球，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生产力也随之突飞猛进，在提高了人类整体生活水平的同时，它的负面因素——技术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危害也日渐凸显。人类的贪欲漫无节制，对科技的崇拜与依赖与日俱增，对自然的探索也永无止境，由此而给自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生态环境惨遭破，生态系统严重失衡，并反过来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为应付这种不利状况，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呼吁积极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并对人类之前对待自然的态度进行反思，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生态观念。生态学便在这种背景之下应运而生。

中文的“生态”一词，是由英文“Ecology”翻译而来。作为一门学科，它刚开始出现时，是归属于自然科学的门类之下的。“生态学”的概念，早在1886年便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提出，并且他也为其研究范围作了界定：“我们把生态学理解为关于有机体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全部科学，进一步可以把全部生存条件考虑在内”（徐恒醇：《生态美学》）。由此可知，在生态学的发展初期，它的研究对象仅仅限定在自然界的物种、群落及其关系上，其所使用的方法也是自然科学式的。

然而，生态恶化并非只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事件，它与人类深层的文化观念密切相关。“自然领域发生的危机，有其人文领域的深刻根源。生态问题，不单单是一个技术问题或科学管理问题，更是一个伦理问题、哲学问题、信仰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诗学的、美学的问题”（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随着工业生产的高速发展以及相应而生的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人们对之前的文化观念作了深刻反思，生态学愈来愈受关注，进而渗透至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人们将生态学的原则运用到人文领域，并催生了一批新型学科。在此过程之中，它发展出一种“生态主义”，该主义充分借鉴源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生态学思想原则和研究方法，对人类既有的知识体系加以审视，并重新予以估价和定位。与此同时，它也在努力创造具有生态思想的话语模式。

这种观念影响于文学，就导致了所谓生态文学的诞生。由于工业革命在西方首先开展，生态危机也在这些地方酿成巨大破坏，故而生态文学也首先出现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以美国女作家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为标引，与“生态”相关的文学创作，如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蓬勃兴起。与此相应，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方法，生态批评也随之而起，成为文学批评领域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1.2研究现状概述

1.2.1生态诗学的发展与研究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理论潮流，“生态诗学”最早发源于美国。1978年，美国学者鲁克尔特在《衣阿华评论》冬季号上发表文章《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首次使用“生态批评”这一概念，明确倡导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力图使批评家在生态学的视野下研究文学，并提议“构建出一个生态诗学体系”（ 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由此看来，所谓“生态诗学”的建构，必须通过生态批评的具体实践来得以完成，对生态批评研究策略的探讨与研究对象的扩展是生态诗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随着生态形势的进一步恶化，1992年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成立，至此美国生态批评开始呈现出迅速发展的态势。虽然有很多研究者认为，目前看来，生态批评还未成为西方文学批评的主流，但它已成为文学理论界的一座重镇，却是谁也不可忽视的事实。

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论，国外生态思想的引入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曾经面临的问题也严峻地摆在中国人面前，迫使中国学人不得不对此作出深入的思考和积极的回应。80年代，首先出现了将生态思想运用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多部论著，继而又涌现出一批揭露生态危机、呼吁保护环境的“生态文学”。90年代，出于现实的催逼和理论的需要，由曾繁仁、鲁枢元、王诺等人分别倡导的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迅速发展，并成为文论研究中的前沿与热点话题之一。“尽管中国生态批评及其理论形态的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目前尚未完全发展成熟，但理论上的尝试和建设及争鸣已开启了学科建构的新视角、新观点，极大地推动了学科的发展，并且使得新世纪中国的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研究初见规模”（党圣元：《新世纪中国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的发展及其问题域》）。

在此之中，一些学者对鲁克尔特所提出的“生态诗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发。胡志红认为：“其中绿化、拯救具有生态思维、生态视野的文学理论就是建构生态诗学，绿化文学生态、文化生态的重要途径”（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研究》）。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倡导的“生态诗学”，实际便是贯彻着生态理念的诗学体系。不过此中之“诗”，并不仅限于诗歌一类。“生态诗学是指在传统诗学的基础上吸收新兴的生态学理论，研究文艺生态与生态文艺现象的一种边缘性的文艺理论”（张皓《生态文艺：21世纪的诗学话题》）。于此可见，生态诗学是可以涵纳所有的生态文艺现象的理论体系。它以生态哲学为基础，以生态美学为指导，通过对文学作品生态批评的操作实践，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发掘其生态美蕴，指出其思想渊源，并用现代生态学观予以评价。其目的在于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塑造生态人格，进而使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臻于诗意地栖居的生态之境。

不过具体到生态批评的可适用对象及范围，研究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王诺是研究欧美生态文学的代表，他将“生态文学”界定为：“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王诺：《欧美生态文学》）。这就将生态批评的对象——“生态文学”，严格限定为那些在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生态思想影响下的作品了。这确实适合欧美生态文学的研究需要，用于中国文学实际，却嫌过于狭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