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讲
侯德云
偶然因素对小说情节的生长，往往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十日谈》中的很多经典故事，在关键性的转折点上，都是借助了偶然因素的参与。同样，作为故事的逆子，小说在这方面仍然承袭了故事的血统。
特别是在围绕一个核心事件而展开的小说中，更是如此。
小小说当然也不例外。
顾文显的小小说《精神》，开篇就是一个偶然：“谁知是哪个不小心，一膀子把那家伙蹭掉到地下，借着惯力，滴溜溜转至地中间，口儿就开了，噗噜噗噜冒白沫儿，吓煞个人！”
很快，又一个偶然出现了：“也就是一愣神的工夫，箭一般地从人堆里射过一个人去，一下子扑在那冒白沫的灭火器上……”
作品的主角“小合同工”就是这样伴着一个偶然因素出场的。
这当然是一场虚惊，所以“大伙儿笑得前仰后合”。
如果作品到这里结束，顶多是一则不高明的小笑话而已，还不能构成一篇值得称道的小小说。
接下来，“忽然笑声一家伙咬住，井长来了。”这还是一个偶然。在这篇作品中，井长的出现，是一个最重要的偶然因素。离开这个偶然，作品就会失去存在的支点。
井长了解了刚才发生的事，并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笑话，而是变得神色严肃。这位井长显然有着超出常人的见识，他从这件貌似笑话的小事当中看到了一种“精神”。作品的闪光点就在这里。在我看来，并不是每一位井长都会有这样的见识。而如果不把小合同工的行为提高到一种“精神”境界，这篇作品的存在依然不值得称道。
毫无疑问，作品在行文的过程还潜伏了一个让人不易察觉的偶然因素，那就是，偶然出现的井长，恰巧拥有超出常人的见识。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精神》是仰仗一连串偶然因素的参与，才成为一篇与众不同的作品。
同样，滕刚的小小说《预感》也是依靠偶然因素支撑起来的。“W君早晨下床时，忽然一个可怕的意念像闪电一般划过他意识的上空——今天可能被汽车撞死！”为了避免这样的不幸，他决定不上班也不出门，“拿了一本小说和几块面包，钻进后院放杂物的土坯屋里去了”。一天当中，“先后有十四个人来找W君，都被妻子拦在门外。”甚至是单位的经理找他有“十万火急的事”，他也没有离开土坯屋。如果到这里结束，作品就会显得平淡无奇。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在几乎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让一个偶然因素主动找上门来：一辆重型卡车为了避免和一辆违章行驶的客车相撞，结果把“W君”家后院的围墙和土坯屋都撞倒了。“人们把W君从乱砖中扒出来时，他已经咽气了。”就这样，“W君”的预感变成了事实。
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比如欧·亨利的作品，大多数都借助于偶然因素的鼎力相助。所以我要说，小小说创作，必须重视偶然因素。当然，重视不等于依赖。在以写人物为主的新笔记体小小说中，我们需要的往往是一些故事的碎片，偶然因素是可有可无的。
相关链接之一：
精
顾文显
谁知是哪个不小心，一膀子把那家伙蹭掉到地下，借着惯力，滴溜溜转至地中间，口儿就开了，扑哧扑哧冒白沫儿，吓煞个人!
新开的井口，连工棚都是简易的。矿工们装束好了，下井之前挤在这简易工棚里，都年轻、好疯，闹得小偏厦地动山摇，就闹出这桩事来。
冷丁把众人吓得哄地散开，一愣，又渐·渐地明白，知道原来是灭火器，就都站住，等头儿或哪个懂行的去拾起，关上，不就结了?
也就是一愣神的工夫，箭一般地从人堆里射过一个人去，一下子扑在那冒白沫的灭火器上。他不懂怎样关闭，只用手拼命去堵，身子死死地压在那物件上，一边火烧火燎地冲大伙儿喊：“快!快跑嘛你们!”
这是个小合同工，刚从农村招上来不到俩月。
看他那认真样儿，大伙儿笑得前仰后合。
小合同工更急了，破口大骂：“你们还不滚开，要死呀你们!”
大伙儿更是大笑。连个灭火器都不认识!
忽然笑声一家伙打住，井长来了。
井长过去把灭火器关土，看着已经自己爬起来的小合同工，那小脸弄得一塌糊涂。井长忍不住也笑了，他和蔼地问：“小伙子，你这是表演哪路功夫?”
小合同工脸腾地红了，赶紧扭向一边：“操，我当它要爆炸呢。”
井长的神色立即严肃起来。
几天后，井长跟矿长汇报，谈到那个小合同工，并要求给他转正。井长说：“我一定要留住他，就冲这种精神!”
井长说这话时，满脸是泪!
相关链接之二：
预感
滕刚
W君早晨下床时，忽然一个可怕的意念像闪电一般划过他意识的上空——今天可能被汽车撞死！这个意念来得很突兀。W君觉得这种意念的出现不是无缘无由的。是一种预感。关于人死亡之前是否有预感，W君原先是将信将疑的。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使W君对此深信不疑。
第20讲
侯德云
对小小说而言，结构的问题大概也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了。
在阅读的旅途中，我看到绝大多数小小说都使用单一的线性结构。这样的结构由来已久，从故事产生的那一天，它就产生了。从本质上说，它其实就是故事结构在小小说中的复制。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以时间为序的单线结构，使小小说由严肃的创作沦为生产线式的操作，这一模式的大量使用，导致小小说的数量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增多，在质量上却很少有新的突破。”这个说法虽然有些武断，但我觉得离事实的真相可能并不遥远。
今天，对，就是今天，我们真的需要一种新的小说结构，来彻底摆脱故事结构的阴影。这种新的小说结构就是“叙述结构”。它是自由的，也可以说是随心所欲的。它是故事结构的叛徒。
在小小说的池塘里，申永霞的《都市女子》是一只漂亮的蝌蚪，我指的是它在叙述结构方面所散发的独特魅力。
作品开篇漫不经心地介绍了一些都市女子的身体特征和行为特征，然后又漫不经心地告诉我们，“都市里这样的女子很多，土露就是一个”。
“土露”是以一个新潮的都市女子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然而接下来的叙述却果断地回到了过去，回到了她从部队走向社会的那一段两种观念激烈冲突的时光。这些简短的文字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像挂在墙上的一把宝剑，将在以后的某个瞬间里派上用场。
果然，当新潮的土露在新潮的路上越陷越深的时候，她的父亲打来了电话，这个代表着传统观念的电话就是墙上的那把宝剑，以关心体贴的方式向新潮观念发动了又一轮袭击。当然，这一轮的袭击也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土露爸一下不知该说什么了，挂上电话后，心里挺不是滋味。仿佛失去了一个女儿，又仿佛添了另外一个女儿。”
两种观念的冲突还在继续。新潮的观念继续占据上风，土露已经不愿面对她在军营时的照片了，换句话说，是“她不愿再面对过去那段纯洁的日子了”。但这只是一个表象，在内心深处，土露其实已经撑不住了，“心里慌慌的。眼前的日子似乎不真实，明天的日子的几乎很迷茫。”
“有天她很无意地对男友说：我们结婚吧。”从这时开始，土露已经开始向往传统的婚姻生活了。她不想再“玩”了。可惜，“男友听了吓了一跳，两眼一瞪成了丹凤眼。”在这一瞬间，土露的内心情感受到了伤害。“被伤害的土露赶忙绕开了。两个人的关系从此微妙起来。”
到后来，土露几乎是完全回归到传统观念当中去了。“若再有一个更爱土露甚至要娶土露为妻的，土露难道不值得心动么？”
这篇作品不存在一个核心的事件，叙述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来回摆动，在两种不同的观念之间来回摆动。它不是单线的，而是两条线索的互相纠缠，在纠缠中渲染了一种淡淡的伤感。它不是要给我们讲述一个故事，而是着力于揭示一个都市女子的矛盾心态。纯粹从结构的层面上讲，它是厚重的，立体的。
我们需要更多的《都市女子》，来扫荡小小说的单薄感，使它能成为真正的文学，而不是一篇又一篇优秀的中学生作文。
相关链接：
都市女子
申永霞
都市里常有这样一些女子，她们将皮肤涂成小麦色，将嘴唇涂成黑紫色，将中国人的头发染成外国人的头发，将原来的眉毛拔掉再画两条细的弯的上去。
许多事情她们天生比男人聪明、比同类人优秀。譬如一卡拉就OK，一跳舞就OK。她们天生我行我素，对别人的看法一点也不在乎。
都市里的这样的女子很多，土露就是一个。
土露是那样一个女子，二十二岁，个子不高，却很玲珑。别人闹不清楚她长得算不算漂亮。她不修饰时很平凡，稍微一修饰就很漂亮。土露有时修饰有时不修饰，有时平凡有时漂亮，就像跟人捉迷藏一样，弄得别人都糊涂了。土露觉得这样怪有趣。
说起来土露还当过三年兵，退伍后按政策就得回家。土露家在一个县城，土露不愿回家。她想，回去干啥，大城市里多有意思呀。土露爸挺有能耐，给土露在县法院找了份工作。打电话让土露回，土露不回，土露爸一急就让土露哥来逮人。土露就警告她哥，说非法逮人要进公安局。
土露哥没办法，留下3000元钱回家禀告老爸去了。
土露在大城市留了下来，不费事地找了份工作，很容易地有了一些朋友，男的女的都有。其实土露有时挺瞧不起那些朋友，觉得女的一律太浅，男的一律太油。说“谢谢”就像说“歇歇”，把“一般”说成“一般般”，形容人长得好就说“长得酷”。
土露有时挺受不了。但她想这些朋友也有这些朋友的好处。譬如他们花钱从不小气，看不出有多大能耐，可几乎人人都有轻骑和手机。有了这些生活就很潇洒。朋友一潇洒土露也就可以随着一块儿潇洒。
慢慢地土露也学会了将皮肤涂成小麦色，将嘴唇涂成黑紫色，将眉毛拔掉画细的弯的上去。这样她在朋友当中还挺出众。
夜晚，土露回到租来的小二套，一个人心里挺孤独的。她睡不着，就赤着脚来回在地板上走。墙壁上挂了两张她当兵时的照片，一张冬天的一张夏天的，一个戴军帽一个没戴军帽，脸上神神气气的。土露望着她的过去就像望着别人的过去。
土露接着过她的都市生活。一星期至少上一次酒吧，进一次茶社，到舞厅跳两小时疯狂迪斯科。土露不喜欢跳三步四步的，她认为那是植物人才跳的舞。朋友们都说土露舞跳得“死酷”，土露不以为然，撇撇嘴说“歇歇”。
二十三岁时，土露有了自己的男朋友，男孩是一家舞厅的副经理。土露常去那儿跳舞，男孩第一次爱上了土露的舞，第二次爱上了土露的人，第三次再见到土露就宣布了爱情。让朋友们好羡慕。
土露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仿佛好，也仿佛不好，无可无不可的。但男孩是真心喜欢她，常常一个人到土露住处玩。玩久了，该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先是一次两次，后来连土露本人也记不清了。
土露家不知道土露的行为。县城毕竟不大，改革的步子迈得小，街上的女子再洋气，也没出现过黑嘴唇红头发的怪物。土露很长时间不给家里打电话，土露爸东找西找，终于在电话里逮着了女儿的声音。
土露爸问土露：女儿，你好吗?
土露说：好。
土露爸又问：工作也好?
土露说：也好。
土露爸一下不知该说什么了，挂了电话后，心里挺不是滋味。仿佛失去了一个女儿，又仿佛添了另外一个女儿。
墙壁上换了土露刚照的艺术照。收藏了过去，面对了现在。土露的心里就轻松些。男朋友第一次见到土露的两张军营照时，惊喜得像看见花木兰，一定要土露介绍介绍光荣历史。土露忙说是借人家衣服照着玩的。
她不愿再面对过去那段纯洁的日子了。
但有时土露心里也惶惶的。眼前的日子似乎不真实，明天的日子几乎很迷茫。失去的不愿想了，拥有的又是什么呢?
有天她很无意地对男友说：我们结婚吧。
男友听了吓了一跳，两眼一瞪成了丹凤眼。
被伤害的土露赶忙绕开了。两人的关系从此微妙起来。
爱情到底是什么呢?
再有一个比土露舞跳得好的，男孩不能不动心。若再有一个更爱土露甚至要娶土露为妻的，土露难道不值得心动吗?
秋又来了。这年春又过去了。次年的冬天又到来了。
第21讲
侯德云
任何一个事件，任何一个人物，都蕴含着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意义。体现在小说当中，就是作品的主题。
篇幅短小的小小说，不可能像长篇巨制那样，去完成一个宏大主题的表达。这是它先天性的局限，谁也无法改变。它只能从小角度入手，用独特的视角引领读者回味人生，或者是对人生的某个侧面进行透彻的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主题一定是清浅的而不是深刻的，也并不意味着它的主题是单一的而不是多重的。
多重主题的表达，在小小说当中，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比如原非的《花婆》，似乎就在不经意之中，完成了双重主题的协调而完美的合奏。
作品一开始就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名叫“花婆”的女人。花婆嫁过三个男人，三个男人先后都死掉了，她认为自己命不好，“干脆拉根打狗棍，老老实实做起叫花子来”。
花婆不是一般的叫花子，她“讨饭不做穷相，依旧像过去一样拍爽端正”，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日子一长，人们的意识里就淡漠了她作为叫花子的形象，只把她当作闲人对待。”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自尊。虽然沦为叫花子，但花婆还是维持了一个人最起码的尊严。
还不仅仅如此。在下面的叙述里，一种最值得称道的美德，在花婆身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为一个商人转送款子的途中，花婆遭到了土匪的劫持，讨要不成，竟然以身殉“职”，跳了悬崖。按江湖的说法，花婆看重的是一个“义”字，用当代的观念来看，她讲究的是“诚信”。这无疑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
作品的另外一个主题表达的是人性中的善良。这种善良不是体现在普通人的身上，而是体现在没有人性的土匪的身上，因而这种表达才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花婆跳了悬崖，却意外地只撞破了头，土匪头子“张秀”出人意料地把劫来的银元还给了她。在张秀身上，这是人性的复苏。“自此花婆出了名，钦差一般在洛河川通行无阻。”这说明，当地的土匪从此不再打扰花婆了。这是人性的成长。“可是，花婆最后还是被人杀害了。”死后个把月，凶手到花婆的坟前自戕谢罪，子弹从两只眼睛射进的，以示有眼无珠。一篮子白花花的银元也送到花婆的身边。这无疑是人性的果实。
在这篇作品当中，双重主题似乎没有主次之分，它们同等重要。
与《花婆》类似，在谢志强的小小说《精神》中，我们可以品尝到多种味道截然不同的果实。一方面，“肯德基快餐店老板”要奖励一种拾金不昧的“感人的精神”。而另一方面，拥有这种精神的人却是出于无奈。“她”的生活显然是非常窘迫的。经“儿子”多次恳求，她才答应陪儿子去吃肯德基。当儿子吃鸡腿喝饮料的时候，她只能在一边看着。她想把捡到的18元钱留下来，于情于理似乎都说得过去。人穷志短啊，在这件事情上，谁都难以脱俗。但儿子坚持要交给老师。有什么办法呢？她必须在儿子面前保持一个“正面的形象”。所以，当奖励迎面而来的时候，她拒绝了，而且感到受了作弄。儿子却是满心欢喜，因为“赵老师通知我，明天我当光荣升旗手”。很显然，这篇作品的主题是多重的，用一两句话是很难概括。
双重乃至多重主题的表达，可以增加小小说的厚度，这无疑是值得大面积推广的一种艺术手段。
相关链接之一：
花婆
原非
花婆一生嫁过三个男人，一个教书先生，一个泥水匠，一个长工。三个男人婚后都不过两年，不是病亡就是祸残。三次寡遇，无需别人多讲，她就知道自己命不好。有了这般认识，她就断绝了一切温柔富贵的奢望，干脆拉根打狗棍，老老实实做起叫花子来。
不想这一讨饭，竟在洛河讨出了名堂。
花婆讨饭不做穷相，依旧像过去一样拍爽端正。夏天灰布单衣，冬天黑布棉衣，脚腕那儿长年扎着一副绑腿带，头发一丝不乱地网在发兜里。竹篮碗筷也干干净净，还用一方白布掖紧四角遮了。也许由开始的不习惯而逐渐发展成了一种习惯，她不会喊叫，只朝敞开的大门前一站，静候着主人出来。如碰上狗咬，她也仅抢着棍子在地上划拉着抵挡。主人发现她，舍一块饼或一碗稀饭。她伸了篮子或碗接过，点头一谢，躲到无人处，蹲下埋头吃了，然后来到正在车水的井台上洗碗。如果吃饱了，就在井台上略坐一坐，随后无选择地随便走进谁家田里，帮着做些应时的活儿；如果觉得不足，便拿了新洗的碗筷，再去村里讨要。
花婆总是这么一副姿态，安分自爱。日子一长，人们的意识里就淡漠了她作为叫花子的形象，只把她当做闲人对待。洛河川多水田，人们四季都忙，亲朋间有什么要紧的口信儿，一时腾不出手来，便想到了花婆，就托她十里八里地去传递。无例外地，隔个一天两天，对方就有了准确的回应。进而，人们又大胆地让她捎些小东小西，也毫无差错。再后来，商人们为逃匪劫，竟把携带银钱的事也委托给她。这样下来，花婆终日负载累累的，追着洛河上的帆影或伏牛山上的流云，西来复又东去。
一天清早，花婆为一商贩转送款子，在伏牛山脚下被两个土匪劫了。她尾随着歹徒来到大山深处，走进一座寺院，见着了土匪头子张秀。张秀外号旱螃蟹，水陆两路都有他设的卡子。
花婆向张秀讨款子。张秀从大烟炕上爬起来，双脚点在鞋口里，盯着花婆说：“你上我这儿讨钱，你可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花婆说：“你是土匪头子，洛河川没有人不知道。可你立过规矩，不抢邮差不抢贫。我是讨饭的。”
张秀拨弄着手下交上来的一百块银元：“你是叫花子，哪来这么多钱?还是硬货。”
花婆说：“我替人家送的。”
张秀说：“那就不是你的。”
花婆说：“可在我身上带着呢。”
张秀一挥手：“别跟我罗唆了，走吧。”
“你叫我走就得把钱还我。”花婆迈着小脚上去撮银元，“要不我就没脸见人了。”
张秀一拍桌子上的手枪：“你既然是叫花子，还什么脸不脸的，打出去!”
几条大汉一拥而上，架起花婆，凌空丢出山门。花婆挣扎着站起，一句话不说径直朝山崖走去。可惜她力气不足，一跃没有跳到沟底，而是落在不深的一个石牙上，只撞破了头。
土匪把花婆弄上来，撕了她的衣襟替她包扎。张秀看着山门前摔碎的破碗片，抠了一会儿鼻孔说：“看不出，这婆子还这么重义!把那钱扔给她吧。”
自此花婆出了名，钦差一般在洛河川通行无阻。但她依然固守着一贯的叫花子形貌，到哪儿只讨一口饭吃。
可是，花婆最后还是被人杀害了。她死在一个十字路口，透胸流下一摊血来，棍子碗筷还在身边，只是没了竹篮。人们报了官，县警察局却没来人。
花婆葬后个把月，有怀念者到坟上烧香，意外地发现坟前趴着一个男子。那男子身下一摊污血，子弹是从两只眼睛射进的，而他僵硬的手下就压着两把手枪。竹篮也回到花婆坟上，里边放着白花花二百块银元。
张秀一伙也来人看了那男子，说不是他们的人。人们于是猜测，那男子一定是外来的匪徒，还不知道花婆的善誉，及知道了便深感羞愧，就送还了劫物，自戕以谢罪。不然，他不会灭了自己的眼睛。
地方上贴出告示，要那银元的失主前来认领。过了很长时间也不见失主到来。人们就商议，想用那笔钱为花婆修座庙。庙名都拟好了，就叫义丐庙。这时，县警察局来人了，说要破案，就把那二百块银元作为物证收了去。
案子终究没破。流传在人们口头上的，仍旧是那种猜测。
相关链接之二：精神（谢志强）
（《精神》，选自《十五年获奖作品精选》163页。）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