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对偶句语法规则”如何把握语法界词类研究中的新观点之我见 桂林 胡自立
律诗的中间两联是对偶句，由此脱颖而出的对联，现今已发展成为以对偶句为载体的民俗文学。在对偶句的语法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词的可对性如何把握问题。这样，人们自然而然地会追溯到词类划分问题。词类的划分在语法界本身就是老大难问题。诗、联界加入到老大难的争论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只需明白下面几个问题。
一、研究词类目的：区分词类，是为的讲语法的方便。（吕叔湘上世纪50年代提出）这是公认原则。
二、划分词类的依据：以词的语法功能为划类依据。上世纪50年代已形成共识。上世纪80年代词类讨论也认可。
三、怎样依据词的语法功能来给汉语的词分类：
（1）词充当句法成分的功能，如作主语、谓语等；
（2）词跟词结合的功能，如前加“不”、“很”或后带“了”、“着”等；
（3）词所具有的表示类别作用的功能，实际就是词的语法意义，如计数功能、指代功能、连接功能等。
以上三方面都可以作为我们划分汉语词类的依据。
四、了解“词类是概括词的分类，不是个体词的分类。”的新观点是必要的。过去的语法学家强调“依句辨品”，是以个体词为观察对象。而今是：“依据词的语法功能来给某个词定类时，所考虑的词功能，并不只是指这个词在某个句子里所实现的语法功能，而是应该指这个词所能具有的全部语法功能。”是以概括词为观察对象。个体词是指具体存在的、处于一定语法位置的一个一个的词。而概括词是指由个体词通过同一性抽象后所概括得到的词，是一种抽象的词。个体词抽象概括为概括词所遵循的原则是“同音同义”原则。
这个新问题的指出，带来了兼类词的定义发生变化。早期语法家主观规定的：“作主宾语的是名词；作谓语的是动词；作定语的是形容词；作状语的是副词。”的规则，于是出现大量的兼类词，使用概括词概念，可以改变大量的词属兼类词的中国现在汉语词类现象。带来的是；认为动词、形容词可以作主、宾语，否定“动词、形容词”名物化。名词可以作述语，否定词类活用……等。
对兼类词重新认识是必要的、下面四种情况不属于词的兼类现象。
一、同一类词用于不同的句法位置上，而且同类词都能这样用，因而这种用法就列入这类词的功能之内，不看作词的兼类现象。例：
（1）他劳动1
（2）劳动2光荣
（3）他爱劳动3
（4）要关心劳动4人民。
以个体词为观察对象，“依句辨品”：劳动1谓语，动词；劳动2主语，名词；劳动3宾语，名词。劳动4定语，形容词。
依“同音同义”原则，上述四个“劳动”个体词可以抽象概括为概括词。这样“劳动”因同音同义成为概括词，不是兼类词了，这四个“劳动”都看作是动词。这样，得出动词可以做主语、谓语、定语、宾语。而“教学语法”（实用教材）称：动词経常做谓语、定语、补语。动词作主语的句子，它的谓语由形容词、名词（加“是”）充当。或者这个作主语的动词是名物化用法。动词作状语极少，一般带“地”。
二、不同类的词具有部分相同的语法功能，不看作这类兼那类或那类兼这类的兼类现象。例如，动词后带“了”表变化，带“起来”表开始进行；有些形容词也能如此。后带“了”“起来”便看作动词、形容词所共有的语法性质，不再认为形容词一带上“了”“起来”就兼作动词了。
三、临时借用，不看作兼现象。如：“你比秦始皇1还秦始皇 ”里的秦始皇2不看作兼类的词类。（仍作名词，不作名词活用为形容词），这类问题“教学语法”称活用。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不再视为“动词”，仍称形容词，可以带宾语。
四、意义上毫无关系的同音同形词不看作兼类词。如“花1钱”的“花1”和“一朵花2”的“花2”不是兼类现象。“花1”是动词。“花2”是名词。
据研究者说：上面四种情况大家不再认为是词的兼类，已成共识。
新的观点给出了三个兼类词定义：
第一、从本体研究的需要出发定义“兼类词”：指同一个概括词兼有两种词类特性的词，即指同音同义而词性不同的词。
第二、从汉语教学的需要出发定义“兼类词”：指同字形、同音且意义上存在极为密切关系而词性不同的词。
第三、从中文信息处理的需要出发定义“兼类词”：指同字形、同音而意义不同或词性不同的词。
请看下面八例：
（1）锁 把门锁1上 | 买一把锁2
（2）代表 他代表1我们班发言 | 他是人民代表2
（3）报告 现在报告1大家一个好消息 | 这起事故你给写过报告2
（4）死 他爷爷死1了 | 这个人死2脑筋
（5）白 那墙刷得很白1 | 我白2跑了一趟
（6）方便 这儿交通很方便1 | 大大方便2顾客
（7）正式 他是正式1代表 | 我正式2提出申请
（8）研究 他研究1人类史 | 这笔研究2经费只用于艾滋病研究3
按定义一（6）、（7）、（8）为兼类现象。
按定义二（1）至（7）为兼类现象。（8）仅因词占比例太大，不处理为兼类现象。
按定义三（1）至（8）均为兼类现象。而且前面提到的“花1钱”的“花1”和“一朵花2”的“花2”也为兼类现象。
研究者自述：对兼类词的分析讨论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这样一点，那就是分类有一定相对性，划分词类也有一定的相对性。
以上内容取自《现代汉语研究教程》（陆俭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下面谈一谈我的看法：
一、研究词类目的：区分词类，是为的讲语法的方便。（吕叔湘）
二、研究教程不等于实用教材。
三、“对偶句”中的对仗，是以个体词为研究对象，还是以概括词为研究对象，我个人认为是以个体词为研究对象，还涉及个体词的组成成分的语法性质。
四、兼类词的三个新定义，可以供机巧联提供参考。
五、“研究”一类的双音节动词，本可处理为兼类词，只因所占“比例很大”另作处理而不为定义二中的兼类词，在汉语中有多少个？不知语法专家如何把握？
六、支持有信心的学者，以概括词为观察对象写出《对偶句语法规则》。因为划分词类是为了讲语法方便，不要把简单问题弄复杂了，这是原则。
七、王力总结对仗“原则上总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副词对副词、连介词也与连介词相对。凡用作主语、宾语的，一律看成名词。用作定语的，除“之”字隔开的名词外，名词和形容词被看成一类，相互配对。用作状语的，一般都看成副词。用作叙述句谓语中心词的，一般都看成动词；如果后面不带宾语，那么，动词和形容词（作谓语的形容词）被认为同属一类，相为对仗。”是根据他的语法系统说的。是不同于“作主宾语的是名词；作谓语的是动词；作定语的是形容词；作状语的是副词。”的规则的。王力的判定是针对“对仗”理论而言，是“对仗”文体中的“可对词”定义，并不是汉语词类划分标准。个人认为：“王力总结的规则客观地反映中国古代诗人对词类的认识。这种认识与西方印欧语语言学对词类的认识肯定无关。”这是我从“词的分类具有相对性”得出的看法。如果有语言学者致力于汉语特有“对偶句”语法研究，可能会找到中国古代诗人对“词类”的划分幼稚标准，因为“可对词”已具有“类”的含义。这是一个不受西方影响的标准。
八、《现代汉语词典》注释的词类是指“个体词”词类还是指“概括词”词类？请看：
“劳动”：名 人类创造物质或精神财富的活动：体力劳动 脑力劳动。动 进行体力劳动：他劳动去了。
对比《现代汉语研究教程》（陆俭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对“劳动”一词的分析，概括词“劳动”是动词。
中国现代汉语，从辞书的角度来说，是以个体词为研究对象。如改成以概括词为研究对象，不仅语法书要重写，辞书也要重写，只为减少兼类词的数量，有必要吗！因此，我们现在研究《对偶句语法》仍以个体词为研究对象方好。
20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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