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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乐观疏狂的古诗词总结

    古诗词中多悲伤、哀愁或抑郁的情绪,而高兴喜悦的情调则相对较少,但这并不影响古人以乐观旷达潇洒疏狂的态度处世。唐代的高适,在送别友人时唱出了“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一千古流传的名句,刘禹锡在酬诗中则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来表明自己积极乐观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心,苏轼也以“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这样催人奋进的句子,表现出自己老当益壮、自强不息的精神,洋溢着一种向上的人生态度……

  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当然是李白。李白深受儒家、道家思想影响,有着狂放不羁、自信洒脱的性格。他有着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儒家思想,同时又具有愤世嫉俗、反于自然的道家思想,正因如此,李白具有着一般人没有的复杂性格。本文注重其乐观洒脱、傲岸不羁的一面。

  《行路难三首》是李白遭受诽谤而被排挤出长安时所写,诗中抒写了自己不可抑制的愤激情绪,但倔强而自信的李白,绝不愿在友人面前表现出气馁的情绪,最终他唱出了自信乐观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积极入仕,虽屡遭挫折,承受着极大的苦闷,但他却能从苦闷中解脱,他坚信自己终有一天会乘长风破万里浪,挂上云帆,横渡沧海,到达理想的彼岸。这两句,情绪激昂,气势豪迈,使全诗的境界顿开,充分反映了诗人内心的强烈苦闷、愤郁和不平,同时又突出表现了诗人的倔强、自信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是李白在宣城与李云相遇并同登谢朓楼时创作的一首送别诗。然而诗中并没有过多地涉及到作者的送别之人李云,而是抒发了自己内心的忧愁和苦闷,表达了自己遗世而独立的豪情逸兴,以及怀才不遇的满腹牢骚。

  首先,诗人是愁苦愤懑的,他高唱“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仿佛心中的忧愁已令人难以承受。可当看到“长风万里送秋雁”这样极其辽阔明净的景色时,心中又重新燃起豪迈奔放的气概,他一下子便从极端的苦闷中跃到朗爽壮阔的境界中去了。这跟李白的志向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他怀有远大的理想抱负,虽然长期为黑暗污浊的环境所压抑,但时刻都向往着广大的可以自由驰骋的空间。“长风万里送秋雁”之境,令诗人精神为之一爽,烦忧为之一扫,顿时“酣饮高楼”的豪情逸兴也就油然而生了。这两句,不仅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明朗辽阔的万里秋空图,而且展示出诗人豪迈阔大的胸襟。

  末两句“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反映了诗人怀才不遇,壮志难伸的抑郁情怀。李白长期以来遭受政治上的冷待,而其内心深处又渴望着政治上的认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是李白精神苦闷的主要原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矛盾是无法解决的,因此,李白总是在苦闷中寻求出路,以一种洒脱不羁的姿态面对人生的挫折。这种“散发弄扁舟”的态度,不免有些消极,甚至包含着逃避现实的成分,但从当时的社会形势来看,这种做法又包含有一种积极的反抗因素,而不只是消极避世,当然,李白最终也没有走上归隐的道路。

  李白好酒,甚至到了嗜酒成性的地步。在《襄阳歌》一诗中,他豪言“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这二句以极度的夸张手法,表现了李白嗜洒如命的豪放性格。诗人欣赏晋朝的山简,他想像当年的山简一样,日暮归来,烂醉如泥,尽管被儿童拍手嘲笑,却满不在乎。在他看来,人生百年不过三万六千日,十分短暂,如果只追求功名利禄,那真是白白地活了一生,唯有饮酒才是正事,恨不得每天饮上三百杯。这二句以简洁的数目字,把诗人日日醉酒的生活形象地表现出来。诗人不说“一日须饮三百杯”,而以“倾”代“饮”,仿佛这酒不是一杯一杯喝的,而是直接倒入口中的,将诗人狂放的性格表现得动十分生动。更多描写乐观疏狂的古诗词名句请关注“习古堂国学网”(www.xigutang.com)

  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称李白“斗酒诗百篇”,他常常醉眠于酒家,不拘礼法,行为洒脱。醉后的李白,变得更加豪放不羁,甚至“天子呼来不上船”,还自豪地大喊:“臣是酒中仙”。据载,李白应诏至长安,唐玄宗在金銮殿召见他,并赐食,亲为调羹,诏为供奉翰林。有一次,玄宗召他写文章,而他却醉得不省人事。“天子呼来不上船”,虽未必是事实,却非常符合李白的性格特点,因而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强烈地表现出李白不畏权贵、不慕权贵的操守。这几句诗,准确而形象地概括了李白的嗜好和诗才,将其塑造成一个桀骜不驯,豪放纵逸的艺术形象。

  他还自言“醉来卧空山,天地即衾枕”,说自己喝醉了酒,就躺卧在空山之上,无忧无虑,以天作被以地作枕,好好地睡他一觉。酒是李白生活的一部分,更是其生命的一部分。李白喝酒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涤荡千古愁”,“借酒销愁”,他的愁与酒相生相伴,相交相融。喝醉之后的李白,醉卧空山之中,枕地盖天,何等的豪放,烦恼全无,气定神闲,潇洒飘逸,具有一种脱尘超凡的阔达气度和乐天向上的积极情怀。

  他还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人生得意之时就应当纵情欢乐,因为好景不常在,人生多苦难,既然有幸遇上得以之时,何不把握当前,且醉且乐,不要让这金杯空对着明月。“人生得意须尽欢”,其实,纵观李白的一生,他哪有真正得意的时候呢?此时,距诗人被玄宗“赐金放还”已有八年之久,这一时期,李白多与好友一同饮酒作乐,以抒发心中的愤懑不平之气。可以说,这正是他郁郁不得志的时候。然而,李白出此豪言,不过是把满腔的激愤化为豪放的行乐之举,以发泄不满,排遣忧愁,反抗现实罢了。

  李白是一个特例,也只有他能在痛苦中吟出如此繁多而脍炙人口的诗句。当然,其他诗人也不甘示弱,在对待命途多舛的人生时,也唱出了乐观旷达的心声。

  “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两句,出自晋朝左思的《咏史》诗,它的大意是,站在千丈高的山峰上抖衣,以抖落俗世的沙尘;在万里长河中洗脚,以洗去尘世的污浊。这是左思想象中的隐居生活,诗人欲在高山上抖衣,在长河中洗脚,表明他要涤除世俗的尘污。左思出身寒门,虽有很高的文学才华,却在当时的门阀制度下屡不得志,只好在诗中表述自己的抱负和对权贵的蔑视。在这首诗中,诗人最后决心与门阀社会决裂,希望追随高士许由过隐居高蹈的生活——“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这两句写得豪迈高亢,雄健劲挺,“千仞冈”、“万里流”,显得气势雄迈;“振衣”、“灌足”,则傲骨峥然,清高脱俗,表现了诗人旷放、超脱的性格,被沈德潜评为“俯视千古”。

  诗歌中有一类关于生死的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关于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叹生死的诗歌,魏晋以后生死主题越发普遍了,如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以及陶渊明的“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陶渊明对待生命所采取的是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他有超越生死的眼光,认为死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死去有什么关系呢,只不过是把尸体托付给大自然罢了。诗人一生崇尚自然,沉醉于自然,在他看来,死后葬于山陵,是客观主动地同大自然的交合,所以不值得大惊小怪。陶渊明的这种以轻松愉悦的态度去迎接死亡的旷达人生观,在佛教轮回观念大为流行的晋宋之交,带有十分难能可贵的朴素唯物观点。

  岑诗的主要思想倾向是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难的乐观精神,《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这首描写欢聚宴饮的诗,将边塞的生活情调和强烈的时代气息结合了起来,很好地体现了岑参诗的特色。

  在一个月亮“弯弯挂城头”的夜晚,诗人与好友欢快畅饮,有热情好客的凉州人弹琵琶助兴,全城都洋溢热闹欢悦的气氛中。动人的琵琶声缭绕在宴席间,直至深夜。诗人感慨“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希望与友人都能尽快建立功业,表现出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两句作为全诗的结尾,显得澎湃激昂,豪气纵横,表现出诗人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其中一个“笑”字,写出宴会场面之热闹,也写出了岑参和友人的本色。这种笑,是爽朗健康的笑,它来源于对前途、对生活的乐观自信。同样,“须醉倒”也不是为了借酒浇愁,而是以酒助兴,是一种豪迈乐观的醉,体现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奋发的心态。

  《晚晴》是李商隐创作的一首五言律诗。这首诗描绘雨后晚晴明净清新的境界和生意盎然的景象,表达出诗人欣慰喜悦的感受和明朗乐观的襟怀。“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二句,写诗人对晚晴的特殊感受。久雨转晴,天开云霁,万物被雨水荡涤一净,人的精神也为之一爽,所见之景必定都是惹人怜爱的。诗人选取了生长在幽暗处而不被人注意的小草,写幽草久遭雨潦之苦却忽遇晚晴,好像是幽草受到了上天的垂怜,而得以沾沐余辉。“天意怜幽草”的奇想,使“幽草”无形中人格化了,给人以丰富的联想。李商隐陷入党争的漩涡中,一直遭到异党的忌恨与排挤,最后只得离开长安跟随郑亚到桂林当幕僚,终于摆脱了党争的羁绊,精神上感受到了一种解脱,也感受到了人情的温暖,就好像久遭雨涝的幽草遇到了晴天,因此,对这种“晚晴”,李商隐是极其珍重的。这两句可用以抒发一种分外珍重美好而短暂的事物的感情,表现一种积极而乐观的人生态度。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二句,为罗隐的名句,字面意为,今朝有了酒就应该纵情欢饮,直至酩酊大醉;明天的愁就放到明天去愁,今日且不去管它。这两句既可看作是倍受打击的罗隐颓废消极的情绪,也可看作是诗人洒脱乐观的情怀。罗隐仕途坎坷,十举进士而不第,其心中的失落悲慨可以想见,大悲过后,诗人悟出一个道理:人要活在今天,不要为未知的事而烦忧,要珍惜今日,把握好当下,正是“花开堪摘直须摘,莫待无花空折枝”。但相比之下,这二句取象于放歌纵酒,更带迟暮的颓丧情绪,所以常被人比喻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颓废思想。

  《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之一,全词通过描绘快哉亭周围壮阔的山光水色,表现出作者乐观凛然的精神和风骨。上片采用虚实结合的笔法,描写了快哉亭周围的广阔景象。下片前半则展现亭前江面涛澜汹涌,令人震撼的壮观场面。在如此汹涌的江面上,有一位白头老翁,他驾着一叶扁舟,在奋力搏击风涛。作者由此联想到楚国宋玉所作的《风赋》,认为宋玉将风分为“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是十分可笑的。只有胸中有了“一点浩然气”,自然能感受到“千里快哉风”。这两句意在昭告世人: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能超凡脱俗,坦然自适,无论在任何境遇中,都能处之泰然,感受到无穷快意的千里雄风。这两句表现了作者虽身处逆境,仍一身正气,泰然处之的旷达人生态度,显然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满庭芳·蜗角虚名》这首词可能作于词人被贬黄州之后,这个时候的词人,经历了乌台诗案、谪居黄州的众多坎坷,他看透了世俗的趋名附利,官场中的尔虞我诈,对此感到厌倦,有退避之心,但又不甘心就此堕落,心中对朝廷还抱有些许的期望,因而心中十分矛盾。更多描写乐观疏狂的古诗词名句请关注“习古堂国学网”(www.xigutang.com)

  词人先是对世俗进行嘲讽,认为所谓的名利之场,不过是梦一场罢了,为了些身外之物,忙着争强斗弱,实在是无半点益处。所以词人认为,不如“诗酒趁年华”(《望江南·超然台作》),于是发出了“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的感慨。与其同流合污,倒不如尽早趁着年轻未老之时,放纵自己,无忧无虑,逍遥自在,来的更加快活些。词人用豪放替换了苦痛的悲愤,用疏狂替换了愤世厌俗,渴求以此摆脱尘世的牵绊,显得十分洒脱。

  《惠州一绝》这首诗写于苏轼第三次被贬之后,此时诗人的性情已经和第一次被贬之时大不相同,第一次被贬黄州,诗人虽然愤懑不平,胸中抱负却依然还有,他时刻准备,期待着朝廷能“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此次被贬,诗人的心智已经成熟很多,他不再怨天尤人,也不再茫茫等待,而是学着融入被贬生活,学着享受这样的生活。岭南两广在宋时是蛮荒之地,诗人被贬此地,并没有流露出过分的悲观情绪,而是流连于岭南的景色风物之中。他喜爱吃荔枝,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岭南人,态度旷达,十分乐观,表现了他对岭南深深的热爱之情。

  《鹧鸪天·西都作》是北宋词人朱敦儒早年从京师返回洛阳后所作的词。表达了词人对权贵的不屑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理想和志向。朱敦儒年轻时期,一直隐居在洛阳的山水之间,过着神仙般逍遥快活豪放不羁的生活,正如他词中所写——“我是清都山水郎”。作者以“山水郎”自许,表明热爱山水乃出于本性,不但如此,他还声称自己疏狂的性情是上天赋予自己的——“天教分付与疏狂”。所以,词人“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

  “诗万首,酒千觞。几曾著眼看侯王”几句,刻画词人沉湎诗酒、蔑视权贵的狂放性格。他豪言自己吟诗万首,饮酒千殇,自得其乐,何曾正眼看过那些有权有贵的侯王将相。“诗万首,酒千觞”,极言词人赋诗饮酒之多,表现出其生活之潇洒;“几曾著眼看侯王”则以反问语气,强化了词人对功名富贵的鄙夷态度,使他的狂放不羁性格表现得更加突出。作者既然不曾“著眼看侯王”,那么他对“玉楼金阙”亦是不感兴趣的,“插梅花醉洛阳”的生活才是他最为留恋的。全词表现出作者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清高疏狂之态。

  “才疏志大不自量,东家西家笑我狂”两句,是陆游的自我嘲讽之辞。陆游一生的志愿就是抗金杀敌,然而这个愿望受到重重阻碍,他心情十分沉闷,常常饮酒赋诗,以抒发心中的抱负及苦闷。陆游本来就豪放不羁,加上壮志难伸,更是放浪形骸,这在别人看来是不讲礼法,思想“颓放”,陆游因此被罢官。愤怒之余,他索性自号“放翁”,以表反抗和不满。他称自己“才疏志大”,不自量力,以至引得别人嘲笑自己狂傲,其实他哪里是“才疏”呢,他胸怀天下,有雄韬伟略,既可指点江山,又可驰骋疆场,只不过因朝廷一味妥协求和,才使他的壮志无法实现,不得不在狂放中减轻痛苦。那些只求偏安的人,是无法理解的。这两句看似狂放不羁的自嘲之语,蕴含着许多悲愤和辛酸。

 

  (责任编辑:夏素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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