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汤一介
我们兄弟姐妹的事多由我母亲来管理，父亲很少过问我们的事，但父亲对我们一向慈爱，在我们小时候，他见到我们总是拍拍我们的头，或者抱抱我们。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常常为哄我妹妹一平睡觉，抱着她来回来去的走，用湖北乡音吟诵着《哀江南》，“山松野草带花桃，猛抬头秣陵城到……”如果我们生病，他总是带我们去医院，他不相信中医，虽然我们后院住着一位姓周的中医师。而我母亲则相信中医，为我们看病的事，他们两人时有争执。父亲没有很多嗜好，时间多用在写他的书上。
他的休息，一是几乎每一两周都要到中山公园春明馆和来今雨轩和钱穆、蒙文通、熊十力诸位老伯坐茶馆，喝茶聊天。这时候他总是带着我和妹妹。我和我妹妹都很喜欢吃那里的包子，父亲给我们买了包子吃，然后让我们在公园里自己去玩。到昆明后，1944年秋我妹妹一平去世，对我父亲说是一很大打击，因为他最喜欢的就是我的这个妹妹。这样，我们家只剩下我和比我小十岁的弟弟一玄。
1945年1月我自重庆回到昆明后，感到他把对我妹妹的慈爱转到我弟弟身上。那时我弟弟才八岁，他喜欢玩一些机械性的东西。在昆明南屏街一带是美国军用剩余物资的集散地。那时我们因战争生活很困难，但父亲仍然常带弟弟到南屏街去买一些弟弟喜欢的小机械零件，同时也买一些饼干、黄油、奶粉之类，有一种罐头叫“Ten in one”（10合1），内中装有一些可以吃和用的东西，如饼干、巧克力糖、花生米等等。有时父亲也买一两包美国烟和一两本简装本的英文侦探小说。
父亲对我们的学习很少过问，也很少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他的为人处事受到教育，例如他对吃、穿等等从来就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他从来没有当着孩子们的面说过别人的坏话，也没有在孩子们面前发过脾气；他对我们家的仆人也非常有礼貌，而且可以和车夫坐在门槛上聊天；他拒绝傅斯年先生给他的另一份薪金；他对伯父汤用彬在抗战期间任伪职一直没有原谅等等，可以说对我们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和父亲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除了因出版《隋唐佛教史稿》问题他责骂过我一次，我不记得他还因别的事责骂过我，而对我和他的其他孩子更没有打过。1957年春父亲的《魏晋玄学论稿》在中华书局再版以后，书局的编辑曾找我讨论是否也可以把《隋唐佛教史稿》整理出版。我当时想，父亲的身体不好，如果能早出版也好，于是我对中华书局的编辑说：“这当然是好事，但我不能作主，得问我父亲看看他的意思再说。”于是，中华的编辑就找我父亲，并说我同意出版他的《隋唐佛教史稿》。中华的编辑走后，父亲对我大发脾气说：“谁让你来代表我说可以出版《隋唐佛教史稿》的。这样的事你不能管。”我当时不知如何是好，没有敢申辩，后来我就写了一封信，请中华书局的编辑来向我父亲解释一下，这样父亲的气才消了。
父亲生前一直没有考虑出版《隋唐佛教史稿》，这是因为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初稿，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自1954年秋父亲因患脑溢血，长期在病中，但他念念不忘的事就是如何修改《隋唐佛教史稿》。在1956年他病情稍稍稳定后，他就大量地阅读佛教方面的书，现在我们可以从他留下的二十本读佛藏笔记看出。在几年中他翻阅了《大正藏》、《大日本佛教全书》以及《金石粹编》和《八琼室金石补正》等等有关史书、笔记等等，也还看了一些日本学者的有关著作。
由于脑溢血的后遗症，他写字不方便，就让别人代抄，由他自己加按语。而且在此期间他还写了若干则读书札记（题为《康复札记》）在报刊上发表。特别需要说的是他写《中国佛教无“十宗”》和《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两文。这两篇文章加起来也不过两万来字，但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从文章可以看到他引用的材料之多，确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父亲为什么要写这两篇文章？不仅是为了解决中外学者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更是他要为修改、补充他的《隋唐佛教史稿》中“佛教宗派”一章作准备。父亲虽为修改、补充他的《隋唐佛教史稿》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终因身体原因，于1964年5月逝世，而没有完成他晚年一直想做的事。
80年代初，我觉得应把父亲的《隋唐佛教史稿》整理出版，这时我手头有两种《隋唐佛教史稿》的版本；一种是20年代末，在中央大学油印的稿本，一种是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铅印的稿本，于是我就根据这两种稿本整理成书，于198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我整理《隋唐佛教史稿》没有利用他病中所做的二十本“札记”，因为我完全没有把握能否正确的了解他修改和补充的意见。我注意到在他的二十本“札记”中既包含着许多有关隋唐佛教宗派的材料，还包含有关梵语的翻译问题，对文献的考订以及史料的辑佚，还涉及佛教的若干佛学问题的讨论等等，要把这些材料吸收到《史稿》中非我能力所及。我只是对该稿的引文一一作了查对，并把用彤先生在这两种稿本上的眉批作为注解加入书中。
我之所以不敢妄自补充和修改他的书，一是我的佛学根底太差，二是我根本没学过梵文和巴利文等，故而很难准确地把父亲的想法体现出来。有我的朋友钱文忠，他有很好的佛学基础，又通梵文、巴利文，他曾告我将利用用彤先生留下的材料写一部《隋唐佛教史》，我希望能早日看到他的研究成果。我相信他的书定会有新的突破，超过目前中外学者研究的成果。
从父亲对《隋唐佛教史稿》的态度看，他对学术是非常严肃的，不成熟的作品他决不让它出版。这一点甚至从他对《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出版态度上看，也可以证明。1938年6月9日用彤先生给他在英国留学的研究生王维诚的信中说：“《汉魏两晋佛教史》已由商务排版，闻已排竣待印。但未悉确否，此书不惬私意，现于魏晋学问，又有所知，更觉前作之不足。但世事悠久，今日不出版，恐永无出版之日，故亦不求改削也。”此信中所言与用彤先生在“跋”中所说可互相印证。
我们对照今日之众多学者（除了极少数个别学者之外），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政策制度方面的原因，使学术研究日趋急功好利，或以学术为做官之敲门砖，或以文章为谋利之本钱，使得今日相当多的学术著作成为应急的“急就章”，败坏了学术风气。而现在当政者还希望出什么学术大师，岂不可笑之至也。
这里有个问题，我想说一点我的看法。用彤先生说他自己对《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尚“不惬私意”，为什么？我们知道，他的《佛教史》出版后得到一致好评，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佛教史》可以代替他的这部书，而他自己仍对该书尚不甚满意。其原因或许可由给王维诚信中那句“现于魏晋学问，又有所知，更觉前作之不足”透露出一二。
我过去一直认为，用彤先生在抗战期间没有能继续研究佛教史，把他的《隋唐佛教史》写完，是由于《大藏经》及其他佛教书籍（如《宋藏遗珍》等等）的丢失。现在看来，除此原因之外，更可能是由于他对中国学术文化的特殊情怀，转而对汉到魏晋南北朝中国学术文化自身发展的轨迹作了一番深入研究。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一是这一时期他着力研究了魏晋玄学，从他留下的几篇论文（特别是《魏晋玄学流派略论》和由石峻先生整理的《魏晋思想的发展》两文）和他的一篇讲演提纲和他的一份《魏晋玄学》讲课提纲把支道林列为第九章，把僧肇列为第十章，道生列为第十一章，可见他认为这位高僧不仅是在讲印度佛教，而且是在接着中国玄学思想讲的。
从后来他在美国加州贝克莱大学讲的《自汉至隋思想史（提纲）》看出，他在努力发掘中国思想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印度佛教虽对这一阶段中国思想文化起着重大作用，但它只是一助因，并不能改变中国思想文化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面。本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先是依附于东汉道术，后依附于魏晋玄学，其后虽与中国传统思想有所冲突，但在中国有影响的佛教学说如僧肇和道生所讨论的许多问题，仍是中国原本就在讨论的问题，如僧肇四论：有无、动静、知与无知、圣人人格等都是自何王以来玄学讨论的主题。
而道生之顿悟，据用彤先生看实是中印学术两大传统调和之论，一扫当时学界两大传统冲突之说，而开“伊川谓‘学’乃以至圣人学说之先河”。第二，1943年用彤先生以《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为题在联大作学术演讲。如果说上述各论文和提纲是就中国当时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方面立论的，而此次演讲则是从文化发展的理论方面讲的。用彤先生认为“必须先承认一种文化有它的特点，有它的特别性质。根据这个特性的发展，这个文化有一定的方向。”
在这一前提下，有两个问题应该讨论：（一）外来文化移植到另一个地方是否可有影响？（二）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接触是否会完全改变基本特性，改变它的发展方面？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其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一个民族的思想多了一个新的成分，这个已经是一种影响。”而对第二个问题，用彤先生认为“文化移植”中最根本的问题乃是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影响的程度问题，即本土文化的本性、方向是否被改变的问题。用彤先生在文化问题上既不同意文化的演化说，也反对文化的播化说，而认为批评派和功能派的学说是较为可取的，因为此说主张两种文化接触，其影响是双向的。
但从总体上说，虽然外来文化在加入到本土文化的血液之中，必定会在本土文化中产生深厚之影响，而且会长久发生作用，但本土文化的特性终将会在更新中得以保存，“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思想实在有他的特性，外来思想必须有所改变，合乎另一种文化性质，乃能发生作用”。因此，当时贺麟先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评论说：用彤先生“基于对一般文化的持续性和保存性”，而阐发关于“中国哲学发展之连续性”的“新颖而深切的看法”时，就曾经指出：用彤先生“宏通平正的看法，不惟可供研究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新指针，且于积极推行西化之今日，还可以提供民族文化不致沦亡断绝的新保证。
而在当前偏激的全盘西化声中，有助于促进我们于民族文化新开展的信心”。用彤先生曾是《学衡》杂志的成员（更确切的应该说是“同路人”），该杂志以“倡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从他们的宗旨可以看出这些学人是以立足本民族文化为根基，而吸收西方文化以及其他各民族文化（特别是印度文化）来滋养自身文化，因此他们常被目为文化保守主义。但实际上“学衡”诸学者多为留学美国多年，不少西方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都是经他们介绍到中国来。因此，说他们排斥外来文化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但他们又确是一群着力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成为当时对抗“全盘西化”的重要力量。这部分学者由于有中西学术的深厚基础，以后在三四十年代在中国文化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用彤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选自《我们三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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