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五岁时我发现自己是B型肝炎的带原者,以为再十年就会因肝癌而回天家;七十岁生日时又发现罹患了零期胃癌。这么些年来,我是医师、也是病人,我发挥自己每一天的价值,救治病人;也用余生准备面对死亡。对我而言,医师唯有准备好自己如何面对死亡,才能谦卑对待病人。
我大学毕业就赴美接受神经外科的临床训练,在美国行医,曾是里根总统的医疗小组成员,参与过两次里根的医疗,第一次是枪击遇刺事件,幸好那时子弹仅仅打到肚子;第二次则是他农场渡假后出现头痛等不适,当时一度以为是中风,由我检查确认是硬脑膜下出血,要在他的脑部钻洞来引流血水。
这原本不是一个大手术,不过里根那时已经七十二岁,而且总统要动刀,不是一件小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里根的幽默感,因为手术前要先剃发,结果他自己选择要两侧头发剃光、只剩下中间一小搓的模样「很像印地安人」,让大家都笑了。
在美国时,许多罹病的医师也会找我开刀,有人戏称我是「Doctor’sDoctor」(医师的医师),所以我要真正放松就必须「逃离美国」,我每年让自己休一个月的假,利用这时间到第三世界或医疗比较缺乏的地方去服务做医疗志工。
因为基督教背景,我出国前受过不少宣教士照顾,也想知道哪些地方缺少了什么?自己能够协助什么?去过尼泊尔、墨西哥等地方服务。当我第一次造访花莲的门诺医院时,说实话,仍像是「老外看台湾」,一个月后我又回美国去行医了。
年过五十后,思乡的情绪慢慢浮现,加上父亲罹癌、我希望多花些时间陪伴他;又听到门诺医院前院长薄柔缆医师感叹,台湾医师「到花莲很远、到美国很近」,让我震撼,决心回到故乡。
美国和台湾环境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我觉得就是对「死亡」的看法,美国很早就有安宁的观念,医师团体也长期推广善终教育,呼吁医师要尊重病患的临终选择,重视灵性的照顾;另一方面,他们照顾的病人也有较高的比例意愿捐赠器官。
其实,每个人都会恐惧「死亡」。这些年来,我是医师、我也是病患,五十五岁我意外发现自己是B型肝炎的带原者,心想也许只有十年的好光景,决定回来花莲奉献,用智力、体力赎回我的灵魂。没想到,六十五岁做身体检查时,竟然没有B肝带原了,这是奇特的机遇。
七十岁生日时,我又发现罹患零期的胃癌,这回我的心很平静,因医疗发达,我用极小的伤口就切除癌细胞,不用开刀切除胃。我觉得自己很有福气,上帝还不想征召我回去,就是希望我还能在医学教育等方面有所付出。
我常教导医学生:「医生,也医死。」医师要先承认肉身生命总会朽坏,心里要先准备好面对自己的死亡,才不会太骄傲、自以为了不起;当病患无可避免将走向死亡时,一个医师才能去同理他,甚至在灵性上能提供陪伴,告诉他们:「我们都是同路人,每个人的身体都会朽坏,死后会到另一个美好的地方,不用害怕。」
台湾的医师比较无法面对病患的死亡,认为这是一种自己的无能和失败,常有医师将病患转给安宁的医师后,就没有再去看过他。才会让有些民众转到安宁疗护后,好像感觉被原本的主治医师抛弃了。
美国是大学毕业后才申请医学院,他们接受较多人文艺术洗礼。台湾的医师则是高中毕业的精英去养成,医学院训练偏重逻辑、理性记忆的左脑开发,感性、艺术、信仰的右脑开发相对较少,当科学的数据显示「没救了」,多数医师不敢当面去解释和安慰,变成只有少数专门做安宁的医师来照护这些病患。
每个医师都该去开发自己的右脑,让感性和宗教信仰也成为一种治疗,并陪伴病患善终。老、病、死是必然的事,医师要懂得怎么去放手与陪伴,大家也该把面对死亡当成养老计划的一部分,我们都会随时去清点户头还有多少、改变金钱的运用,生前预立遗嘱和遗嘱同样可以随时修改,如此看待死亡就不会有那么多担心,甚至能提醒自己,好好把握每一天。(图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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