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面对自己的死亡 才能谦卑对待病人

五十五岁时我发现自己是B型肝炎的带原者，以为再十年就会因肝癌而回天家；七十岁生日时又发现罹患了零期胃癌。这么些年来，我是医师、也是病人，我发挥自己每一天的价值，救治病人；也用余生准备面对死亡。对我而言，医师唯有准备好自己如何面对死亡，才能谦卑对待病人。

 

我大学毕业就赴美接受神经外科的临床训练，在美国行医，曾是里根总统的医疗小组成员，参与过两次里根的医疗，第一次是枪击遇刺事件，幸好那时子弹仅仅打到肚子；第二次则是他农场渡假后出现头痛等不适，当时一度以为是中风，由我检查确认是硬脑膜下出血，要在他的脑部钻洞来引流血水。

 

这原本不是一个大手术，不过里根那时已经七十二岁，而且总统要动刀，不是一件小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里根的幽默感，因为手术前要先剃发，结果他自己选择要两侧头发剃光、只剩下中间一小搓的模样「很像印地安人」，让大家都笑了。

 

在美国时，许多罹病的医师也会找我开刀，有人戏称我是「Doctor’sDoctor」(医师的医师)，所以我要真正放松就必须「逃离美国」，我每年让自己休一个月的假，利用这时间到第三世界或医疗比较缺乏的地方去服务做医疗志工。

 

因为基督教背景，我出国前受过不少宣教士照顾，也想知道哪些地方缺少了什么？自己能够协助什么？去过尼泊尔、墨西哥等地方服务。当我第一次造访花莲的门诺医院时，说实话，仍像是「老外看台湾」，一个月后我又回美国去行医了。

 

年过五十后，思乡的情绪慢慢浮现，加上父亲罹癌、我希望多花些时间陪伴他；又听到门诺医院前院长薄柔缆医师感叹，台湾医师「到花莲很远、到美国很近」，让我震撼，决心回到故乡。

 

美国和台湾环境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我觉得就是对「死亡」的看法，美国很早就有安宁的观念，医师团体也长期推广善终教育，呼吁医师要尊重病患的临终选择，重视灵性的照顾；另一方面，他们照顾的病人也有较高的比例意愿捐赠器官。

 

其实，每个人都会恐惧「死亡」。这些年来，我是医师、我也是病患，五十五岁我意外发现自己是B型肝炎的带原者，心想也许只有十年的好光景，决定回来花莲奉献，用智力、体力赎回我的灵魂。没想到，六十五岁做身体检查时，竟然没有B肝带原了，这是奇特的机遇。

 

七十岁生日时，我又发现罹患零期的胃癌，这回我的心很平静，因医疗发达，我用极小的伤口就切除癌细胞，不用开刀切除胃。我觉得自己很有福气，上帝还不想征召我回去，就是希望我还能在医学教育等方面有所付出。

 

我常教导医学生：「医生，也医死。」医师要先承认肉身生命总会朽坏，心里要先准备好面对自己的死亡，才不会太骄傲、自以为了不起；当病患无可避免将走向死亡时，一个医师才能去同理他，甚至在灵性上能提供陪伴，告诉他们：「我们都是同路人，每个人的身体都会朽坏，死后会到另一个美好的地方，不用害怕。」

 

台湾的医师比较无法面对病患的死亡，认为这是一种自己的无能和失败，常有医师将病患转给安宁的医师后，就没有再去看过他。才会让有些民众转到安宁疗护后，好像感觉被原本的主治医师抛弃了。

 

美国是大学毕业后才申请医学院，他们接受较多人文艺术洗礼。台湾的医师则是高中毕业的精英去养成，医学院训练偏重逻辑、理性记忆的左脑开发，感性、艺术、信仰的右脑开发相对较少，当科学的数据显示「没救了」，多数医师不敢当面去解释和安慰，变成只有少数专门做安宁的医师来照护这些病患。

 

每个医师都该去开发自己的右脑，让感性和宗教信仰也成为一种治疗，并陪伴病患善终。老、病、死是必然的事，医师要懂得怎么去放手与陪伴，大家也该把面对死亡当成养老计划的一部分，我们都会随时去清点户头还有多少、改变金钱的运用，生前预立遗嘱和遗嘱同样可以随时修改，如此看待死亡就不会有那么多担心，甚至能提醒自己，好好把握每一天。（图文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