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雅周敦颐有何斗士风骨
说起北宋周敦颐,谁不知道他的传世名篇《爱莲说》呢?“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个清廉儒雅的大学者形象跃然纸上。可是,说起他儒雅形象另一面的斗士风骨,却不见得人人皆知了。
周敦颐(1017—1073),原名敦实,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周敦颐是北宋著名的哲学家,他接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发展儒家原有的“太极”和“诚”两个概念,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将宇宙本源、万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恶等联系在一起的唯心主义体系,对以后的理学发展有很大影响。周敦颐“志趣高远,博学力行,有古人之风”,他的学问、气度也感动许多人来追随他学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程颐、程颢两兄弟,他们后来都成了南宋一代著名的理学家。
周敦颐的为官生涯也值得可圈可点。他初任分宁(今江西九江修水县)主簿,后移郴州桂阳(今郴州桂兴市)县令,“治绩尤著”。后来历任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判官、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等职。周敦颐为官三十多年,不辞辛劳,“以洗冤泽物为己任”;他持正不苟,刚直不屈,敢于和官场不良行为作斗争,展现了一名斗士的风采。
庆历四年,周敦颐调任南安(今福建泉州南安)担任军司理曹参军。到任的第二年,县里有个囚犯被判处死刑,但根据法律则判决不当。然而,南安转运使王逵却想重判他。王逵为人苛暴刻毒,县里没人敢和他争辩。周敦颐挺身而出,独自一人与他争辩,见王逵不听,周敦颐扔下笏板打算辞官而去,他气愤地说道:“像这样,还能做官吗?!用杀人的做法来取悦于上级,我不做。”这一争,让王逵明白过来了,于是这个囚犯才免于一死。至和元年,周敦颐调任南昌知县,南昌老百姓高兴地说:“这是一个能弄清分宁县疑案的官,我们有机会申诉了。”那些富豪大族、狡黠的衙门小吏以及恶少,为周敦颐刚直不阿的威望所震慑,都惶恐不安,“于是更相告戒,勿违教命,不惟以得罪为忧,又以污善政为耻。”
北宋的黄庭坚对周敦颐有着极高的评价:“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说周敦颐人品很高,胸怀洒脱,像雨后日出时的风,万里晴空中的月。他不贪图获取名声而锐意实现理想,淡于追求福禄而重视得到民心,自奉微薄而让孤寡获得安乐,不善于迎合世俗而重视与古人为友。黄庭坚不仅对周敦颐的人品做了高度肯定,也深刻揭示了周敦颐之所以具备斗士风骨的缘由。
“廉于取名”,志趣高远;“锐于求志”,崇拙去巧。周敦颐认为世人大多乐做“巧官”,不做“拙官”。巧者好张扬夸大,言多文饰;拙者注重实际,不在言词。巧者处处为己,机关算尽,往往灾祸及身;拙者不求多得,奉公守法,身家康泰。嘉祐元年,周敦颐任合州判官。当时巡视地方的殿中侍御史赵抃,被一些毁谤周敦颐的进谗所迷惑,对周敦颐的态度很严厉。周敦颐清醒感受到赵抃对自己的态度,处之泰然。他一切按公事规矩办,既不主动巴结,以缓和关系;又不故意辩解,以改变看法。与赵抃之间,除了公事之外,没有另外的私人联系。嘉祐六年,周敦颐在虔州(今江西赣州市)知州赵抃手下做了通判。经过仔细观察后,赵抃逐渐了解了周敦颐的为人后才恍然大悟。赵抃握着周敦颐的手说:“几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以后,两人赠答唱和,交为挚友。
“薄于徼福”,重视民生;“菲于奉身”,廉洁务实。周敦颐做官以廉判明断著名,一生辗转多地劳累奔波,却并不感觉苦。熙宁年间,周敦颐任郴州知州、广东转运判官,他以昭雪蒙冤、泽及万民为己任,巡视所管辖的地区不怕劳苦,即使是有瘴气和险峻遥远之地,也认真地视察。周敦颐铁面无私,堵住了一些官员谋私的途径,但他一生没有公敌,也无私仇,真正做到了“官清赢得梦魂安”。
“陋于希世”,淡泊名利;“尚友千古”,怡然自乐。周敦颐不爱菊,表示不逃避社会责任,不学陶渊明挂冠隐居,独善其身;不爱牡丹,表示不学人做官取巧作秀,追求大富大贵。他以游历山水作为明志养心之举,意味着他舍弃了追名逐利之心。他写下名篇《爱莲说》,以莲自喻,表达自己特立独行的高尚爱好和清廉之志。
古代知识分子注重“修身”以“弘道”,以内在的道德修养来作“道”的保证。如荀子所言“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如《中庸》所言“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一代大儒周敦颐持道不屈的斗士风范,正是继承了不绝如缕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儒雅斗士的传统,让后代千秋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