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娴熟洋务,关注国际大事,他经常就外交问题上书言事,这一点早已引起许多洋务官僚的注意,早在光绪元年(1875年),朝廷在遴选出洋的使节时,洋务派大员丁宝桢、郭嵩焘就先后上疏,保荐薛福成,说他博学多通,识略闳深,精习西洋地势制度,可胜任公使,只是由于李鸿章将他揽入幕府而作罢。经过这些年政治经验的积轻和官阶的上升,朝廷对薛福成也更看重了。
光绪十五年(1889年)5月, 因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四国公使的刘瑞芬三年任满,朝廷对薛福 成赏二品顶戴,以三品京堂候补的身份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12] 当时,出使国外并没有什么美好的结局。1876年代表朝廷出使西方的郭嵩焘,就遭到了国内顽固势力的攻击和诽谤,说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离开父母之邦,郭嵩焘最后落得一个罢官回乡、抑郁而终。出使法国的曾纪泽主持与俄国的修约谈判,收回了伊犁,但最后同样免职回国,以致曾纪泽一腔热血 ,寝食难安。然而薛福成深知外交工作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因此,明知危途,却绝不畏葸不前。他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后,带着一行随从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1月31日晚上8时登上“伊拉瓦底”号轮船,2月1日早晨8时开船,开始了驻外使节的生活。路上,他与自己精心挑选的随员黄遵宪、许珏、钱恂等人就旅途见闻进行议论,认识到世界之大,天外有天,中国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否定了中国固有的关于中华为世界中心的偏狭地理观念,认识到香港、新加坡的发展在于洋人善于经营商务,认识到中国一向把商列为四民之末,视作残民之业是不对的,在今日地球万国相通之世,国家要发展,经济要繁荣,一定要学习西方, 以商务为本,不可闭关独治。
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薛福成为首的外交使团终于在光绪十六年二月十六日(1890年3月6日)到达法国马赛港,薛福成舍舟登陆,首次踏上欧洲大陆,实现了盼望已久的睁眼看世界的夙愿。 薛福成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例行公事,是向所在国的元首递交国书,拜会外交部和各国公使。薛福成按照程序,先后奔波于法、英、比、意诸国,薛福成不卑不亢,举止不凡,各国都表示热烈欢迎,期间,他还到过德国、瑞士等国 。薛福成在欧洲各国出席酒宴茶会,听乐观舞,参观访问,观光游历,同西方各界知名人士密切交往,广泛接触,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大大开阔了他 的视野。他集中精力考察欧洲的社会得失,通过对议院、工厂的考察,他悟出 一个道理:欧美国家之所以先进,中国之所以落后,其要本在于制度的不同。 这比他本人在《筹洋刍议》中抒发的识见,大大提高了一步,这时的薛福成已名副其实地成为早期改良思想家。
薛福成在出使期间,十分关心保护海外侨胞,力争在华侨集中的地区设立领事馆,就近保护,使侨胞在海外少受欺凌和奴役。他起草了给英国外交部的照会,援引国际公法和各国惯例,声明中国有权派遣领事分驻英国属地。薛福成指出:中国恪守国际公法,已允许英国在中国设立了20多处领事馆。根据1869年10月23日中英之间的新定条约,有英国允许中国可派官员驻扎英国及英国属地各口的条款。因此,中国应有权同欧美各国一样派领事公驻英国各地属地。后来,英国不得不在原则上同意薛福成的合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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