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教学能有理论指导，当然很好，如果认为自己的教学没有理论背景便自卑，也许没必要。你的教学尊重规律，遵守常识，能少犯错误，你是合格的教师；学生跟从你学习，比较顺利地走向下一阶段，这已经很好了。不幸被人批为“经验主义”，也总比作为空头理论家要强。如果硬要给自己的教学贴个理论标签，或是找某种理论做靠山，也许恰恰说明对自己的工作缺乏自信。
讲座时，有老师提问，读理论书，遇到艰深的，表达繁复的，难以理解的内容，该怎么办。我说，“跳过去”，“如果读不下去，以后再读”。老师们笑了。
没什么可笑的，我自己就经常地“跳过去”。理论书不那么好读，特别是现今教育教学方面的理论书，读起来比较吃力。有些理论本是教育教学的常识，被作者重度包装，简明的教育教学理论用了繁复的表述形式，简明的意思经过烦琐的演绎，一般人就读不懂了，玄之又玄。吕叔湘在《语言的演变》中举例说，孔子和颜回、子路在说话，朱熹如果闯进去，管保他一句也听不懂。但是听不懂他们师徒说的话，不要紧，可以读他们的谈话记录，朱熹不可能读不懂文字版《论语》。——现在的情况反过来了：我们听理论家说话，不一定听不懂，可是要看他们相关的书和文章，麻烦一下子就多起来。叶圣陶吕叔湘如果听现今语文科博士说话，那基本是能听懂的，但是要他们读博士们的论文，估计也将极其吃力。这并不是说笑话，不止一位的资深教育学家表示过读不懂硕士博士论文，我于是对他们的论文答辩如何能通过一直有些困惑。高校老师也说过一些笑话：一些教授不希望人们看自己当年的博士论文，因为他已经说不清其中一些语段的意思了，他不记得引用、模仿和改写的一些内容，更荒唐的是他会忘了当年的那些术语出现的过程，简而言之：他也看不懂自己当年的论文。
读叶圣陶吕叔湘的语文教育专著，几乎没什么障碍，但读同行在专业期刊上的文章，常有读不明白的术语或表述。并不是语文科一下子现代化了，而是作者鄙视简约平易的文风，把普通教育常识过度学术化，以艰深繁复为时尚造成的。这样的风气，同样存在于其他学科。
理论研究有成果，或是实践中有好的语文发现，要推广普及，要让大部分专业工作者看得懂，如果做不到，专家不必责备读者。学术圈话语系统或许约定俗成，以繁复高深为能事，那么可不可以有些区分，在做普及推广方面，能否考虑绝大部分读者的接受能力？学术归学术，普及归普及，尊重“圈子”的规矩，互不强逼。专业话语如果无法确定标准，能不能有个大致的基准线，比如，中小学语文教师不一定要能读懂博士硕士论文，但要能读懂叶圣陶吕叔湘，我看是可行的。
九十年代后，艰深的理论文章一波波地冲击过来，佶屈聱牙的新名词和反复曲折的句式常常让我废书兴叹，我曾怀疑自己的底子是不是太差，怎么连这些阐述也读不通，而书刊相关读书笔记和评论评价那么高。我没有时间折腾自己，于是只能放弃。及后偶尔见到这些作者，思想并不古怪，表达一般也正常，即使有期期艾艾者，和他的文字也没有关系。终于明白，那些文字形式是唬人的包装。
同行们问我的读书。我实话实说：我修养不高，很多理论书我没看过，或是没看完，因为有阅读障碍，我在翻读这些书时是有心理准备的，随时知难而退。不是这些理论著作没有价值，而是我没有那么多精力去花费，我得工作，我得教学，我还有很多感兴趣的书要读。如果要用过多的时间试图去琢磨自己不熟悉的内容，我就得掂量一下，是否合算。我不因为一书未读就以为耻。我对一些学者坦言自己没把大著读完，或者直言“只翻了一下”。我不是学者，我也无意把自己练习为学者，——但我永远是学习者。我当然要学我急需学习或是感兴趣的东西。
60年前“大跃进”时，教育界曾经有口号，人人上大学，个个成理论家，歪理邪说满天飞，浮夸到把高二学生都弄去上大学了。不让人们实实在在地守本分种地，结果呢？那一代很多人健在，切肤之痛。我对现今鼓动中小学教师成为理论家深以为忧。
所以我劝那些读不懂现代教育理论书的老师，你不要羞惭，你只要能读懂叶圣陶和吕叔湘的文章就很好。他们的理论文章简约畅达，本身就体现了中国语文传统，适合中小学教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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