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教学能有理论指导,当然很好,如果认为自己的教学没有理论背景便自卑,也许没必要。你的教学尊重规律,遵守常识,能少犯错误,你是合格的教师;学生跟从你学习,比较顺利地走向下一阶段,这已经很好了。不幸被人批为“经验主义”,也总比作为空头理论家要强。如果硬要给自己的教学贴个理论标签,或是找某种理论做靠山,也许恰恰说明对自己的工作缺乏自信。
讲座时,有老师提问,读理论书,遇到艰深的,表达繁复的,难以理解的内容,该怎么办。我说,“跳过去”,“如果读不下去,以后再读”。老师们笑了。
没什么可笑的,我自己就经常地“跳过去”。理论书不那么好读,特别是现今教育教学方面的理论书,读起来比较吃力。有些理论本是教育教学的常识,被作者重度包装,简明的教育教学理论用了繁复的表述形式,简明的意思经过烦琐的演绎,一般人就读不懂了,玄之又玄。吕叔湘在《语言的演变》中举例说,孔子和颜回、子路在说话,朱熹如果闯进去,管保他一句也听不懂。但是听不懂他们师徒说的话,不要紧,可以读他们的谈话记录,朱熹不可能读不懂文字版《论语》。——现在的情况反过来了:我们听理论家说话,不一定听不懂,可是要看他们相关的书和文章,麻烦一下子就多起来。叶圣陶吕叔湘如果听现今语文科博士说话,那基本是能听懂的,但是要他们读博士们的论文,估计也将极其吃力。这并不是说笑话,不止一位的资深教育学家表示过读不懂硕士博士论文,我于是对他们的论文答辩如何能通过一直有些困惑。高校老师也说过一些笑话:一些教授不希望人们看自己当年的博士论文,因为他已经说不清其中一些语段的意思了,他不记得引用、模仿和改写的一些内容,更荒唐的是他会忘了当年的那些术语出现的过程,简而言之:他也看不懂自己当年的论文。
读叶圣陶吕叔湘的语文教育专著,几乎没什么障碍,但读同行在专业期刊上的文章,常有读不明白的术语或表述。并不是语文科一下子现代化了,而是作者鄙视简约平易的文风,把普通教育常识过度学术化,以艰深繁复为时尚造成的。这样的风气,同样存在于其他学科。
理论研究有成果,或是实践中有好的语文发现,要推广普及,要让大部分专业工作者看得懂,如果做不到,专家不必责备读者。学术圈话语系统或许约定俗成,以繁复高深为能事,那么可不可以有些区分,在做普及推广方面,能否考虑绝大部分读者的接受能力?学术归学术,普及归普及,尊重“圈子”的规矩,互不强逼。专业话语如果无法确定标准,能不能有个大致的基准线,比如,中小学语文教师不一定要能读懂博士硕士论文,但要能读懂叶圣陶吕叔湘,我看是可行的。
九十年代后,艰深的理论文章一波波地冲击过来,佶屈聱牙的新名词和反复曲折的句式常常让我废书兴叹,我曾怀疑自己的底子是不是太差,怎么连这些阐述也读不通,而书刊相关读书笔记和评论评价那么高。我没有时间折腾自己,于是只能放弃。及后偶尔见到这些作者,思想并不古怪,表达一般也正常,即使有期期艾艾者,和他的文字也没有关系。终于明白,那些文字形式是唬人的包装。
同行们问我的读书。我实话实说:我修养不高,很多理论书我没看过,或是没看完,因为有阅读障碍,我在翻读这些书时是有心理准备的,随时知难而退。不是这些理论著作没有价值,而是我没有那么多精力去花费,我得工作,我得教学,我还有很多感兴趣的书要读。如果要用过多的时间试图去琢磨自己不熟悉的内容,我就得掂量一下,是否合算。我不因为一书未读就以为耻。我对一些学者坦言自己没把大著读完,或者直言“只翻了一下”。我不是学者,我也无意把自己练习为学者,——但我永远是学习者。我当然要学我急需学习或是感兴趣的东西。
60年前“大跃进”时,教育界曾经有口号,人人上大学,个个成理论家,歪理邪说满天飞,浮夸到把高二学生都弄去上大学了。不让人们实实在在地守本分种地,结果呢?那一代很多人健在,切肤之痛。我对现今鼓动中小学教师成为理论家深以为忧。
所以我劝那些读不懂现代教育理论书的老师,你不要羞惭,你只要能读懂叶圣陶和吕叔湘的文章就很好。他们的理论文章简约畅达,本身就体现了中国语文传统,适合中小学教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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