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论述内容提要 (一)对杜诗的艺术性应有足够的认识:杜甫是十分重视诗的艺术性并对自己的创作要求十分严格的诗人;杜甫又是在体裁、风格、艺术技巧、创作方法等方面集大成的诗人。(二)杜甫的叙事诗多即事名篇,自创新题,且全用五、七言古体,其艺术特点是:典型化的手法、对现实的客观描写、心理刻画、语言的个性化、细节描写。(三)杜甫的抒情诗所抒之情真实而重大,其艺术特点是:具体形象、景情交融、语言精练、大发议论、幽默含蓄。(四)杜甫取得高度艺术成就的原因,主要是学习,特别是向民歌学习。 我想分以下四个部分来谈杜甫诗歌的艺术性:一、对杜诗艺术性的应有认识。二、杜甫叙事诗的艺术特点。三、杜甫抒情诗的艺术特点。四、杜甫取得高度艺术成就的基本原因。为了突出杜诗的艺术特点,除结合他的一些代表作品外,将尽可能和李白、白居易等诗人的一些作品作些比较。比较,确是一个很好的容易说明问题的研究方法,但要做到恰到好处也颇不容易。因为首先得注意到拿来作对比的作品,在内容题材上是相同的,至少是相近的。然而这样巧合的作品是并不多的。
谈到比较,倒不禁使我们想起贾至、岑参、王维和杜甫4 人所作的“早期大明宫”那4首七言律诗。虽然这种诗不可能有什么高度的思想性,只能是一些官样文章,但由于写的是同一的题材,拿来作对比倒是十分合适的。前人也曾这样做过,想定出个甲乙丙丁来。有的评岑参第一,有的又推王维,也有不少好心肠的评论家和杜诗的注释者一定要替杜甫争面子,说还是杜甫那首写得最好。但一般还是倾向于王维,《唐诗三百首》选了王维和岑参的,没有选杜甫和贾至的,正代表了一般的看法。为什么王维那首早期诗能居第一呢?这是因为诗中有这么两句漂亮的话:“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可是从今天来看,王维这首诗要算是最坏的,因为他在睁着眼睛说瞎话,歌功颂德简直到了无耻的地步。我们知道,他们这4首唱和诗作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也就是安史之乱的第3个年头。这时长安、洛阳刚刚恢复,安庆绪还占领着邺城,史思明仍盘据河北,到处还正在流血,为了换取回纥的兵力,唐肃宗就在这一年的7月,还不得不把自己的一个最小的女儿——宁国公主嫁给回纥。这哪里谈得上什么“万国衣冠拜冕旒”呢!顾亭林在《日知录》“文词欺人”一条中说:“古来以文辞欺人者,莫若谢灵运,次则王维。”我看,这首诗也是一个证明。杜甫固然不会说这种瞎话,就是岑参也不会说。由此可见,即使是一首应制式的诗,在两相比较之下,也仍然可以看出不同作家的不同作风。同时也可见,王维这位田园诗人是颇不老实的,他很会粉饰现实,很会做官。
说来也很巧,4位诗人中,岑参是边塞诗人代表,王维是田园诗人领袖,是“诗佛”,而杜甫又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是“诗圣”。但也很遗憾,当时李白没有在朝做官,否则让“诗仙”也写上一首,那可能就更有意思了。
我讲上面这段话的意思,不过在说明“比较”确是一种很好的能说明问题的方法,但必须注意题材的一致性。
现在谈第一个问题:对杜诗艺术性的应有认识。
一般对杜诗艺术性很少作专门性的论述,可能是怕受到纯艺术观点、形式主义的批评,但和对杜诗艺术性缺乏应有的认识也有关联。
在这一问题上,我觉得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我们必须认识杜甫是一个十分重视诗的艺术性的完美的诗人,一个对自己的创作要求十分严格乃至苛刻的诗人。当然,他并不是片面地追求艺术性。
和一般诗人不一样,杜甫非常诚实,他绝不装腔作势,自命不凡,他常常现身说法,毫无隐讳地谈出自己的创作甘苦。这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因为他使我们懂得这样一条:辛勤劳动外,没有什么天才。谁要是迷信天才,谁就会断送自己。
杜甫对一首诗的艺术要求竟这样严格:“毫发无遗憾!”(《敬赠郑谏议》)这就是说,从全篇结构到一句一字,从语言到声律,从开头到结尾,都要没有一丝一毫的毛病、缺陷。所以在他的诗中常常谈到“句法”、“佳句”,谈到“诗律”,也谈到诗的结尾要有余味,有余地,所谓“篇终接混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诗罢地有余”(《八哀诗》)。
这样严格要求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加强诗的感染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就是能“惊人”,乃至“惊风雨”、“泣鬼神”。当然这惊人是包括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
但是,要达到这样的高度是不容易的,惊人的诗句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杜甫作起诗来要那样用苦心下苦功夫,要经常修改自己的诗了。他说自己是“颇学阴何苦用心”的,是要“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的。此外,如“更觉良工心独苦”(《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识子用心苦”(《贻阮隐居》)、“知君苦思缘诗瘦”(《寄裴十迪》)等诗句,也都可以看作杜甫的“夫子自道”。他的“苦用心”甚至达到这样惊人的程度:“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
因为他作诗是这样用心,诗的妙处往往不容易为人所领会,而只有他自己清楚,所以他曾不客气地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又曾自负地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偶题》)是的,谁也不敢说,我们对于杜诗艺术性的分析阐明,也能如诗人所说的那样“毫发无遗憾”,能识破诗人苦用心之所在。
不应忘记:正是这种刻苦的辛勤的劳动使杜甫成为不朽的诗人。既然他作诗是这样苦用心的,那么我们研究他的诗也就应该苦用心,而不应掉以轻心、粗心,以为杜诗也不过如此而已。当然,杜甫不是离开内容片面追求,我也并不是说研究其他诗人的作品就可以不苦用心,我只是说对杜诗特别需要而已。一分苦用心,一分收获,不会使我们乘兴而来,败兴而返。它值得也要求我们作深入探讨。
第二,我们还必须认识杜甫同时又是一个集大成的诗人。这有多方面的表现。在体裁方面,他不仅擅长五、七言古体,同时也擅长五、七言近体,特别是五、七言律诗。总之他是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的,他为各种诗体创立了典范。在这方面,李白便不及杜甫的全面,他不肯写律诗,律诗也很少。白居易虽然各体都有,但艺术成就也不及杜甫。在风格方面,杜甫也是集大成的。元稹《杜甫墓志铭》说杜诗“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王安石也说李白诗只是“豪宕飘逸”,至于杜诗,则有“平淡简易”的,有“绵丽精确”的,有“严重威武”的,有“奋迅驰骤”的,有“淡泊闲静”的,也有“风流蕴藉”的(《遁斋闲览》)。这些都不是夸大的话。杜诗风格,确是“贺奇同癖,郊寒岛瘦,元轻白俗,无所不有”(《杜诗详注·诸家论杜》引明人王世懋语)。特别是在艺术技巧,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方面,他总结了自《诗经》以来的创作经验并有所发展。正由于杜甫是这样一位集大成的全面发展的诗人,所以他的诗的艺术性也就值得我们作多方面的探索。
其次,我们谈杜甫叙事诗的艺术特点。
为了便于说明杜诗的艺术性,我觉得有必要分成叙事诗和抒情诗两个方面。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一切叙事诗也都是抒情诗,因为叙述和歌咏的虽然是他人之事,但所表达的仍然是作者自己之情。任何人都不会对他所漠不关心的事去浪费笔墨。但由于内容毕竟不同,在表现手法上也不能不随之而有所差异,因此作分别的探讨,还是合适的。
毫无疑问,杜甫的叙事诗是特别值得我们珍视的。一般地说,我国叙事诗是比较少的,特别是在文人诗里面,而杜甫却写出了大量的叙事诗。不仅数量空前,而且质量也高。在这些叙事诗中,他全面地总结和发扬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表现手法,达到了高度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的统一。可以这样说,我们称杜甫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主要就是根据这些叙事诗。所以一般文学史也多半是分析这类诗。在对后代的影响上,这类诗也起着巨大的倡导作用。
在未谈到杜甫叙事诗的艺术性之前,有必要先说明和艺术性有关的两种情况。
一是在这些诗的标题上,杜甫创造性地打破了几百年来一贯沿用汉乐府旧题的习气,而根据不同的现实内容给每一篇诗标上一个新题,例如《兵车行》,便是新创的题目,他没有沿用《从军行》等旧题。所以元稹说是“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乐府古题序》)。因此杜甫这些叙事诗也可以叫作乐府诗或新乐府。中唐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便是直接导源于杜甫的。表面上好象只是一个形式问题,一个新旧题目不同的问题,实际上却是一个倾向性的问题,因为这无异于指引后代诗人到广阔的社会现实中去寻找诗的主题。从艺术效果上来说,不用旧题而自创新题,表里一致,内外一致,也能使作品的时代烙印更加鲜明,使作品有的放矢。李白也有不少反映现实的叙事诗,但由于用乐府旧题,新鲜的事物掩盖在古老的外衣下,便影响了诗的现实内容的鲜明性。
另一种情况是在诗体上,这类诗几乎没有例外,诗题是新的,诗体都是用的五、七言古体。这自然是由内容决定的。用韵文来叙事,来描写人物,本来就很困难,如果再用格律森严的律诗,那就更要影响到内容的表达。所以杜甫采用了弹性较大、伸缩性较大的古体,是有道理的、必要的。因此,杜甫这类叙事诗,从体裁上说,也可以叫作古体诗。后来元白诸人的叙事诗也都采用古体,便是接受了杜甫这一创作经验的。晚唐时代,杜荀鹤写了不少反映人民疾苦的诗,但因为全都用的是律诗,大大地影响了人物塑造的完整性,事物的发展也只能是片断的。所以他这些诗虽是好诗,或者说是新乐府化的好律诗,但却很难说是好的叙事诗。
从这一比较,也可以看出杜甫的苦用心。如果他不用古体而用律诗,要把一首叙事诗写到“毫发无遗憾”的完美地步,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形式并不是消极的,它要作用于内容。
关于杜甫叙事诗的艺术性,约有下列几个特点:
第一,是典型化的手法。他善于选择并概括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有名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便是通过典型化的手法而收到惊人的艺术感染力的。同时,他还善于选择和塑造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他往往从许多同一类型的人物里面选择并着重描写一个人物,通过这一个个别人物的塑造来反映一般,反映全体。例如《兵车行》只写那一个“行人”的谈话,但所有的行人的命运也就显示无遗。我们不能太天真,以为诗人杜甫当时交谈的只是那一个行人,不,他是把和许多行人交谈所得的情况集中在那一个行人身上,集中在那一个行人口中的。
李白也写有反对穷兵黩武的诗,如果拿他的《古风》“胡关饶风沙”一首来和《兵车行》对照,就不难看出他们之间的区别。在李白诗中只有大刀阔斧式的一般性的反映,如“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但不曾从这36万人中塑造出一个典型人物,只有一般,而无个别,所以不如《兵车行》具体、深刻,更为感人。
《兵车行》外,《前出塞》和《后出塞》都是只写一个士兵的从军过程,同样也是用的典型化的手法。
第二,是对现实的客观描写。所谓客观的描写,并不是客观主义的描写,而是把自己的主观意识融化在客观的具体的描写中,让自己的主观倾向从客观事物的叙述中流露出来,而不是明白地说出。有时明白说出,但也是借用人物的口或者说通过人物的口来说出的。所以我曾经把这种表现手法叫作“寓主观于客观”。他尽量避免主观的发议论,而尽量让事实说话。
这是杜甫叙事诗最突出的特点,也是诗人杜甫最大的本领所在,因为要做到这一点,不动声色,还必须具有能克制自己的感情冲动的冷静头脑。我们不妨举些例子来作对比的说明。
白居易也是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也是杜甫的追随者,但在表现手法上却很不相同。他的叙事诗,如《新乐府五十首》等,往往是夹叙夹议,特别喜欢在诗的结尾大发议论,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我们只要拿他的《新丰折臂翁》和《兵车行》一对照,就可看出他和杜甫不同。在《兵车行》里,杜甫本人自始至终没有开腔,那个行人的话说完了,诗也就结束了。可是白居易在《新丰折臂翁》中却不然。全诗80%都是属于客观描写的,但写到末尾,在叙述了那位折臂翁的谈话之后,诗人白居易沉不住气了,他跳出来了,大发其议论来了:“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民怨,请问新丰折臂翁。”这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是发议论、说出意见的好,还是不开腔的好呢?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书中曾作过这样的评比:秦中吟、新乐府,也是(三吏、三别)这个路数,但主观的讽刺色彩太重,不能如工部之哀沁心脾。这评比我们认为是公允的。议论,无论如何尖锐、深刻,总归是抽象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10个字所以震撼千古人心,并不是靠议论,而是靠具体的形象。当然,我们也不能看得太绝对。在不吐不快、非骂不可、非表明态度不可的情况下,发发议论,也是好的,如白居易《红线毯》的结句。
《兵车行》外,《石壕吏》也是最典型的例子。大家知道,杜甫是“穷年忧黎元”(《自京赴奉先县》)的诗人,是愿为换取人民的幸福生活甘心牺牲自己生命的诗人,但是奇怪,在这首诗中,他却显得如此冷静,除了“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那两个“一何”微微透露了他的爱憎之外,我们就再也找不出什么主观的成分,更不用说发议论了。这难道不奇怪吗?
是不是诗人杜甫真的无动于衷呢?当然不是。诗中虽不曾留下一丝泪影,但他的泪并不比那一家人流得少。只是为了集中读者的目光和注意力,为了保全这一事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的感染力,他没有让自己的眼泪流露在诗中来转移读者的视线,冲淡或分散读者的注意力。我曾经举出唐彦谦的《宿田家》一诗和《石壕吏》作对比来说明杜诗这一艺术特点,我认为还是恰当的。因为这两首诗都是写的诗人自身的经历,而内容又十分相似。《宿田家》那首诗,开头80%也都是客观描写,但到末后,作者同样沉不住气了,虽没发议论,却动了感情,他感动得哭出来了:“使我不能眠,为渠滴清泪。……”作者自己也在倾诉他的痛苦心情,这就不能不最后冲淡读者对事物本身的印象,分散读者对事物本身的同情,而避免这一点又恰恰是每一个作者所竭力追求的。所以,我说这一特点又是杜甫最大的本领之所在。前面提到“篇终接混茫”的话,《石壕吏》的结尾,便具有这种意境。
当然,也有例外,如《新安吏》。在这首诗中,诗人杜甫完全是另一种形象。他一方面大骂:“天地终无情!”但另一方面,从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他又不得不含着泪劝慰那些母亲让她们的孩子去参军抗战。傅庚生先生在《杜诗散绎》一书中把“我军取相州”以下说成是新安吏欺骗人民的话,我认为是不对的。这倒是杜甫自己的话,但仍然采用了客观的形式,托之于那个“客”。
第三,是心理刻画。叙事诗是有人物的,既是人物,当然有他的思想活动。没有思想活动的人物是不会生动的。杜甫非常注意这一点。这从《三别》3 首诗全都可以得到证明。
《三吏》、《三别》是杜甫有计划有组织的精心作品。它们都是叙事诗,都是用的对话体,但也略有区别。《三吏》有对话,作者自己是出场的,如果把《三吏》排成剧,那么杜甫便是剧中的一个角色。《三别》则全是人物的自白,杜甫本人不出场。他,也许可以这样说,成了一个“导演”。由于《三别》是用的第一人称的“我”,有利于作心理的刻画,所以在《三别》中全都可以看到人物的心理状态。象《垂老别》的:“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无家别》的:“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近行只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心理刻画,都非常细致、曲折、逼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婚别》写那位新娘子的复杂的心情变化。由于事变的过于离奇,洞房花烛之夜,竟成了生离死别之时,这位新娘子的痛苦,她的心情的矛盾,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始而自伤嫁给这样一个征夫,连媳妇的身份都来不及证明,继而又可怜起丈夫来,以至想和丈夫一道去参军,死活都在一起;但由于实际上办不到,所以只好转而劝勉丈夫“努力事戎行”,并最后用“对君洗红妆”的实际行动,也就是用自己对丈夫的坚贞专一生死不渝的爱情来鼓舞丈夫的斗志,坚定丈夫胜利的信心,真是写得活灵活现,有血有肉。
如果说杜诗中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结合的作品,那我以为《新婚别》要算是最典型的一篇。没有大胆的浪漫主义的想象和虚构,根本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作品,因为实际上杜甫不可能有这样的生活经历,他不可能去偷听新娘子对新郎官说的那番私房话。但它又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写得非常精确具体,合情合理,使人忘其为虚构。
这种心理刻画,白居易也很注意,他的《卖炭翁》和《缚戎人》等诗中都有,而那些诗也写得最成功。
第四,是语言的个性化。为了把人物写得生动,杜甫在他的叙事诗中不只是采用对话的表现手法,而且注意到“对话”中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所谓语言的个性化,也就是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符合人物的身份、年龄、性别和处境。在这点上,杜甫也是非常成功的。例如《兵车行》中那位行人的语言,《石壕吏》中那位老妇的语言,《垂老别》中那位老汉的语言,都写得恰如其分。特别是《新婚别》写那位新娘子的话更是惟妙惟肖。因为不是老夫老妻,所以语带羞涩,尽管柔肠寸断,痛不欲生,但毕竟是个新娘子的身份,固然不便号啕大哭,就是说话也不能不有个分寸,所以显得有点吞吞吐吐,特别是在一开头。
正因为人物语言是个性化了的,所以我们读杜甫的叙事诗,总有一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要知道,用韵文、用诗的形式,能写得这样传神,是不简单的。在这一点上,李白、白居易都不及杜甫。这和生活实践有关,不只是一个艺术手法问题。
第五,是细节描写。杜甫善于辨别也善于捕捉富有表现力的、能够反映事物本质和显示人物精神面貌的细节。例如《兵车行》的“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便是这样的一个细节。粗粗一看,这两句好象是无关重要的闲话,可有可无的闲笔墨,但只要略一细按,就不难看出这里面正大有文章。因为它不仅揭示了那位役夫“敢怒而不敢言”的矛盾心理,而且也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及其爪牙的残酷压迫。事实正是如此:在封建社会,你不吐苦水也还罢了,你越吐苦水就免不了越要吃苦头。从这两句诗,我们也就可以懂得什么是深刻、含蓄。
此外,如《丽人行》写虢国夫人吃饭时的姿态:“犀筯餍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石壕吏》写老妇被拉走后的凄惨环境:“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都是很好的例子。《遭田父泥饮》一诗,为什么能把那位田父写得那样生气虎虎,和细节描写也是大有关系的。前人说,没要紧处,往往正是最吃紧处,就是指的这类细节描写说的。
关于杜甫叙事诗的艺术性,我们就举出以上5个特点。应该指出的是,这些特点,往往是同时出现在一首叙事诗中,我们分开来说,只是为了方便,为了重点突出。
现在,我们再谈第三个问题:杜甫抒情诗的艺术特点:
杜甫的抒情诗,数量最多。一般文学史都把它和叙事诗混在一起来谈杜诗的艺术性,我觉得还是分开来的好,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诗,艺术要求也不完全一样,分开来可以谈得比较系统些、清楚些。
在未谈到杜甫抒情诗的艺术特点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先说明一下杜甫抒情诗的两个本质特征:
第一是真实。杜甫的抒情诗全是从真情实感中从肺腑中流露出来的。他自己说:“情在强诗篇”(《哭韦大夫之晋》),又说“有情且赋诗”(《四松》),“箧中有旧笔,情至时复援”(《客居》),可见他的抒情诗,叙事诗也一样,都是在一种不吐不快的情况下写出来的。黄生说:“他人无所不假,杜公无所不真耳。人假,故其诗亦假;人真,故其诗亦真。”(《杜诗说》)说他人无所不假,诚不免过分,说杜甫无所不真,则是事实。所以前人说读杜诗只见性情,不见文字。
第二是重大。我们知道,并不是一切真实的感情都是好的,都是值得肯定的。拿宫体诗来说。其中又何尝没有真情呢?然而却是我们所要严格批判的对象。
杜甫抒情诗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他的感情不但是真实的,而且是重大的。所谓重大,也就是说,他的感情是有分量的,有巨大内容的,是和人民的感情息息相通的。比如《春望》、《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诗为什么千古传诵,就是由于这些诗的感情,不只是真实,而且是重大的,深厚的,具有高度的爱国激情。不用说,这种重大的感情又是和他那进步的思想分不开的,且与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亦有关。
一个真实,一个重大,这是杜甫抒情诗所以能取得高度艺术成就的两个重要因素,说假话,或者只写一些个人的闲情琐事,那即使艺术性再强,也写不出什么好的抒情诗。
关于杜甫抒情诗的艺术特点,目前还很少有人作专门探讨,这里只就个人肤浅的体会提出以下几点:
一、具体形象。抒情易流于抽象,但杜甫的抒情诗却写得很具体。在叙事诗中他刻画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在抒情诗中他则对自己的心理进行自我解剖。他仿佛要向读者交出他的心一样。例如《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特别是头一大段,把自己的内心矛盾写得那样曲折、细致,那样具体,因而能给人以深刻印象。不必空言痛苦,而痛苦自在其中。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那首七律,好象很抽象,其实非常具体,非常形象,非常生动。用“涕泪满衣裳”写最初的喜极而悲,用“漫卷诗书”这一小动作来写大喜欲狂。下面4句,虽然都是写的一种幻想,但幻想中仍有丰富的形象性,正是“喜欲狂”的具体表现,如果利用电影,是可以把这一些诗句拍成美妙的镜头的。
同样,象大家所熟悉的那首《月夜》,看来好象也很抽象,其实很具体、很深刻。因为描绘出了自己的思想活动,相思之深也就可见。
杜甫有一首《闷》诗,其中有这样两句:“卷帘惟白水,隐几亦青山。”不言闷,而闷自在其中。这种例子是相当多的。从抒情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杜甫各种不同的自我写照。
二、景情交融。 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融景入情,景和情同时出现在诗句中,交织在一起,例如《登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这4句上景下情,一阔一狭,似极不相称、极不相干,其实是有着内部联系的。因为境界的空阔,在一定情况下,往往能逗引或加强人们的飘零孤独的身世之感。又如《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和鸟都是景物,现在把它们融入情中,便增加了感情的深度,从而也加强了感染力。花本来是悦目的,现在却勾引人落泪,鸟本来是悦耳的,现在却反而使人惊心,那么悲痛之深也就可知了。如果只是抽象的说感时流泪,恨别惊心,便不深刻,也显得枯燥、干巴巴的。
另一种是寄情于景,只见景,不见情,情在景中,景中含情。例如《登高》那首七律的头4句:“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其中便充满着一种悲秋、作客、漂泊潦倒的感情。《春日忆李白》:“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即景寓情,不明说怀念而怀念之深自见。又如那首七绝:“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纯系写景,其实也是抒情,有一种轻松愉快之感。这一种抒情,杜诗中很多,最耐人寻味、涵泳。“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显然,这里面是包含着诗人悲壮感情和跳动的心弦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也包含着诗人的伟大抱负、雄心壮志。杜甫还往往通过景物来暗示时局和对时局的忧虑,如《登慈恩寺塔》。
三、语言精练、概括性特强。这是杜诗语言的一般特色,但抒情诗却特别突出,这和多用律诗体有一定关系。律诗短小,要求又严,不精练也是不行的。
前人曾说,读杜诗只觉得字多,因为字字不闲(宋人黄彻《䂬溪诗话》)。这是不错的。比如“剑外忽传收蓟北”这一句,便是字字不闲,这7 字内便含有眼泪。这种精练、概括,有的表现在一两句诗中,如《洗兵马》:“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又如“时危兵革黄尘里,日短江湖白发前。” (《公安送韦二少府匡赞》)有的表现在一两个字上面,如“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送卢十四弟》)。一“合”字便写出了四面八方所有的人民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一“肥”字便揭露了那班官僚军阀的种种罪恶,并充满着一种憎恨的感情。又如“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奉寄郑少尹审》)。用一“缠”字便见得妖气之盛,意指内忧外患;用一“送”字便见得战乱之久。
此外,如《登高》的“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也是有名的精练的诗句,其中包含八九层意思。
四、大发议论。在叙事诗中,杜甫尽量避免主观色彩,但是相反的,在抒情诗中,具体一些说,在政治抒情诗中,却往往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对统治者、对时事提出批评。
以反对开边为例,在《兵车行》中,他没有正面地直接地表示态度,但在一些政治抒情诗中,他却公开地说:“请公问主将,焉用穷荒为?”(《寄高使君岑长史》)又说:“拓境功未已,元和辞大炉。”(《遣怀》)
又如对于统治阶级的骄奢荒淫,在《丽人行》中,只是作冷静的细致的描写,不发表议论,但在抒情诗中却明白地说:“朝野欢娱后,乾坤震荡中。”(《寄贺兰铦》)一再地告诫他们要节俭,如“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往在》)。
在这类抒情诗中,有不少带有教训意味,如“众僚宜洁白,万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赴任》),“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圣朝”(《诸将》)。有时也不免破口大骂,如“自古圣贤多薄命,奸雄恶少皆封侯”(《锦树行》),“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洗兵马》)。又如《绝句》:“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衣冠兼盗贼,饕餮用斯须。”(《麂》)在这类抒情诗中,他往往正面提出了人民的愿望要求,如“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
总之,和叙事的客观描写是不同的。
五、幽默含蓄。这和上一条比,是另一手法。前者是直剌,是正面教训;后者则是所谓“婉而多讽”。如“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奉赠卢五参谋琚》),就是明褒暗贬的。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呢?还不是由于统治者的假仁假义、狼狈为奸吗?他写官军的奸淫屠杀说: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三绝句》)也很幽默。又如写唐肃宗的怕老婆:“张后不乐上为忙。”(《忆昔》)写杨国忠不知羞耻的丑态:“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丽人行》)他规劝一位官僚不要胡闹说:“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数陪章梓州泛江》)都是婉而多讽的。它往往逗人发笑,然而笑,往往比正面斥责更为有力、有效。《览柏中丞除官制词载歌丝纶》说“圣主国多盗,贤臣官则尊”,这两句便是这样。试想,岂有“国多盗”而可以称为“圣主”?又岂有只是官高禄厚而可以称为“贤臣”的?这比直言“昏主”和“奸臣”,要反而有力、有味得多。这点和李白很不同,比如同是鄙薄权贵,李白《梦游天姥》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明快;杜甫《去矣行》只说“野人旷荡无靦颜,岂可久在王侯间”,《南楚》也说“杖藜妨跃马,不是故离群”,含蓄。
杜甫也往往用这种幽默的笔调来自我解嘲。他的生活是很穷困的,但他有时偏偏把这种穷生活写得很有风趣,如 “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空囊》)。又如“过懒从衣结,频游任履穿”(《春日江村》)。甚至把穷生活写得富丽堂皇,如“登俎黄柑重,支床锦石圆” (《季秋江村》)。故意说反话,都很幽默。这说明他不是一个“但自求其穴”(《自京赴奉先县》)的蝼蚁之辈,他之所以能不把自身的穷苦看得那么严重,是有其思想基础的。
此外,杜甫还有不少借物抒情的咏物诗,也有它的特殊表现手法,这里不去细说。
关于杜甫取得高度艺术成就的原因,主要的是学习。虚心地学习,有批判地学习,所谓“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正因为能这样,所以他能全面地继承过去遗产优良的传统,富有创造性,既不迷信前人,也不一概抹杀前人。
对民歌,杜甫特别爱好,他的叙事诗的娘家,便是汉乐府,他的叙事诗的那些特点,我们在《孔雀东南飞》里面,都可以找到。就拿客观的描写这一点来说,《孔雀东南飞》1700多字,作者自己表示态度的话是绝少的,只有末两句。杜甫显然是继承了这一手法而又有所提高。不必怀疑,杜甫是热爱古代和当代民歌并向之学习的,而且取得了成就,没有白学。
附记:
本文是萧涤非先生1961年在北京大学的讲演稿,发表时由萧先生的儿子萧光乾同志进行了整理。原载:《文史哲》1993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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