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论述
摘 要: 《同谷七歌》是杜诗中闪耀着卓异光彩的重要作品,在抒发乱离之伤感时生成了特有的有我之境,其中每首诗甚至每句诗皆可视作“有我”。但《同谷七歌》生成有我之境的环境因素、心路历程、情感内涵等诸多因素,未引起今人应有的重视,需深入探讨。
关键词: 杜甫;《同谷七歌》;有我之境 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以下简称《同谷七歌》)系杜甫处于穷愁绝境之时的倾心之作,也是杜诗中闪耀着卓异光彩的重要作品,为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长领风骚、不可多得的佳篇杰构。全诗内容如下: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
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
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
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
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
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
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闾里为我色惆怅。
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
生别展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
东飞鴐鹅后鹙鶬,安得送我置汝旁?
呜呼三歌兮歌三发,汝归何处收兄骨。
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殁诸孤痴。
长淮浪高蛟龙怒,十年不见来何时?
扁舟欲往箭满眼,杳杳南国多旌旗。
呜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为我啼清昼。
四山多风溪水急,寒雨飒飒枯树湿。
黄蒿古城云不开,白狐跳梁黄狐立。
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
呜呼五歌兮歌正长,魂招不来归故乡。
南有龙兮在山湫,古木巃嵸枝相 。
木叶黄落龙正蛰,蝮蛇东来水上游。
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剑欲斩且复休。
呜呼六歌兮歌思迟,溪壑为我回春姿。
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
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
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
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
因其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长歌可以当哭”(肖涤非《杜甫诗选注》) ,为“奇崛雄深”的“绝唱”(明胡应麟语见仇兆鳘《杜诗详注》) ,使得这首具有强烈抒情感染力的七言组诗,生成了多重富有特色、读来令人感叹和震撼的“有我之境”。
关于诗词有我之境的界说,滥觞于王国维,其《人间词话》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之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非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树立耳。”“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也。”[ 1 ]很显然,诗词有我之境是相对于无我之境而言,如铁马秋风与杏花春雨一样,其在审美上会使人产生“宏壮”的愉悦之感。《同谷七歌》抒发乱离之伤感,其中每首诗甚至每句诗皆可视作有我之境。
然而,《同谷七歌》生成有我之境的环境因素、心路历程、情感内涵等诸多因素,未引起今人应有的重视, 需深入探讨。
一、《同谷七歌》生成有我之境的环境因素探察
《同谷七歌》生成有我之境的环境因素,可从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来查寻。《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释“同谷县”云:“后魏置白石县,改为同谷,元废,即今甘肃成县治,唐杜甫曾寓此,有《同谷七歌》,伤离乱之诗也。”[ 2 ]《辞海》( 1999版)“同谷”条说:“古县名,西魏末改白石县置,治今甘肃成县。唐宝应中地入吐蕃。咸通末复置,为成州治所。元世祖至元中废入成州。唐代安史之乱起时,诗人杜甫寓此,因感伤离乱,作《同谷七歌》。”
此二处解释有两个共同点:其一,同谷县系北朝魏时由白石县更改而来;其二,杜甫在此因为伤感乱离作《同谷七歌》,也由此反使同谷扬名后世。但“同谷县”具体起于何年? 有怎样的含义来历? 其变迁的始末如何? 这些问题还是不甚明白。因杜甫流寓同谷作《七歌》,感伤乱离的有我之境与此密切相关,有必要研究,但限于篇幅,只略作搜求。西魏改白石县为同谷, 并不见于《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同谷,旧曰白石⋯⋯西魏改曰同谷”,唐杜佑《通典·州郡典》有“同谷旧曰白石”说,《旧唐书·地理志》云: “同谷,汉下辨步见反,属武都郡。后魏于此置广业郡,领白石县。又改白水为同谷。”“武德四年,置谷州及太末、白石二县。八年,废谷州及白石、太末二县入信安县。”由此可见唐代及以前“同谷”沿置的情况:同谷溯源汉武都郡下辨道,后魏改白石为同谷,系其始名,此后隋唐时有白水、谷州的别称。由《元和郡县志》“成州”条:“后魏宣武帝于此置广业郡并白石县,恭帝改白石为同谷”,以及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承圣三年,改白石县为同谷县”的载述可知,“同谷” 名始县在西魏恭帝元年即公元554年。至于因何称“同谷”,遍检史志和明谢镛《成县新志》、清康熙杨注《成县志》、清乾隆黄泳《成县新志》和今本《成县志》诸本,均无明了解说。但披阅典籍,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蛛丝马迹。《水经注》卷20“漾水”条云:浊水又东迳武街城南,故下辨县治也。⋯⋯浊水又东,宏休水注之,水出北溪,南迳武街城东,而南流注于浊水。浊水又东迳白石县南。《续汉书》曰:虞诩为武都太守,下辨东三十余里有峡,峡中白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春夏辄溢,败坏城郭。诩使人烧石,以醋灌之。石皆碎裂,因镌去焉。遂无泛溢之害。浊水即白水之异名也。浊水又东南,泥阳水北出泥谷,南迳白石县东,而南入浊水。这段文字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浊水(今青泥河,发源于成县西南小川镇境内)经过的武街城,就是汉下辨县治,它的东面有宏休水(今抛沙河)向南注入浊水;其二,浊水再向东流,经过白石县的南面,有峡,中有大白石,“白石县”应该由此得名;其三,另一条河即来自北面泥谷的泥阳水(今东河,北魏时或于今泥阳河相通,属一水上下游关系,或郦道元有误,待考)经过白石县东,向南汇入浊水同入大石峡谷。
由此三点可知“武街城”不是“白石县”,但两地相距不远。遗憾的是隋唐时人已将二者混为一谈。《通典》称:“同谷汉下辨县,旧名武街城。”南宋祝穆《方舆览胜》卷70“古城”条:“汉代星陨于地成白石,状如龟,故名。”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更是以讹传讹:“武阶城,在汉狄道县东白石山西北。或曰,即武街也。”竟把汉下辨县和狄道县相混淆,以狄道的白石山来命名 “白石县”。清末地理学家杨守敬和他的学生熊会贞注疏《水经注》时,对这些臆断予以全面纠谬,指明:“《注》谓广业郡治武街城,《隋志》、《元和志》则谓置广业郡于白石,不合。郦氏以魏人言当时之制,自确凿可据。盖郦氏后,郡徙治同谷,而同谷为后魏之白石所改。故《隋志》、《元和志》不遑追溯其源,直谓后魏置广业郡于白石也。”(《水经注疏》)可谓一语中的。郦道元之后白石县才改为同谷县,得名就是因为泥阳水在城东汇入浊水同入白水峡(今飞龙峡) 。据此,北魏武街城(汉下辨)就在今抛沙镇西的广化村一带[ 3 ] ( P124) ,而同谷位于现在的城关镇,两地相距30里。到了西魏,析下辨地置广业郡治白石县,旋又改同谷县。
隋唐以来古人弄错同谷县的位置,还因为它多有史实上的迁移或变更。《读史方舆纪要》卷59“陕西”条所做的归纳云:“西魏改县曰同谷。后周又置康州治焉。隋初,郡废。大业初,州废,县属河池郡。唐武德初,置西康州于此。贞观初,州废,县改属成州。咸通中,始为州治。宋因之。元省。”这个基本是全面的。据《宋史》卷157“艺文三”,有李修己《同谷志》十七卷,李锜《续同谷志》十卷专门记述宋以前同谷县、郡的沿革情况,惜已佚。据述“唐亦曰成州。天宝初曰同谷郡。乾元初复故。皆治上禄县。大历后,没于吐蕃。咸通中,复置成州,治同谷县。”[ 4 ] ( P221) 杜甫来同谷县时,成州、同谷郡的治所在上禄县(今西和汉源镇) ,治同谷、栗亭、上禄三县(亦见于《旧唐书·地理志》) 。从吐蕃收复成州后,政治中心南移至同谷县,所以在唐咸通年以前今丰泉山一带为县属边地,较为僻远,杜甫同谷诸多诗作中没有反映《西狭颂》摩崖石刻,也就在史实之中了。同谷县的废止应该晚于《辞海》“至元中”( 1264 - 1295)的说法。《元史·仁宗纪》云:“仁宗延祐七年(1320)秋九月,土蕃利族、阿俄等五种寇成谷(成州同谷) ,巩昌总帅遣兵击确之。”此后,史书不见有关同谷县沿革载录。
综上,“同谷”的人文历史环境,从西魏到元代经历了长达760余年的辗转变迁,有着丰富的内涵。如果据史溯源到汉下辨县,积淀则更为深厚。乾元初杜甫自秦州南来此地,县域称“同谷”已达205年之久,绵亘古风定然不薄。至于同谷的自然环境, 冯至《杜甫传》说:“(杜甫)要去的南州同谷,气候温和,可补无衣之缺,物产丰富,可填无食之腹。”[ 5 ] ( P117) 应该是符合现实的。唐乾元时的同谷地,是现在徽成盆地的中部地区,徽县和成县的交连地带,属于今陇南的最富庶地区。莫砺锋《杜甫传:仁者在苦难中的追求》在说到当时的地理时称:“同谷在秦州南面二百六十多里,气候较温暖,物产也丰富,这对于缺衣少食的杜甫自然有很大的吸引力。”[ 6 ] ( P219) 此说虽有所保留,但也不失肯綮。
二、《同谷七歌》有我之境生成的心路历程循迹
对于杜甫流寓同谷时的诗歌创作,清人杨伦《杜诗镜铨》卷七引李因笃评《发同谷》语云:“万里之行役,山之夷险,岁月之暄凉,交游之违合,靡不由尽,真诗史也。”[ 7 ]这个“靡不由尽”的“真诗史”境界,实际伴随着杜甫生成“有我之境”时一个令人回味的心路历程。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 ,杜甫遭遇到了其一生流寓生活最为动荡的时岁。是年冬十月,因生活所迫,诗人由秦州到同谷(今甘肃成县境) 。从《发秦州(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县纪行) 》中所云“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畴;充肠多薯蓣,崖蜜亦易求”、“密竹复冬笋,清池可方舟;虽伤旅寓远,庶遂平生游”看,杜甫对同谷之行是充满希冀的。并且,当他到达同谷县境时,内心很受邀他南行友人热情的鼓舞,《积草岭(同谷县界) 》言及“邑有佳主人,情如已会面;来书语绝妙,远客惊深眷”就清晰地显示了这一点。也是因为向往和“佳主人”的邀请,造成了诗人到达同谷遭遇的现实,远远超出了设想和预期。杜甫异常失望,比初到秦州时还要失望,在生活上濒于绝境。研究者对此多归罪于佳主人言而无信。明王嗣奭最早将佳主人猜度为同谷令:“前《积草岭》云‘邑有佳主人’,不知谓谁,岂同谷令耶? 歌内甚有不足主人之意。”[ 8 ]自此以降,清仇兆鳌、浦起龙,今人冯至、莫砺锋沿袭此说,皆无实据,还是以猜度来推论,不足以令人信服。近人曹慕樊驳清人施鸿保《读杜诗说》:“以晚清幕客一套心思伎俩,强加在唐代诗人身上,弄得诗篇发臭,不仅穿凿附会而已。”[ 9 ]表明由猜想出发的以今证古,可能会影响我们对作家创作心路的真实追寻,需要我们警惕。同谷的“诸彦”、“佳主人”在诗人此期仅存的诗歌中均未提到,真实的情况也就在今天很难知道了。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如果杜甫是在乾元二年冬到同谷写了这七首诗,为何题目会是“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呢? 照一般文例,凡言“某某年中”,都是后追前之词。显然,《同谷七歌》可能是离开陇南后追忆当时情况的补作。前六章记当年寓居同谷的情景,后一章解说补写这首诗的情况。如此,由追忆生成有我之境,略去“佳主人”等旁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追忆之作,长歌可以当哭。作者记写寓寄同谷时极为窘困的生活状况,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呜咽悱恻,如闻哀弦,催人泪下。这些重在感受,相对于末节的人和事,作者不愿回顾或一笔带过,也就在情理之中,真正做到了“怨而不谤,哀而不伤”。诗人不幸同谷幸,诗人没有因为同谷的物产和气候而改变处境,同谷却因为诗人的到来所留下的《同谷七歌》等作品而名扬于世,诗人人格、诗艺的至善至美于有我之境界动人心魄、感昭日月。
《同谷七歌》以悲叹身世贯穿始终,屡述个人的不幸遭遇,其实是屡写战乱带给人们不定的命运转换和人生遭际的变数,充满了壮志难酬,伤时忧国的痛苦。作者营造的这个独特的有我之境,成为其千百年来打动读者的根本原因。所以在宋末文天祥“紫身赴燕,家国破亡而作六歌”[ 10 ] ,其有我之境与《同谷七歌》一脉相通,而自命明朝遗民的王船山在回绝与满清政权的同流后,以致颠沛流离,也以一首组诗《仿杜少陵文文山作七歌》明志自勉。虽然他认为杜甫困顿同谷“愁贫怯死”,但对《同谷七歌》形成的有我之境,不仅是赏识,在摹写的过程中,简直就是佩服至极了。也正因为如此,《同谷七歌》被称为:“佳处全在神韵之哀壮激烈,足以震撼天地,跨凌古今。”[ 11 ]指明这首诗所创设的有我之境已经登峰造极,无人可以企及。
《同谷七歌》在形式上学习张衡《四愁诗》、蔡琰《胡笳十八拍》,采用了定格联章的写法,在内容上较多地汲取了鲍照《拟行路难》的艺术经验,然而又“神明变化, 不袭形貌”(沈德潜《唐诗别裁》) ,自创一体,深为后人所赞许。此诗作为杜甫组诗的末篇,集中地抒发了诗人身世飘零之感。该作在艺术上构建有我之境时,集继承前人、创新立意和灵活化用于一体,形式上长短句的错综使用,配合了悲伤愤激情感的抒发,犹如潮水般冲击着后世众多读者的心弦,以至于形成了“同谷歌体”的源流现象,不仅宋元明清很多人摹写《同谷七歌》抒发悲愁,而且就是在当代,也有不少人借用它营建有我之境的独到表现力, 融释心中块垒,渲染情志自娱。
探寻这组抒情诗生成有我之境的心路历程,其意义还在于:与杜甫前、后期思想的关系而言,在整个杜甫诗歌创作中《同谷七歌》显得特别具有价值。这组诗展示了诗人当下复杂不平的心态,真切感人;融合了屈原等前人诗歌艺术表现手法并有所突破,使激越的悲情得到了动人的传达;还标志着杜甫前、后期思想转型的最终完成。
三、《同谷七歌》生成有我之境所显现的情感内涵
《杜臆》的《杜诗笺选·旧序》说:“境逢险阻,情触缤纷,纬缝相纠,榛楚结塞,他人撬指告却,少陵盘礴解衣。”[ 8 ]即指杜甫能于此诗中义无返顾、坦然朴实地奋笔耕耘自己的情感内涵。诗一开始,有我之境中丰沛的感情就异常沉痛愤激。“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作“客”的凄楚,潦倒的苦辛,通过这悲怆的声音宣泄了出来。诗人年近半百,饱经忧患,壮志难酬,却又遭到“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的困窘。一家饥寒交迫,指望一柄锄头挖点黄独果腹,因而发出了“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的悲号。然而“黄独无苗山雪盛”,大雪封山,四顾茫茫,哪有什么黄独! “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诗人一无所获,携锄而归,全家在一阵悲叹哀号之后,陷入了更加痛苦的沉默。
清人仇兆鳌论《同谷七歌》第二首云:“命托长镵一语惨绝。橡栗已空,又掘黄独,直是资生无计。雪满山,故无苗可寻; 风吹衣,故挽以掩膝。男女呻吟,饥寒并迫也。⋯⋯呻吟既息,四壁悄然,写得凄绝”。[ 10 ]这种“惨绝”、“凄绝”,饱含着诗人怎样的愤激! 一个“静”字,极凝练传神地表达了“此老无声泪垂血”的强烈悲愤。在这种痛苦生活的重压下,诗人仍然怀着深情,思念远方的弟妹。“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段诸孤痴”,谁不为这真诚的声音所感动? 这两首诗,其真情至性的流露,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前人但知他“每饭不忘君”,不知他每饭不忘亲,不忘友,不忘人。然而“胡尘暗天道路长”、“杳杳南国多旌旗”,漫漫长路和连天战火,只有使诗人更感到生离死别的痛苦。“四山多风溪水急,寒雨飒飒枯树湿。黄篙古城云不开,白狐跳梁黄狐立”既是“凄惨可畏”[ 7 ] 的环境描绘,更是孤苦沉痛的心理写照。诗人心事浩茫,忧愤深广,因此发出了“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的慨然长叹。无可奈何的质问,万般难吐的苦衷,使人感到吞声饮泣的无限悲痛。但是,杜甫毕竟是伟大的诗人,无论在怎样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怀着忧国忧民的赤心,关切着战乱的时局,使得这组诗的有我之境自具高格。“南有龙兮在山湫,古木巃嵸枝相 。木叶黄落龙正蛰,蝮蛇东来水上游”形象地表达了诗人的这种情感。清人浦起龙云:“七歌总是身世之感,何容无慨世一诗。值乱乃作客之由也。不敢斥言五位,故借南湫之龙为比。⋯⋯‘枝穆’、‘龙蛰’,干戈森扰也。‘蝮蛇东来’,史孽寇逼也”[ 12 ] 。这年九月,史思明攻陷洛阳,横行于河南一带。诗人以“龙蛰”暗射唐王朝君主昏庸,国势衰颓,平叛无力。以“蝮蛇”象征叛乱之徒。龙潜蛰而蛇反游,这是多么令人痛苦的现象! “拔剑欲斩且复休”,表达了诗人因战乱未息而又远避山谷,“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的苦闷愤激心情。在万般无奈的苦痛中,诗人发出了“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夕伤怀抱”的感慨。仇兆鳌注载宋朱熹《跋杜工部同谷七歌》言:“至其卒章,叹老磋卑,则志亦陋矣! 人可以不闻道哉”(《杜诗详注》) ,似为误传或误解。朱熹对杜甫的思想怀抱,道德情操极为推崇,尊其为中华历史上的“五君子”。断然不至于对杜甫有如此情志肤浅的指责,也不至于对杜甫“伤怀抱”的苦衷和愤懑的心理如此的不理解。
其实,长安卿相,富贵须早,正与“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垂丈二十二韵》)同出一辙,并非贪图荣华富贵的艳羡之词,而是对新贵权宠的鄙视和嘲讽,是诗人对权宦李辅国之流排斥忠良,起用亲近,擅权误国的不满,是杜甫“嫉恶怀刚肠”(《壮游》) 的表现。诗人所以忧思满怀,悲愤填膺,国难当头,本应施展自己安邦济世之才,却不被朝廷信用,迫于战乱,不得不流落穷谷荒山。“但话宿夕伤怀抱”,真是说出了心中的无限酸楚。诗人壮志难酬,感时伤乱,愁苦牢落,耿耿于怀,因此旧人相见,感慨万端,共话当年抱负,倍感光阴易逝,老大无成的悲痛。“仰视皇天白日速”,正是这种思想感情的真实写照。
人是最积极、最主动、最活跃的因素,尤其艺术家更是“多情者”居多,杜甫当然也不可能例外。《同谷七歌》叙写的每一处情致,讲述的每一幕生活场景,都是包含着自己的主观态度和情感动因的。这首诗以强烈的感情色彩见长,即以生成“有我之境”而取胜,诗句观照并辐射当时的同谷物事,使其“皆著我之色彩”。有铿锵顿挫的豪气,也有情肠百回的探寻,亦有奇崛雄深之雅兴,这些都构成了作品中境界的独到方面,不单是豪迈、宏壮得感人,亦细腻得令人读来柔肠震颤,原因何在?即在于此作成功地生成了一个个小“我境”,并由此有致交织、组成一个饱含着艺术真实的大“有我之境”的缘故。参考文献:[ 1 ] 王国维遗书:第五卷[M ].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 1983.
[ 2 ] 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 Z].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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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高步瀛. 唐宋诗举要[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9.
[ 12 ] 浦起龙. 读杜心解[M ]. 北京:中华书局, 1961.
蒲向明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 甘肃成县《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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