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居蜀去蜀杜诗与成都的历史地理研究
保护和发展历史文化名城成都,挖掘其丰富而又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非常有必要进行成都的历史地理研究。然而,在研究成都历史地理时,常常遇到史料不足的问题。原因在于,一方面,成都虽建城历史悠久,但在中国历代统一王朝时期,她偏于西南一隅,故正史载之不详;另一方面,成都历代方志是研究其历史地理的主要材料,成都自古亦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流传至今的旧方志就达一百余种,但自隋代到元代,成都所修方志现都散佚不存,仅见于其他文献的零星引录,给该时段的研究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所幸的是,我们能找到方志以外的资料来进行研究,其中,诗歌等文学作品就可弥补方志的缺憾。本文即以杜甫所写的成都诗为例,再现唐代号称“扬一益二”的成都的地理风貌。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冬,杜甫避乱入蜀,举家来到成都,在城西郊浣花溪畔结草堂而居,度过了近四年安定闲适的生活,写下了二百四十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杜甫作诗擅长客观描写,其诗歌历来有“诗史”之称。晚唐孟棨曾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新唐书·杜甫传》评价杜甫诗亦云:“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宋人胡宗愈《成都草堂诗碑序》谓杜甫作诗“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当代历史学家范文澜说:“杜甫诗写当世时务,号称‘诗史’。”文学评论家也认为,杜甫诗“可以作为正史的佐证,可以补正史所未载”。故从杜甫所作的成都诗篇中,可以挖掘出研究成都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
关于唐代成都的地理风貌,杜诗多有描述。杜甫初到成都时,就写了一首五言古诗《成都府》:“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去日长。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杜甫眼中的成都地理环境不同于原来所见的中原和关中地区,是“山川异”之地,“季冬树木苍”,冬季树木依然一片浓绿。“曾城填华屋”、“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唐代成都的经济与文化是多么的繁华与绚丽。这首诗既有自然环境的展现又有人文环境的描写。成都市廛的繁华、气候的温和由此可见一斑。下面拟就杜诗中所描述的成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方面对唐时成都的地理风貌作一简要论述。
一、优美的自然环境
(一)气候
气候是自然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杜诗对成都独特的气候环境多有描述。
杜甫刚到成都是冬天。冬天的成都气候温暖,杜甫一到成都就有深刻体会,“季冬树木苍”就是冬暖的结果。与北方相比,成都冬天并不十分寒冷。“甲子西南异, 冬来只薄寒”(《重简王明府》),且很少下雪,“西蜀冬不雪”(《大雨》)。春天的成都多细雨。杜诗“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之一)、“衰年催釀黍,细雨更移橙”(《遣意二首》之一)等就是生动的写照。并且,春雨多在夜间下,白天又放晴。“蜀天常夜雨,江槛已朝晴”(《水槛遣心二首》之二),“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夜喜雨》)春天的夜雨是好雨,因为成都冬季少雪、干旱,春天万物复苏只有靠雨水,故春雨尤其宝贵。夜间下雨,既不妨碍农作与出行,又让植物及时得到雨水的的滋润,故与杜甫一样,成都人都喜欢春天的夜雨,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成都的夏天是多雨季节。初夏多梅雨,杜诗《梅雨》写道:“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长江去,冥冥细雨来。茅茨疏易湿,云雾密难开。竟日蛟龙喜,盘涡与岸迴。”梅雨季节,天空连日阴沉,降水连绵不断,时大时小。成都的大雨也多在夏天降临。杜甫《大雨》诗云:“风雷飒万里,霈泽施蓬蒿。……三日无行人,二江声怒号。”有时大雨还带来摧屋拔树等危害,如《楠树为风雨所拔叹》:“倚江楠树草堂前,故老相传二百年。……东南飘风动地至,江翻石走流云气。干排雷雨犹力争,根断泉源岂天意。”生长了二百年的楠树都可连根拔起,可见风雨之大。
秋天的成都凉爽,多云多连绵雨,还时有大风发生。杜甫诗《立秋日雨院中有作》云:“山云行绝塞,大火復西流。飞雨动华屋,萧萧梁栋秋。……树湿风凉进,江喧水气浮。”又《赠蜀僧闾丘师兄》写道:“天涯歇滞雨,稉稻卧不翻。”秋雨与春雨一样,也多在夜间下,“蜀星阴见少,江雨夜闻多”(《散愁二首》之一), “雨声传两夜,寒事飒高秋”(《村雨》)。有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则描写了成都秋天的大风:“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度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杜诗对唐代成都良好的空气也有描写。大家熟悉的一首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就是诗人凭窗看到的景色,不但有垂柳、黄鹂、白鹭、沿江而下的船只,还有西岭雪山的皑皑白雪。杜甫在其他诗中也描写过西岭的雪,如在浣花溪上划船,亲眼目睹过“练练峰上雪”(《泛溪》),出城抬头看见“斜景雪峰西”(《出郭》),草堂早起望见“西岭纡村北”(《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之十一)。试想,如果成都没有好的空气状况,杜甫是不可能看到一百公里之外的西岭雪山的。无独有偶,唐代另一位诗人段文昌也曾在成都看见过西岭雪山,而且更为逼真地感受到了雪山的寒意,其云:“重楼窗户开,四望敛烟埃。远岫林端出,清波城下回。乍疑蝉韵促,稍觉雪风来。……”④作者站在当时成都著名的张仪楼上,因为空气清新,远处的西岭雪山不但跃入眼帘,还感觉有阵阵雪风袭来。
(二)动植物
杜诗中有大量描写成都动植物的诗篇,为我们全面探究了解唐代成都的植被状况和动物分布情况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成都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从杜诗的有关篇章可知,唐代成都树多花多,植被状况良好,城市绿化覆盖率很高。如“楠树色冥冥,江边一盖青”(《高楠》),“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古柏行》),“桤林碍日吟风叶”(《堂成》),“蜀门多棕榈,高者十八九”(《枯棕》),“东望少城花满烟”(《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四), 等等。细析杜诗所描写的成都植物,有植物群落从垂直空间上分为乔木、灌木、草本及地被的各个层次,这些都是当时成都的常见植物,而尤以乔木和草本种类繁多。其中,乔木有楠树、松树、柏树、桤木、柳树、楸树、榉柳、杨树、棕榈树、桃树、李树、梅树、枇杷树、樱桃树、橘树、橙树、梅花树、桑树、芙蓉树等,草本的则多为花类与粮食作物,如菊花、丽春花、荷花、麦、黍、芋、粟、豆、稻,当然还有竹子。灌木和地被植物则较少,前者有丁香、栀子等,后者有青苔。另外,除上述基本层次外,还有少量层间植物,如藤本植物和附生、寄生植物等。当时的成都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植物群落,是与其温暖湿润的气候状况密切相关的。
杜甫所写成都诗中提及很多动物,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四首》之三),“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客至》),“无数蜻蜓齐上下”(《卜居》),“风轻粉蝶喜,花暖蜜蜂喧”(《弊庐遣兴奉寄严公》),“邻家送鱼鳖,问我数能来”(《春日江村五首》之四),等等,种类非常多。其中,鸟类有杜鹃、白鹭、雁、鸥、黄鹂、黄莺、燕、雀、翡翠、鹍鸡、鹳、鹤、鸬鹚、鸂鶒、鸳鸯、鸡、鸭、鹅等,兽类有虎、豹、猿、麇、鹿、马、牛、羊、犬、獭、象、熊、鼠、蝙蝠等,虫类有蝉、蚊、蚕、萤火虫、蝴蝶、蜘蛛、蜻蜓、蝗等等。由此可知,唐代成都有着温暖湿润的气候和丰富的植被,成为许多动物繁衍生息的乐土。
(三)地貌
成都的整体地貌情况如何,杜甫诗中未加勾画。不过,杜诗却对所居草堂周围的地貌有较为清晰的描述。杜诗云“清江一曲抱村流”(《江村》)、“舍南舍北皆春水”(《客至》),又说“南江绕舍东”(《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层轩皆面水”(《怀锦水居止二首》之二),可见杜甫草堂所在的村落有一条小河环绕。草堂处在一处河湾中,从地质学的角度观察,就是位于河曲的凸岸部位,是河漫滩之地。杜诗“二月六夜春水生,门前小滩浑欲平”(《春水生二绝》之一)就表明草堂的门口有一片很浅的沙滩,涨水就会被淹没。这种枯水期出露,洪水期被淹没的地形,在地貌学里叫做河漫滩。杜甫在另一首诗中说“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旁”(《田舍》),说明在小河环绕的地方,有田地和房屋分布,还有一条人们经常来往的古道。柴门就在古道旁。这同样说明草堂位于河曲凸岸内,且有一面(应是西面)地势较高,在这里还有未受河流变迁影响的“古道”。
(四)水文
杜甫诗还描写了成都良好的水环境,有多首诗再现了锦江的美丽。如“锦江春色来天地”(《登楼》),与李白在《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所道“濯锦清江万里流”、“锦水东流绕锦城”、“水绿天青不起尘,风光和暖胜三秦”的描绘如出一辙。
“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所居草堂门前的江水中停泊着通往东吴的大船,这是当时成都与外地水路交通的写照。这与岑参《万里桥》诗“成都与维扬,相去万里地。沧江东流急,帆去如鸟翅。”描写的情况相一致。由此可见,唐代成都的大江很宽阔,且水量很大,使“万斛之舟”能“行若风”,今天锦江的水量远非杜甫所见时可比。据蓝勇先生研究,唐代成都平原气候温暖湿润,气温和降水量都比现在高。⑤加上当时的岷江正流(即史书所谓的“大江”、“江水”)绕成都城流过,在成都的这一段叫“汶江”,“一名笮桥水,一名流江,亦曰外江”⑥,在成都城南的一段则是李白、杜甫在诗中经常歌咏的“锦江”(或称“锦水”)。
杜甫成都诗中记录最多的水体当为草堂旁的浣花溪。凡写草堂风物的诗几乎无一不提及之。最著名的“清江一曲抱村流”(《江村》),形象地描绘出了草堂与浣花溪的位置关系。平时,浣花溪水不深,“溪水才尺余”,“水中有行车”,并且清澈见底,“白石明可把”(以上俱《溪涨》)。到了夏秋多雨季节,溪水就要涨高,有时“秋水才深四五尺”(《南邻》),有时却大涨,“秋夏忽泛溢,岂唯入吾庐”(《溪涨》)。遇到大风雨,则“茅轩驾巨浪”,整个草堂就象是飘在溪水上的。由此可见,浣花溪在不同时间水量的变化很大。
在没有大风雨的时候,浣花溪的风景很优美,“点溪荷叶叠青钱”(《绝句漫兴九首》之七),水中有荷花等水生植物;“细雨鱼儿出”(《水槛遣心二首》之一),“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沉浮”(《卜居》),水中有鱼、鸂鶒等动物游动,水面有蜻蜓飞舞;“沙上凫雏傍母眠”(《绝句漫兴九首》之七),沙滩上则有小野鸭傍着妈妈睡觉,一派和谐恬静的画面。
二、丰厚的人文环境
杜甫的成都诗,不但给我们描绘了唐代成都优美的自然生态画卷,还反映出这里是一块物丰人欢的人文宝地,有助于我们研究成都的历史人文地理。
(一)杜诗与成都社会经济
家喻户晓的杜诗“门泊东吴万里船”(《绝句四首》之三),表现了成都对外贸易的繁荣,不负“扬一益二”的美名。而成都经济的发达,得益于丰富的物产,这在杜诗中有许多描述,如“江畔细麦复纤纤”(《绝句漫兴九首》之八),“枇杷树树香”(《田舍》),“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野人送朱樱》),“吾村霭暝姿,异舍鸡亦栖”(《泛溪》)等。其诗中记录了当时成都的粮食作物主要有麦、黍、芋、粟、豆、稻等种类,其中的芋类是作为粮食而不象今天作为蔬菜;经济作物有桑、麻,果树有桃、李、梅、枇杷、樱桃、橘、橙等,种类非常丰富;饲养的动物有鸡、鸭、鹅、马、牛、羊、狗等,大致反映了唐代成都的农业生产情况。由此可见,杜诗中描写的众多成都物产,为我们研究成都的历史经济地理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杜甫在成都钟情于蜀酒,所作二百四十余首有关成都的诗中,有数十首涉及了蜀酒。他称“蜀酒浓无敌”(《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之二)、“酒忆郫筒不用酤”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之一)、“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八哀诗》),可见蜀酒是成都的美食、特产。蜀酒好,杜甫十分喜欢,经常独饮,“把酒宜深酌,题诗好细论”(《弊庐遣兴奉寄严公》)、“嗜酒爱风竹,卜居此林泉”(《寄题江外草堂》),认为饮好酒可以作好诗。他还经常与严武及邻居同饮。著有《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谢严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严郑公宅同咏竹》、《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及“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邻舍喜我归,酤酒携胡芦”(《草堂》)、“盘飱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等有关饮酒的诗。唐代诗人张籍在《成都曲》一诗中说:“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李商隐也在成都作诗:“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杜工部蜀中离席》) 由此可见,唐代成都酒好是时人的共识,表明当时成都的酿酒业很发达,在经济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除酒外,杜甫还谈到成都的一种嘉鱼──丙穴鱼,“鱼知丙穴由来美”(《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之一),这也是成都的一种特产,并久久流传于后世,如陆游《梦蜀》诗云:“自计前生定蜀人,锦官来往九经春。堆盘丙穴鱼腴美,下箸峨嵋栮脯珍。”⑦杜甫提及的另一种特产,即成都大邑的白瓷,则是当时全国著名的陶瓷之一,其云:“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杜诗还描写了成都的渔业和水上交通情况,如《屏迹二首》之一写道:“村鼓时时急,渔舟个个轻。”又说“鸬鹚西日照,晒翅满渔梁”(《田舍》)、“渔人网集澄潭下,估客船随返照来” (《野老》)等,这正是成都经济繁荣的表现。正如前文所说,唐代岷江正流经成都,锦江、浣花溪等河流的水量都比较丰富,给发展渔业和水上交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促进了成都商业和对外贸易的繁荣。
杜甫在《水槛遣心二首》中对成都的人口有所记述,其在比较城区与草堂所在地的人口时说:“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对唐代成都城市人口有明确数字的唯一记述,故成为今天我们推测唐代成都人口的重要参考资料。
杜甫在《巳人上茅斋》一诗中描写:“巳公茅屋下,可以赋新诗。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迟。”描写了生活在成都的人具有以茶待客、会友、饮茶、吟诗的习俗。 2001年10月在成都杜甫草堂旧址内,因施工铺设地下管道时发现了一批造型精美、装饰别致的唐代出土文物,其中有一件造型古朴典雅的唐代铭文“茶”字执壶,可以佐证唐代成都具有浓厚的茶文化氛围。"
(二)杜诗与成都的名胜古迹
杜甫在成都所作的诗歌,有许多是写风景的。其中,有多首诗歌咏成都的名胜古迹,而一些自然风景,又因为其诗之歌咏而成为名胜。
从中国历史上看,成都建城历史悠久,又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的交界地带。汉文化和其它少数民族文化频繁的互动促成了本地文化的丰富多样性, 使这里弥漫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氛围,成为一个人杰地灵之地。大诗人杜甫来到古老而又富于文化传统的成都,自然会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感念古人,创作出一些咏史之作。他撰写的《石笋行》、《石犀行》、《杜鹃行》、《古柏行》、《琴台》、《石镜》、《八阵图》、《武侯庙》、《谒先主庙》等就是对成都名胜古迹的缅怀。作者睹历史遗迹而遥想古人,由古人际遇而缅历史风云,并由历史风云而反思现实社会,挖掘出蜀地积淀千年的人文内涵。
不但如此,作者还以求实的精神,对一些历史遗迹代表的史事进行考证,如在《石笋行》中,对成都西门的两尊石笋考证道:“古来相传是海眼……恐是昔时卿相墓,立石为表今仍存。”他对石笋是用来镇海眼的民间传说予以驳斥,认为石笋是古代墓葬标志。这一观点, 大概来源于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号曰笋里。”此得到了后代学者的诸多赞同,尤其是20世纪以来,冯汉骥、童恩正、庄学本等学者对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作考古调查,发现墓石、独石、列石遗迹多处,据此他们认为文献记载的成都“石笋”、“石镜”、“五块石”等大石遗迹来源都很古老,恐怕与古蜀族的石棺葬俗有关,是“秦代未入巴蜀以前的遗物”。可见杜甫对石笋的看法,应与实际情况相去不远。杜甫的这首《石笋行》与他的另一首《石镜》诗,对成都大石文化的探讨起到了推动作用。
成都的一些自然人文风景,也因杜甫诗作添色加彩,在后世成为名胜古迹。最著名的当数锦江、浣花溪、百花潭、万里桥、西岭雪山以及草堂等。他的“锦江春色来天地”(《登楼》)、 “南浦清江万里桥”(《野望》)等,给我们描绘出温柔、宁静、清新、透明的锦江绮丽画卷。浣花溪也是因为杜甫而闻名。它是杜甫在草堂作诗经常描写的风景, “清江一曲抱村流”(《江村》)、“竹寒沙碧浣花溪”(《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之三)、“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客至》)、“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卜居》),杜诗中的浣花溪和草堂已成千古绝唱。杜甫在草堂西眺写下的“窗含西岭千秋雪”绝句,使西岭雪山由此而闻名。这处离成都市区不到一百公里的雪山,是成都第一峰,终年积雪不化,阳光照射下,洁白晶莹,银光灿烂,秀美壮观,是成都近郊不可多得的休闲、度假、避暑、登山、滑雪、赏雪的大型旅游区。
杜甫在成都所作的诗文给我们展现了唐代成都优美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为研究成都的历史地理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从他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唐代成都在经济发达的同时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而那首“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绝句,也早已成为成都形象的最佳代言诗,在对外展示和树立成都的形象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推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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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未完，此下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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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评》中赞叹此句:“‘星’、‘动’句殊奇。”这“殊奇”就奇在诗句描写出了诗人的一种审美错觉。错觉本是人感知事物时所产生的误差,但在特定的心理状态中,这种对客观物象产生的错觉却蕴涵着极为真切而又新奇的审美感受。虽反常而合道,似无理而愈妙。
五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星”意象在杜甫诗歌中不仅出现的频率很高,而且往往浸染着诗人丰富的人生况味与浓郁的审美情感。有时它是诗人身居江湖、心恋北阙的媒介;有时它是诗人理想人格的象征;有时它是诗人怀念故园亲友的情感寄托;有时它是诗人漂泊天地、孤独凄清的形象写照。其“象”中之“意”深挚而隽永。在对诗中这些“星”意象精心营构的过程中,诗人表现出极为高超的艺术才能,表现手法灵活多变:或以拙而生巧,或因错而出奇,想像奇特,造语精警,情味深永。读罢往往让人回味无穷,从中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审美愉悦。
作者:王小红,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源自：《杜甫研究学刊二○○九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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