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学概念。指因过分追求形式之美而形成的作品风格。语见《韩非子·解老》：“圣人不引五色，不淫于声乐，明君贱玩好而去淫丽。”韩非批评了注重感官愉悦的文艺现象。“淫”在先秦时代就已具有了多层义蕴，与形成“淫丽”概念相关者，略有三义：一曰过度无节为淫。《尚书·大禹谟》：“罔游于逸，罔淫于乐。”孔传：“淫，过也。”《国语·周语下》：“言爽，曰反其信；听淫，曰离其名。”韦昭注：“淫，滥也。”二曰奢华浮靡为淫。《礼记·王制》：“齐八政以防淫。”孔颖达疏：“淫谓过奢侈。”又《儒行》：“居处不淫。”孙希旦《集解》：“淫，侈滥也。”三以放纵感官，情逾规范为淫。《左传·昭公六年》：“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杜预注：“淫放也。”《礼记·乐记》：“礼者，所以缀淫也。”孔子是第一个用“淫”来批评文艺作品的著名理论家。《论语·卫灵公》：“郑声淫。”又《阳货》：“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说明“淫”是指过度无节，逾越了正统规范。孟子自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诐”为片面，“邪”为失正，对比之下，“淫辞”则为过分，夸大之辞。故赵歧注为“淫美不信之辞。”汉代的辞赋创作，开始自觉地追求愉悦耳目的感官效果。所以扬雄《法言·吾子》中批评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他将辞赋创作等同于“童子雕虫篆刻”，说是“壮夫不为也”。李轨注：“奢侈相胜，靡丽相越，不归于正也。”到魏晋南北朝时代，以华丽的辞采抒写主体鲜明强烈的情感，逐步成为文艺家审美追求的主要倾向。肯定这种倾向的理论家如曹丕主张“诗赋欲丽”（《典论·论文》），而陆机在《文赋》中则更大胆地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命题，反对者坚持儒家正统的“发乎情，止乎礼义”（《诗大序》）的原则。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说：“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批评时尚“以文造情”为“淫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像唐刘知幾《史通·载文》云：“爰洎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则把历时数百年的文艺思潮，审美倾向，各种文章的艺术追求全部否定了。但是历史上持折衷论者也不乏其人。如唐魏徵《隋书·文学传序》则对八代文风作了较有分寸的总结，其中对“淫丽”所立的义界，也较为全面而有历史的代表性。他说：“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馀力，词无竭源。……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斫彫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他用历史的态度考察、评价文风的变化得失，充分肯定了汉魏晋宋的文艺成就、审美倾向，只否定梁“大同之后”以萧纲、萧绎为代表的文艺思潮，并将其基本特点概括为“淫放”、“淫丽”，具体说来，就是“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这同令狐德棻在《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对梁代淫丽文风所作的概括基本一致：“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如果我们撇开对齐梁文艺思潮的评价问题，单说“淫丽”概念的理论内涵，魏徵、令狐二家之说，评说公允，定义明确。总之，“淫丽”的内容，不外淫辞丽藻和“不贞”之情二端，应具体考察其在历史上的意义和作用，不应一概贬斥。（黄保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