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诗学有关的文论概念。主要指行文的气势、力度和感人的内涵、力量。但在古文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其理论内容也是不断变化而逐渐丰富的。所谓“气”，原是古代哲学的一个范畴，指宇宙本体万物的本原。《庄子·知北游》：“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通天下一气耳。”由宇宙本体之“气”引申出人的血气之气、气质之气和作为内在精神力量的气。专称精神力量为“气”始于孟子，《孟子·公孙丑上》）云：“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气，“配义与道”，“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他并没有直接说明养气与知言的联系，但是后人却受其启发而沟通二者。唐代韩愈提出的文气说，继承并发展了孟子的理论，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这里的“气”主要是指行文的气势。但是这种气势是来自作者主观的精神力量。韩愈说自己创作行文时，“浩乎其沛然”的力量，主要产生于长期的主观修养，即“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的结果。宋代苏辙则进一步发展了孟子、韩愈的说法。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养气”不仅指内在精神的修养，而且进一步强调生活实践，即闻见阅历的作用。而所谓“文气”，也被确指为人的精神力量的物化形态，即文章的风格、气势，感染人、说服人的内在力量和语言文字形式了。另一种文气说，则较偏重于文艺家先天的禀赋，着重讨论文艺家先天禀赋的精神、气质同文艺作品的艺术风格、审美特征的关系。专门从作家的先天禀赋、精神气质着眼论作家、作品的一派，始于曹丕。其《典论·论文》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又说“徐幹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这都是说人先天的精神、气质禀赋决定了作品的艺术风格。后来，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他说，作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又说：“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不过，他说的决定作品艺术风格的“气”又兼有了生理性的“血气”之气，精神性的“志气”之气和心理性的“气质”之气。例如他说：“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性情。”就兼有上述三种意思。因此，他讲“养气”就不是单纯强调“配义与道”的道德修养，而兼及生理、心理的锻炼。因此主张“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垂滞……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使刃发如新，凑理勿滞，虽非胎息之迈术，斯亦卫气之一方也”（《养气》）。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刘大櫆，则把以上的两种文气说，予以综合并抽象化了。他用一个“神”字不仅统括了前人所说的血气之气，气质之气，精神之气，而且兼摄其作品本质特征。他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他这里所说的：“气”则近乎专指作品内在的气势、力量、审美特征。由于这样理解“文气”，所以刘大櫆一方面把文气说抽象化了，另一方面又把文气说具体化了。他指出：“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租处也；字句者，文字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不可见，以字句准之。”“文气说”发展到这里，虚实结合，精粗融贯，其理论形态可谓完备了。（黄保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