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写作是有难度的。这是一种常识，本不应该成为一个话题来予以讨论，既然要摆到桌面上来，并且是郑重其事，那一定是因为这一话题具有十分迫切的针对性。事实也的确如此。作为一名诗歌编辑，我每天都要阅读大量来稿，而这些来稿中没有写作难度的占绝大多数。这说明有很多写作者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说意识到了却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写作的难度不仅是体现在创作上，同样也体现在阅读、欣赏和推广上。诗歌之所以造成现在这样一种看似热闹实则沉寂的局面，首当其冲的原因在于很多读者和诗歌写作者并不清楚它的难度。没有难度也好，看不到难度也罢，都意味着敬畏之心的缺失。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一本诗刊的编辑看不到写作的难度，就可能错过一些真正优秀的诗人和作品；如果媒体的记者看不到写作的难度，他们所宣传和炒作的对象就有可能名不副实。如果长此以往，产生的后果将会是读者分不清诗歌的优劣，或者说因阅读的不满而看轻所有的诗人，他们判别一个诗人的高低，凭的就会是名气而不是作品，从而遮蔽掉真正优秀的诗人。
一个清楚诗歌写作难度的诗人绝对不会因为自己写出了什么而沾沾自喜，更不会去四处炫耀，他只会更加谦卑，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因为写作的难度而不能写得更好，才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自省，从而让自己未来的写作更加完善，更令人信服。反之，一个不懂得诗歌写作难度的人往往会把写诗当作是家常便饭，可以信手拈来，并为之洋洋自得。这样的人往往更容易沉溺于自我，也更容易妄自轻狂，也越是看不到诗歌写作的难度。
写作难度的缺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先兆性的特征就是写作意识的缺失。当一个写作者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其潜意识里如果没有 “为什么这样写”的自我审视和质问，那这样的写作又有何难度可言？事实上，创作与写作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我个人以为，创作是一个诗人写作经验、独立意识和个我品格的集中彰显，它应该是唯一的。这本身就意味着很大的难度，当写作的难度被抵达或逾越之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
那么诗歌写作的难度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恐怕也是一件难事。因为有些难度是需要写作者具有超凡的感知力才能感知得到的，也就是说，有些难度具有难以言说的特质。比方说一个词语的新鲜度，同样的一个词放在不一样的句子里它的新鲜度是不一样的，它所释放出来的能量也是不一样的。
首先我们说诗歌的语言，这是我们要面临的第一个难度。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有些人的诗你一读就会感觉到旧、陈腐，如同僵死之物。这样的语言往往还停滞于对已然过去的平庸之作的摹仿当中，它只属于某个时代。这里我之所以说“平庸之作”，是因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会被某个时代所专有，而真正的经典之作是面向未来的，是不会过时的，好的诗歌语言同样如此，不管它处于哪个时代，读者都能读到它本身所具有的鲜活的生命力。而语言是千变万化的，它的好没有穷尽，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在通往语言的途中，诗人们还任重道远。 我相信每个诗人都有最本真的发声方式、气息和节奏感，用语言去找到它们，尽管这有点难，但这是我们在经历漫长的摹仿阶段之后解决这一难度唯一行之有效的途径。
其次是角度的问题，这需要我们的手中随时要准备好一把利刃，然后才能谈如何切入的问题。这把利刃不是别的，就是感受力，切入的角度越独特越新颖，对感受力的要求就越高，写作的难度也就越大。
另外，就是速度问题。写诗是奔跑，写长诗是马拉松，写短诗是百米冲刺，无论是长跑还是短跑，两者都需要速度，而速度是需要足够的体能来支撑的，这个体能对应到诗歌写作上就是一个诗人的诗学素养。当然，身体状态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长诗的写作，需要充沛的气血，和不被干扰的稳定心神。
有了这些，我们再来说挖掘的问题，希尼的名诗《挖掘》放在诗歌理论中来考量其意义更为深远。挖掘考验的不仅仅是一个诗人的耐心，同样也在全方位地考验一个诗人的能力。挖掘意味着深度，我们挖一口井，其深度我们通常习惯用米为单位来进行丈量。属于挖掘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未知，我们并不清楚下一步我们会挖出什么，粘土？碎石？瓦片？黄金？还是已经锈蚀的铁块？但有一点我们很清楚，那就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挖出井水来。当挖掘进行得比较艰难的时候，想象力会帮到我们。为了让挖掘能够顺利进行，想象力在这里扮演了一个头戴夜视探测仪的家伙，它领着我们左冲右突，总会找到一条最好的路径。只有当一口井冒出水来的时候，这种深度才会超出深度的范畴，因为它意味着这个深度通向的是另一个未知的深度和广度，至于这未知的深度、广度，我们称之为诗的张力，诗的张力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弧状，弧状所覆盖的地方就是这首诗的疆域。
然而，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诗歌状况很不乐观，除了极少数诗人在不断挑战诗歌创作的难度外，为数众多的诗人都处在一般难度或者说没有难度的写作中。这些诗人大多分成这样几类：一类是不知道写诗也有难度，以为分了行就是诗，以为只要写了所谓的诗自己就真的成了诗人；一类是不清楚诗歌的难度到底在哪里，这样的人总是处于摹仿和重复自己的阶段；一类是对难度有畏惧之心，又不甘于平庸，拥有话语权的就利用话语权为自己开脱和掩盖，没有话语权的则在初学者面前沽名钓誉；还有一类对诗歌写作的难度有所认识但力不从心，这样的诗人当中有一部分仍在继续，还有一部分人因此而中止了写作。
通过笔者多年来的观察，中国诗人新诗写作的理论依据基本上来自国外的诗歌潮流和观念。有些观念已过去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仍被中国诗人奉为圭臬。有些观念甚至在实际应用当中被误解或者任意曲解，导致一些诗人生产了大批量既无真实情感，也无思想深度又毫无诗意可言的东西，有的甚至恶俗不堪。这让我想起保罗·福塞尔的一个定义，他说：“恶俗是虚假、粗陋、毫无智慧、没有才气、空洞且令人厌恶的东西。真正恶俗的事物，必然会显示出刻意虚饰、矫揉造作或欺骗性。”其实，中国古典诗歌里同样蕴含着丰厚的营养，却常常被中国的诗人们所漠视，当然，要让这样的营养真正地滋养到新诗的创作同样也是具有难度的，这要求我们的诗人们找到并打通两者之间的路径。国外的诗人如庞德、特朗斯特罗默等却在做着中国诗人所漠视的事情，这不得不令我们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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