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雷
我理解的先锋写作，不仅仅源于诗歌文本翻卷的奇崛想象，独立的言说方式，以及抵达陌生处的审美惊诧。更多的是，它是否能够越过哲学的栅栏，为我们提供一种持久的高于哲学的精神敏悟与启示，而不单单是依托某种情绪化的仰俯激活的灵感碎片。在这个意义上，先锋无论从内涵到外延，抑或从形式到内容，甚至包括诗人的言说方式，都意味着独立与发现。亦即发现那些未曾发现的，言说那些未被言说的。倘若能够完成这一诗歌写作的同构，就足够先锋。“因为一首诗是一种精神活动，无论对于其读者还是对于其作者而言都是这样（布罗茨基语《悲伤与理智》）”。尽管对诗歌来说，审美先于道德，但先于道德并不意味省略甚至抛却道德。换句话说，一首诗歌的创作都是一种精神赋格，而不能单纯地理解为诗人与词语之间的宫廷密谋。倘若诗人在道德沦丧的前提下谈论诗歌写作，我感觉，这似乎更接近于某种精神上的谵妄。在我的认知里，以相同的道德不同的思想——而且以不同的方式说不同的话，才是诗歌语言的魅力所在。对诗人而言，“语言都是隐藏着对语言经验的黑话，正如人民或多或少都是成功掩盖着的面具。”（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更直白地说，诗歌近似于诗人与精神诉求之间的私相授受。
我理解的先锋写作，不在于理论上如何宣称或宣称什么，而在于我们能否以扎扎实实的文本回应理论上的宣称，二者能否得体地相互唤诱相互映照最终得以相互对位。实话说，这依然是个问题。陈超先生在1993年《先锋诗的困境和可能的前景》一文中就提出：“如何在自觉于诗歌的本体依据、保持个人乌托邦自由幻想的同时，完成诗歌对当代生存题材的处理，对当代噬心主题的介入和揭示。”比如那些宣称“口语写作”的诗人，通常情况下，大多不由自主地掉进了“口水”的泥凼而不能自拔。他们的宣称与他们的文本，就诗学意义上说，与美国的“直白派”诗歌的理论与实践，根本就不能同日而语。包括那些当下正如日中天的“下半身”写作，同样不能与西方的同类作品相提并论。比如莎朗·奥兹（《教皇的阴茎》），比如策兰（《花冠》）等等。同样写下半身，同样是色情书写，可这样的诗人依托的是其丰饶的精神底蕴，用以抵达一种越过日常经验而又回应日常经验的诉求。因为他（她）们发现了他者未曾发现的，言说了他者未被言说的，并且毫不客气地站在了陌生处的最高枝头，而“下半身”的诗写者们所有的标榜恰好与此相悖。除了提供另一个生理性版本的《金瓶梅》，似乎精神意义并不显著和充分。甚至就此类诗歌写作的空间压根儿就不能持续。当然，如果相对于意识形态唯一价值观的强加来反观，这样的写作虽然谈不上先锋，但至少也包含着另类反讽的意味。而我们所倡导的先锋写作也一样，背后必须以强大的精神资源以及过硬的诗歌文本作为支撑，才能抵达精神诉求的最高处——至少可以映照出诗歌本身的表与里，包括表与里的相对一致。
我理解的先锋写作，其中是否蕴含着一种对不完满现实的抵抗。呼吸在一种被集权意识形态污染了的语境下，是否与呼吸在弗罗斯特的自由语境一样呢？我以为，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语境，不仅仅源于语言、文化、历史与社会的公共空间的不同，对弗罗斯特来说，他的先锋——就是创作本身。而我们则不同，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如何自我审查——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以及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创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自我审查自我搏斗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自我消解的过程。作为诗人，如果完全忽略这样一个消化自我诉求的巨大的现实之胃，或者远远地将它回避以致绕行甚至甩开——那么先锋与我们又有多大的精神与现实意义？相对于体制无处不在的侵蚀、渗透与凌驾，我们是否有必要以边缘的独立、以沾血的悲剧想象——高傲地抵抗——这样一种侵蚀与渗透，不仅从文本上，而且从认知上与体制文学的婆罗门们的所谓诗歌——拉开精神上的轨距。继而在诗歌写作——这一陡峭的断崖上实现我们的独特、独立与先锋。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加缪曾耗费六年时间，以300页篇幅写就的《反抗者》一书，对我们来说，依旧意义非凡。用扎加耶夫斯基的话说“这是一本高贵的书。”加缪通过论述，就是试图引领我们辨认：反抗不应混同于革命，革命总是制造它自己的恐怖。它的官僚主义和停滞不前——因此又制造出它最初就反对的怪物。而反抗则完全返归于自己的被道德支撑的精神大厦。此外，我认同德国画家基弗的观点：为艺术而艺术的东西，给人提供不出精神食粮。尤其在这个艺术混同于娱乐的时代，能够心无旁骛地扎根于道德写作的诗人，本身就意味着先锋与承担。至少他在文化与现实意义上抱持了对人性的本体眷恋和敬意。
（在“先锋写作：承担与见证诗学研讨会”的发言，有删节，题目是编者加的。）
默雷，上世纪9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独立于官方协会与圈子之外。倾向于发现那些未被发现的，言说那些未被言说的，抱持独立的批判自觉。著有《默雷诗歌集：最后或完成》。现居大同。
来源：诗评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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