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五“关于用事、用典”

用事用典是借用历史故事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包括对现实生活中某些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个人的意绪和愿望等等，属于借古抒怀。

用典，是古典诗词中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诠释“用典”，为“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用典的目的就是来以古比今，以古证今，借古抒怀。所谓典故是指“典例故实”，具体地说，包括历史记载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民俗掌故、寓言逸闻以及流传下来的古书成句，一般来说，典故都有确定的典源。典故的使用，既可使诗歌语言精炼，又可增加内容的丰富性，增加表达的生动性和含蓄性，可收到言简意丰、余韵盎然、耐人寻味的效果，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针对南齐以来的诗坛“钞书”“隶事”的习气，钟嵘也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由于皇帝的喜爱，名士公卿的推波助澜，在诗文中叠用经史典故成为时髦，许多人乐此不疲，致使“文章殆同书钞”。

从“吟咏情性”的诗歌本质论出发，钟嵘对诗歌创作的主旨要求非常鲜明。他认为用事用典、宫商声病、繁密巧似，都违反自然；矫正的方法，当然也就要提倡自然。诗歌要表达自然的感情，要有最自然的音律，堪称文学上的自然主义。

    钟嵘认为这些人滥用新典风气的造成，除了他们为炫耀学问以外，主要是他们不懂得诗歌的本质，弄不清诗歌和学问的关系。于是，钟嵘从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别出发，指出诗歌的本质：“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於用事？”以“吟咏情性”为标准，指出文学的“诗”和非文学的“经国文符”、“撰德驳奏”在写作方法上的不同。钟嵘还列举徐幹《室思》的“思君如流水”、曹植《杂谈》的“高台多悲风”、张华失题诗的“清晨登陇首”、谢灵运《岁暮》的“明月照积雪”等佳句，皆出于用“直寻”方法表现生活的“即目”、“所见”；并批评那些“句无虚语，语无虚字”的用事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自然英旨，罕值其人”。

钟嵘在具体品评诗人的用语说明他其实并非完全反对诗歌用典，他对颜延之“喜用古事”、任昉“动辄用事”进行批评，另一方面却强调诗人的古典修养。比如他在评应璩“善为古语”，张永“颇有古意”，张欣泰、范缜“并希古胜文”，谢灵运“丽典新声”，显示其主张需要将古典修养内化为自己的感受力和表现力，才能避免堆砌典故。

钟嵘对曹植如此推崇，不可能看不出曹诗“高台多悲风”下一句就有用典，对刘琨等人的诗歌用事也不应该会陌生，联系他对应璩等人的品语，可以推想钟嵘其实是用矫枉过正的手段来表示对滥用新典伤害诗歌“自然英旨”的做法，以及对少年士子学习堆砌典故的叠床架屋之举深恶痛绝。

诗歌中的用典确实给鉴赏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不知道所用典故，势必影响对诗歌的理解把握，所以要加强平时的阅读，多积累一些诗歌中常见的历史故事，多记忆一些古诗名句，无疑对准确把握诗人的情感，理解诗歌的主题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诗词中用典过多了，而是根本没有典，甚至古诗中的典故都已经看不懂了。这种现状，不论是对于中华文明，还是对于现代人来说，都是莫大的悲哀！

相反，有人不仅热衷用典，甚至提出写诗，凡词句皆有出处，看看前人是否用过，是如何用的，否则就是野狐禅，就不能称其为诗。矫枉过正，也未免荒谬至极！

1、用典的目的和效果
①委婉表达作者的内心想法，比如表达爱情、表达渴望和请求等。
②隐讳表达作者的不满。
③丰富作品的内涵，典故中的人物故事情节和思想内涵可以对作品的内涵适当补充或延伸。
④引经据典以增强论理的说服力。
⑤为对仗、合仄等修辞需要。

2、用典不当的情况
①一首诗或词中用典太多；
②一首诗词作品中的用典相互矛盾；
③用典没有起到委婉、隐讳、增强说服力等作用，典故显得游离于外，即“为用典而用典”。

3、用典的原则
一曰切当；二曰少精；三曰熟稔,即用人们熟悉的典故；四曰不僻,即不用人们不熟知的典故；五曰可免,即可用典可不用典故的时候最好不用,能够用自己话说清楚，有说服力，就最好不用典。

关于用典的问题，前人在诗话中有过很多、很好的论述，概而言之，那就是最好不用典或少用典；不用生僻的典故。用典的目的无非是想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是真的有极大地丰富内容的效果，如果没有这样的目的，又用了一些不常用的典故就很容易让人读来感觉“隔”。明朝人写诗就有喜欢用典的风气，明朝的诗被广泛否定的原因恐怕也与此有关。而且过多地用典，典故中的历史故事可能会相互矛盾，这不仅令人难懂诗意,而且也会造成诗歌的表现内容散乱不统一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