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耶维奇生于1948年，其年龄与我国当下活跃于文坛且颇具实力的作家们相差无几，并有着大致相同的教育背景。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她和他们在“文学的力量”的体现上，差别如此明显呢？阿列克谢耶维奇并没有经历卫国战争，但她却在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的领域里，开掘出“深深的岩层”；她经历过阿富汗战争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可有谁像她那样真实地记录下这些时代的苦难？她曾经跟我们一样，从小就“被告知人的存在就是为了奉献一切，牺牲自我”，“被教导用武器去爱别人”，但她终于明白了，“邪恶即残忍，你必须对它免疫”，而“见证者必须说话”。因为只有勇气才能战胜恐惧，只有真实才能揭穿谎言。于是，她“把自己称为人们的耳朵”，聆听一个个亲历者的口述，并如实地记录下来。
其实，从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开始，苏联的战争文学已逐渐摆脱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桎梏，散发出越来越强烈的人道主义气息。阿列克谢耶维奇则在真实性的追求上，比其他作家走得更远，以致同时期的作家维亚切斯拉夫·康德拉季耶夫在读了《战争中没有女性》后由衷地说，他也曾经想写那些女兵，但读了这部书之后发现“他是根本写不出这样的作品的”。窃以为，康德拉季耶夫的这一感慨，倒是很值得今天的中国作家认真思考。
相比之下，中国的作家鲜有能创作出像她那样具有震撼力的作品来。我们讨论“今天的文学为什么没有力量”，其实又何止“今天”呢？
有的作家认为，今天的文学之所以没有力量，是因为“从以前的‘人民’转到了现在的‘个人’，人的处境和意义有所窄化，失去了社会的广阔度”；这样就“斩断了跟社会、历史、文化等的复杂关联”。此论毫无道理，因为文学创作历来就是“个人”的事情，文学作品所着重塑造的也是单独的“这一个”。“人民”不过是一个抽象的集合概念，只有从抽象的“人民”转到具体的“个人”，文学才能够真正地恢复“跟社会、历史、文化等的复杂关联”。说这种关联被“斩断了”倒是不假，之所以被“斩断”，应该说既有客观的原因，又有主观的原因。我认为，今天的文学之所以没有力量，乃是作家自己造成的。想想看，当一个作家囿于自身的利益而极力回避现实、不敢直面多舛的人生时，他怎么可能在意“个人”与“社会、历史、文化等的复杂关联”呢？怎么可能具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和批判的精神呢？
作家自身的问题，有的可能是出于认知，更多的恐怕还是一味地将观念停留在夸夸其谈的口头上，难以贯彻到自己的创作中去。20世纪80年代，无论苏联还是中国，在文学创作上有不少作品都表现出强烈的反思意识。遗憾的是，中国作家的反思未能继续深入下去。许多作家开始转向油嘴滑舌的调侃、风花雪月的小情调，开始尝试如何迎合“市场”的需要。如今的作家还热衷于“讲故事”，而且特别看重“中国故事”，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关键在于我们讲的故事究竟具有怎样一种力量？
对此，早在多年前，沈从文先生就说过，“平常人看一本书，只需记忆那本书故事的好坏，他不记忆故事”，因此，作者应该“有思想，有主张”，应该懂得“如何去表现他的主张”。沈老先生的话，实际上说的是一位作家对他讲的故事或者说驾驭的题材，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价值判断，一个正确的价值取向。也正如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质问的：“我们应该拥有怎样的国家？强大的还是受人尊敬且人们能体面生活的？”试问，我们的作家能有如此清醒的价值判断吗？说白了，许多作家未必没有“介入现实的能力”，而是他们没有介入现实的意愿，甚至都没有介入现实的想法，自然也就感到“茫然”，“无从下手”了。
文化生态的好坏对文学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文学创作毕竟是个人的事情。阿列克谢耶维奇前半生也生活在那种文化生态之中，不也一样写出了《最后的见证者》《锌皮娃娃兵》等一系列作品？一个作家倘若缺乏良知没有胆识，怎么可能如此尖锐地指出整个社会的症结所在呢？捷克作家伏契克在他的名著《绞刑架下的报告》中嘱咐他的读者：“假如你们能够活过这个时代，那么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好人也不要忘记坏人。耐心地去搜集那些为着自己和为着你们而牺牲的人的证据吧。”我想，阿列克谢耶维奇正是沿着这条路径走的。
伏契克说的“证据”，不就是历史与现实的一个个真实细节么？这些真实的细节恰恰是“介入”现实的切入口，无论对于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文学都是如此。“细节是骗不了人的”，而要搜寻和获取这些真实的细节，除了贴近现实直面人生之外绝无其他捷径可走！文学的力量，只能来自我们每一位作家的良知和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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