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最初面貌远非后来的淫词艳曲可比

词最初是兴起于民间的，是所谓的“胡夷里巷之曲”。

清朝光绪帝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一九九零，沉埋在敦煌鸣沙山第二八八号石窟中的大量曲子词的发现对此起源于民间的说法和词体初兴之时的面貌状态提供了大量的第一首资料，对后世研究词的起源和发展变化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目前我们对敦煌曲子词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在对它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方面我们更是硕果累累。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

 

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

饶宗颐《敦煌曲》

任二北《敦煌曲校录》

任二北《敦煌歌辞总编》

张次青《敦煌曲校臆补》

蒋礼鸿《敦煌词校议》

曾昭岷等《全唐五代词》

 

等。

其中任二北先生在《《敦煌歌辞总编》中把凡能入乐者全部编入，共整理出一千三百余首，可以说是一部“敦煌曲子词”总集；曾昭岷等在《全唐五代词》中共收录敦煌词一百九十九首。（《全唐五代词》正编卷四）

从目前整理出来的敦煌曲子词中看，其体制是丰富多样的。唐圭璋在《<云谣集杂曲子>校释》中认为《云谣集》的体制特点：令慢词兼有，单双叠并行，字数不定，平仄不拘，韵脚不限，平仄通叶等。任二北在《敦煌曲校录》中把所收作品分为“杂曲”和“大曲”，“普通杂曲”和“定格联章”，其又在《敦煌歌辞总编》中按歌辞体制把作品分为曲子，普通联章，重句联章，定格联章，长篇联章，大曲6类，较之在《敦煌曲校录》中的区分更加细致。吴熊和在其《唐宋词通论》中把敦煌曲子词的特点概括为：有衬字，字数不定，平仄不拘，叶韵不定，咏调名本意者多，曲体曲式丰富多样六条，他是在唐圭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些都说明词在民间发展的初期状态：形式多种多样，体制比较自由。

从风格上看，敦煌曲子词通俗自然、清新活泼、朴拙可喜。如下面两首词：

 

珠泪纷纷湿绮罗。少年公子负恩多。当初姊姊分明道，莫把真心过于他。

子细思量着，淡薄知闻解好么。（《抛球乐》）

 

莫扳我，扳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者人折去那人扳，恩爱一时间。

（《望江南》）

 

这两首词的内容都出自女子之口，词作是否女子所作尚不可知。前一首写的是女子责怪“负恩多”的“少年公子”，后一首通过一青楼女子的话写出了她不幸的命运。涓涓读来，这两首词与后来文人笔下的同类词之间的不同时显而易见。词中口语的运用，民间化的句法使两首词通俗、朴拙，而又不失自然清新，活泼可喜，如“莫扳我，扳我太心偏”，通俗之中又展示出了语言的自然面貌，而“我是曲江临池柳”一句，比喻的运用又使词显得清新活泼。可见，早期的词作是非常接近民间语言的原始状态的。

对于敦煌曲子词的风格特征，朱祖谋在《跋云谣集杂曲子》中说：“其为词朴拙可喜，洵倚声中椎轮大格。”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云：“中唐文人受敦煌曲子词的影响，自然活泼，不事雕琢”，他从侧面说明出敦煌曲子词“清新活泼，不事雕琢”的风格。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中，对敦煌曲子词作了辩证地，较全面地评价，他说：

 

敦煌词……，从思想内容到表现上的工拙、精粗、文野，差异很大，朴

拙固然是其本色，但也有不少作品讲究辞藻华饰，甚至文与白，纤巧与朴拙，

并见于一篇之中。

……

因此，敦煌词作为“倚声椎轮大格”，应不止在于具有词处于萌芽状态的

拙朴，同时还在于它多方面显示了过渡性的特征。

 

袁行霈在肯定敦煌词“朴拙”的基础上，同样看到了敦煌词的另外一些方面的特征：精工、纤巧而又不失文采。

从内容上看，敦煌曲子词更是包罗万象，极为丰富。有写女子痴情的《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有写女子不幸命运的《望江南》（莫扳我），有写思妇思夫的《凤归云》（征夫数载），有反映民间疾苦的《捣练子》（梦见女），有反映渔夫生活的《浣溪沙》（倦却诗书上钓船），有写离别之情的《失调名》（与君别后），有写海棠的《虞美人》（东风吹绽海棠开）写疾病的《谒金门》三首等等。

可以说在词发展初期，就内容而言与诗无二，只是它们的创作主体不同罢了。词的作者主要是下层人们，而诗歌的作者往往是文士阶层。

对于敦煌曲子词的内容，王重民在其《敦煌曲子词集叙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今兹所获，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

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

 

这里王重民先生从六个方面对敦煌曲子词的内容给予高度精辟的概括，然而遍览敦煌曲子词，其内容之多当然不止于此。

任二北先生在其《敦煌曲初探》中将其在《敦煌曲校录》中所录的五百四十五首词细分为二十类，敦煌曲子词内容之容量在此可见一斑。其二十类分别是：

 

一、疾苦五首   二、怨思三十六首    三、别离三首    四、旅客十首

五、感慨六首    六、隐逸五首     七、爱情 二十二首   八、伎情 十七首

九、闲情十五首   十、志愿二十三首    十一、豪侠四首   十二、勇武 五首

十三、颂扬二十五首   十四、医三首   十五、道二首    十六、佛二百九十

八首    十七、人生二十一首    十八、劝学五首    十九、劝孝三十四首

二十、杂俎 五首

 

比较王、任二人，任二北先生所分的二十类之中除了爱情、伎情和杂俎之外，其余的十七中皆可归入王重民先生所归纳的范围之内。

其中“怨思”“别离”“旅客”可归入“边客游子之呻吟”， “豪侠”“勇武”可归入“忠臣义士之壮语”，“隐逸”“闲情”可归入“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劝学”属于“学子之热望和失望”，“道”“佛”属于“佛子之赞颂”，“医”属于“医生之歌诀”。而“疾苦”既可归入“边客游子之呻吟”，亦可归入“忠臣义士之壮语”； “感慨”“志愿”可以是“边客游子之呻吟”或“忠臣义士之壮语”或“学子之热望和失望”；“颂扬”可以是“忠臣义士之壮语”也可以是“佛子之赞颂”；“人生” 可归入“边客游子之呻吟”，也可以归入“忠臣义士之壮语”可以是 “隐君子之怡情悦志”亦可以是 “学子之热望和失望”。由此来看，王重民先生之见虽然非常精辟，但也有相互重合的地方以及没有涉及到的方面。

敦煌曲子词的内容之丰，是以后单以写舞榭歌台，花前宴池间的秀幌佳人，绮筵公子为主要内容的《花间集》、《尊前集》所无法相比的。然而就是其中数不及半的艳情词之中也有佳篇传世，正如王重民就敦煌词中的“善者”所说的：“足以抗衡飞卿，比肩端己”。

敦煌曲子词作为词体的萌芽阶段，它从形成之日起，就与诗歌形成了一明一暗两条线索被行不悖的发展着。由于其体制的多样化使其更有利于人们情感的表达，从而词就慢慢走上了“代诗而兴”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