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改革或者需要改革的时代，外出学习被认为是必须的事情，甚至成为一种时尚。 然而，学习的效果却与学习者特定的心态与“认识背景”息息相关。
通常的情况是，人们在面对同一个事物的时候，往往固执地按照自己的经历、喜好和能力来做出判断，更有甚者，有些人学习的目的只想为个人的某些立场或者观点寻找佐证。
与“认识背景”相关的例子很多，比如站在同一棵枝繁叶茂的柳树跟前，一个木匠着眼的是这颗柳树作为木材的质量，他会考虑做成一件什么样的家具；一位生物学家注意到的是它所属的种类、茎与叶的形态、生长的环境等学术问题；而一名画家欣赏的则在于柳树迎风飘举的美态……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艺术鉴赏的规律，似乎是无可厚非的。正如对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品《红楼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
“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此次到杜郞口，再次走进其高度开放的课堂，再次领略课堂上学生的书面展示，口头表达，再次体悟他们以“课堂为中心”的管理。同时，在学术中心聆听了包括崔其升校长、辽宁阜新市教育局党委迟振新书记、山西左权县宏远学校巨亚宏副校长等人报告。从参观者的相机对准的角度，从听讲者在面对不同演讲者不同内容的表情与专注程度，我不得不再次坚信这样的观点：
学习也是一个“各取所需”的过程。
各大报社的资深记者、课程改革专家、从小学到高中的校长和教师通过他们的眼睛和大脑，都在试图揭秘杜郞口中学这个教育界的“另类”，然而，真正“复制”成功者却实在是少之又少。邯郸学步者有之，画虎不成反类犬者有之，当然，汲取一点创出了自己的特色的也有之。而大部分人都成了《盲人摸象》这个寓言中的那些人，只把局部当成了整体，并且深信不疑。
杜郞口中学是时代的产物，是教育形势发展到了一定的时期必然要出现的一种“典型”，它的确像农村教育改革中的“小岗村”，正像茌平县第三中学韩士义副校长评价的那样，“杜郞口教育是适应时代发展的一场革命”。旧时代什么人才革命？那些活不下去的无产者。教育呢？应该是像当年的杜郞口这样“没有退路”的学校（当年杜郞口教学质量边年全县倒数，崔其升校长鉴于师资力量差，于是大胆改革，从“相信学生”开始，把学生的学作为主体，并且强力推行，结果闯出了一条有生命力的道路）。这也就是在课堂教学改革方面，城市不如农村改得快的原因之一。
由于学习者“各怀鬼胎”，只取所需，没有触及本质或者不想触及本质，回到本土后，不想在一些实质性的环节上动真格的，就像当年的“戊戌变法”一样，搞一些浮皮潦草的面子过程或者修修补补的改良主义，效果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而若抓不住关键问题，为了早开花早结果实施硬性的嫁接，恐怕又是等而下之了。
大概这正是杜郞口中学的经验为什么没能遍地开花的原因，它或许是一粒良种，但需要的生长条件极其苛刻，大部分地方没有能够营造好适宜的环境，于是印证了晏子的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由此可见，外出学习并非一件轻松的事，固然难以排除个人的倾向，但真正做到鲁迅先生说的“拿来主义”并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