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阳光下,早已铺叙出腊月的故事。那一串串颜色不等的香肠,正在阳光与北风的交织中蕴酿着新的滋味,描绘着具有随州特色的民俗文化画卷。它告诉我们:春节即将来临!又快要放鞭炮、贴“对子”了!
“对子”就是春联,是随州人的方言俗语。随州人对春联特有感情。过去,流传着“有钱没钱,贴对子过年”的俗语,说的就是人们对春联的感情。
春联虽然只是对联的一种,但却演变成为对联的主要形式。这取决于人们对它的喜好。
对联是我国独特的一种文学形式,长期以来,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试看,稍有一些文化素养的人,谁不会背诵几幅对联呢?所以,我们可以说:优秀的对联,完全有资格同诗词一道吟诵;它和诗词一样,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可贵的一部分。
据古书记载,对联的前身是古代的桃符。所谓桃符,就是桃木板。古人在上面写上“神荼、郁垒”两位神的名字,每年新春时,挂在家门两旁,据说这便可以抵御凶魅,保住一家人的吉祥安宁。
有文句的对联,产生在后蜀时期。据《荆楚岁时记》和《五代史*蜀世家》记载,后蜀皇帝孟昶,在桃符上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十字,相传这是我国最早的一幅对联,那年是公元964年。当时虽然出现了这种形式,但是在民间还未盛行。五代到北宋,习俗相沿,民间还是崇尚悬挂桃符。王安石的《元日》诗,可以作为一个佐证。
就在宋代,已有文人撰写的对联相继出现,当时称为“题桃符”,如苏轼题广东真武庙联。上联是:逞披发仗剑威风,仙佛焉耳矣。下联是:有降龙伏虎手段,龟蛇云乎哉。其他不一 一列举。南宋理学家朱熹,已将当时流行的对联附入本人的书集之中。
到了明代,朱元璋下诏:民间新春都必须张贴春联。他自己还微服出行,视察大街小巷张贴对联的情况;传说他曾亲自为下层劳动人民题写过春联。经他这一提倡,贴春联便蔚然成风。
到了清代,撰写对联更为普遍,许多名篇佳作,源源产生。各个风景秀丽地区,各处名胜古迹,大多有了对联。加上文人多所染指,于是,对联这枝文苑奇葩,便越开越艳,美不胜收了。
历代著名的对联作者(撇开他们在政治、艺术等方面的成就不谈),比较有名的,可以举出以下诸人:苏东坡、朱熹、赵孟兆页、朱元璋、祝枝山、李笠翁、林则徐、纪晓岚、袁枚、郑板桥、桂馥、孙星衍、邓石如、俞樾、李调元、顾复初、何绍基、孙髯翁、钟云舫等。他们都有名作传世。
经过历朝历代文人学者的创作,从官府到民间,对联创作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局面。许多新形式开始出现,如:赠答联、书斋联、座右联、寿联、挽联、回文联、谐联、集句联等等。其风格之多样,用途之广泛,简直是大大超过诗词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一步发达,对联的形式将会更多,科目更为齐全和完善。
和其它文学种类一样,对联也有其自身的基本规范。顾名思义,对联是成“对”的,即由上联和下联所组成。上下联字数必须相等,内容上也要求一致,亦即是要上下联能“联”起来。两句不相关联的句子随便组合在一起,不能成为对联。对联也有格律,概括起来,有六大要素,又叫“六相”。即:字数要相等,词性要相当,结构要相称,节奏要相应,平仄要相谐,内容要相关。
对联的对仗,虽然与诗有相同之处,但它比诗要求更严。对联有宽对和狭对之分。宽对只要求上下联内容有联系即可成联,而狭对则要严格按《笠翁对韵》的标准来撰写。不过,在实用对联中,采用宽对较多,而狭对则往往由于对仗的要求太严,束缚了人们的思维,有因文害意之嫌,故而很少应用。
对联的平仄规律,与诗基本相同,一般套用诗的“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基本法则。
关于对联的长短问题,没有一定格式,只是一副对联上下联必须字数相等、结构相同罢了。短的对联,如近人吴昌硕写的篆书联,只有六个字:“金石乐,书画缘。”从大量对联看,十几个字、二十几个字的对联最多。至于长联,我们知道大观楼联(孙髯翁作)一百八十字,过去称为“天下第一长联”,但现在看来,字数还不是最多的。字数最多的长联在四川,成都望江楼长联(钟云舫作)212字,青城山长联(李善济作)394字,江津长联(钟云舫作)1612字。曾引起社会极大兴趣。
当然,话得说回来,诗词也好,对联也罢,都讲“贵在意趣”,不必在长短上多所计较。如果十几个字就能把意思表达明白,又何必定要写一百字!过去就有人说大观楼对联太冗长了,但是,这副长联历时两百年,脍炙人口,这又说明,长联佳作,也是受人们欢迎的。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对联如果太长了,总难免有些毛病。为了内容渊博,必然铺锦列绣,甚至堆砌偏典,使人不容易接受,没有耐心把它读到底。
综合上述两方面,可以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对联不论长短,只看内容如何。用词来打个比方,李清照的《如梦令》中的“昨夜雨疏风骤”一首只有33个字,却垂誉百代;吴文英的《莺啼序》240个字,陈亦峰称它“全章精粹,空绝千古”。柳永擅于长调,李后主长于小令,都是各领风骚。所以,对联的长短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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