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因为《诗经》的作者来自当时各个阶级、阶层，它在体裁样式上，有抒情诗、叙事诗、颂赞诗等。因此风格各异，特点不一，艺术成就也有悬殊，一般来说，“三颂”中的诗艺术性较差，《诗经》中的民歌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是较高的；其次，一些进步文人的作品在艺术上也有一定成就。这些诗篇，虽然特色不一，但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开端。大部分作品多方面的描写了周代的现实生活，表现了不同阶级和阶层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真实地反映了客观事物，正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爱恋者歌其情，不平者歌其怨”。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诗经》的一大特色。特别是其中的民歌，很善于通过深切的体验来描写现实，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又很善于抓住事物的客观特征，通过对具体事物进行绘声绘色的描写，突出生活中的一个侧面或人物形象的特征来表现对社会的认识和讽刺，并能通过诗的主人公的直接倾诉，表现他们的欢乐和悲哀，激起读者的同情。如《豳风·七月》，清代方玉润说：“所言皆农桑稼穑之事，非躬亲陇亩，久于其道，不能言之亲切有味也如是。”再如《卫风·氓》等。
我国古人把《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概括为“赋”、“比”、“兴”三个字，这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宋代朱熹解释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赋的手法在《诗经》中运用得较为普遍，《大雅》和《颂》中运用最多，《国风》《小雅》中的民歌运用的也不少，如《七月》《静女》《君子于役》《芣苢》等诗歌，都是直接写景抒情，铺写所要表达的内容。比的手法在《诗经》中运用的也很多，它不仅使形象更加鲜明，本质更加显露，而且还寄寓着强烈的爱憎感情。如《魏风·硕鼠》《邶风·新台》。《诗经》经常用比喻来刻画人物，如《卫风·硕人》，还有的诗用比喻形容心理、情绪。《诗经》中大量用比，表明诗人具有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能够以具体形象的诗歌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再现异彩纷呈的物象。兴的表现手法在《诗经》民歌中运用得十分广泛。在一首诗的开端或一章诗的开端，诗人即景生情，用眼前之景引出所咏之辞。如《周南·关雎》《邶风·谷风》等。“兴”不只是为了开头，往往在诗中还起着寓意、联想、象征、烘托等作用。
《诗经》中的许多作品，在结构上采用了复沓的形式，即章与章之间的词句基本相同，每章只变更几个相应的字。这样做，有时为了表示事物发展的顺序程度，有时也只是为了反复咏唱，达到抒情的目的。这是民歌常用的一种表现形式，如《周南·芣苢》。《诗经》是以四言为主的诗体，也有一些字数多少不同的杂言诗。诗歌大都押韵，隔句押韵，韵在句尾的形式最为常见。这种格式，成为后代诗歌用韵的基本形式。在用词上，常用叠字、双声、叠韵词，大大加强了语言的形象感。不仅状物形象生动，而且声调和谐，增强了诗歌的音乐美。
《诗经》是我国古代诗歌辉煌的开端，它对我国后世诗歌，以至整个古代文学的发展都有着极为巨大的影响。它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为后世的进步作家树立了楷模，启发和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把反映现实作为创作的出发点。这种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以及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精神。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也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创作中，从宋代的陆游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和发展着，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诗经》民歌重叠反复的形式，准确、形象、优美的语言，也被后世诗人、作家大量的吸取运用。《诗经》以它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代文人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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