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早年生活,在人们印象中,是如他自己在《与子俨等疏》中说:“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因为家贫而到处借贷,可见多么困窘。陶渊明经常陈述自己的贫穷困窘,简直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如洪迈《容斋随笔》所言:“语其饥,则箪瓢屡空,瓶无储粟;其寒,则短褐穿结,
堪堪冬陈;其居,则环境萧然,风日不弊;穷困之状,可谓至矣”。陶渊明的自述,当然是据实而言,有感而发,但一旦形诸笔墨,便难免渲染夸张,这不是惑众乞怜,而是文学反映生活的一种方式。但他这种着意渲染的笔墨,却使人们对他生活状况的估计远远脱离开他的实际水平。唐代王维在《与魏居士书》中说陶渊明“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渐也”。
对于陶渊明的经济地位,既不能仅凭陶渊明诗文自叙,忽视文学描写与实际状况的距离,也不能从君子固安贫乐道的观念出发,将对陶渊明人品的敬仰与对其窘况的同情混淆不分,仿佛陶渊明只有和农民一样在饥饿线上挣扎过,方更显出其高风亮节,仿佛平民地位、平民立场能增添他诗文人品的光彩,使诗人的形象更加伟大。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他不同时期的生活状况,分析他不同时期的心理与行为,理解他不同时期的作品。目前存在的误区有五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穷益显坚贞,所以宁愿他是一生贫寒,并为此寻找依据;二是陶渊明的大多数诗文名篇作于退隐之后,家境日衰,诗文中穷气日盛,怨气日浓,所谓文穷而后工,他的生计与创作都经历了一些转折,不能由后期诗文中的自叙贫状而得出他一生困窘的印象;三是贫富没有固定的标准,只是相较而言。陶渊明温饱难持的日子并不多,较之当时的达官贵人,较之陶侃、陶延寿,他自然是贫穷不堪,可是较之许多食不饱腹、衣不蔽体的农民,他还是优裕有加的;
四是陶渊明晚年的诉穷,也是悲其命运之穷,穷途末路,状生计之穷而泄其心志难展的郁闷,假如仅仅是生活的穷苦,又有什么好大书特书的呢?今人从中欣赏到的不是一个人的失意、落寞,而只是温饱难持的哀怜,那又有什么艺术美感可言?五是历代论陶,常常为论证某一观点或从某种观点出发,具有一定随意性,其结论不足为今人凭据。
王维举《乞食》一诗为例, 说陶渊明经常乞讨,“叩门拙言辞”是写其难为情之状。“乞食” 二字仅从字面上看确实很能迷惑人。一些人说陶渊明晚年穷得“沿街乞讨”,就是从这个诗题的字面意义附会出来的。诗人晚年更贫苦,所以一般认为这道诗系晚年之作。
但是,一者,《乞食》一诗作于“投来去学仕”之前,写的是陶渊明出仕前“东西游走”的情景,由“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一句看,他此时正是一个欲有所为的青年,二者,作《乞食》诗时,作者大约二十七八岁,时南方连年饥荒,太元十四年(公元389年),暴雨成灾,其后两年大面积蝗灾, 陶渊明早年丧父,又无长兄,在青黄不接时向他人求借,也不是太奇怪的事。借有门,并蒙主人留饮,丝毫不见晚年时的窘状和凄意。三者,“乞” 在此时是一种诙谐幽默的说法,往熟人、朋友家讨杯水酒喝,岂是真的乞讨?
那么,陶渊明早年境况究竟如何呢?由于年代久远,而且陶渊明在当世又不受重视,其生平记载一般较为简略,截至二十八岁陶渊明出仕前,其经历及当时时局大致是: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陶渊明出生,是年晋废帝司马奕即位,前秦慕容氏攻占洛阳,实可谓生逢乱世。陶渊明四岁时程氏妹出生。七岁时桓温率兵入建康,废司马奕,立司马显为简文帝。八岁时,陶渊明丧父,是年简文帝病死,子司马曜继为晋孝武帝。桓温要求加九锡,这是禅位前的一种荣典。九岁时,桓温病死,谢安执政,前秦攻取东晋梁、益二州。十二岁时,陶渊明的庶母去世。前秦攻凉州,灭前凉张氏。十三岁时,东晋政府任谢玄为南兖州刺史,负责筹组新军——北府兵。十七岁时,从弟敬远生。十八岁时,前秦吕光进驻西域,至此前秦统一北方。十月,秦主苻坚拟率大军南下灭晋。次年,始兴、南康、庐陵水灾,南方大旱。七月,苻坚南犯。十一月淝水之战,晋军大破秦军。二十一岁时,南方大面积水灾、旱灾。谢安病死,司马道子为相。其后南方连年饥荒。至二十九岁,陶渊明出为江州祭酒。
陶渊明出仕前的岁月,与诸葛亮有所相似,中等产业,衣食无忧,可以读书会友,并时时萌生雄心。“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融思远翥”。作为仕宦世家,也是书香门第,藏书甚丰,“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颇为悠闲自在。他并无雄才大略,不似诸葛亮精通兵法,这也因为东晋不似三国,群雄并起,时势造英雄。东晋是一个很难有所作为的时代,民族在纷争中融合,王朝在专权中更替,再加上天灾不断,陶渊明作为一个普通平民,能维持中产者的生活状况,保持观书弄琴的悠然心境已然不易,没有多少腾龙飞凤的机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兴风作浪的只是那些大官僚大贵族,陶渊明不可能得遇明君圣主。不过,既然陶渊明有机会“历览千载书”,学了当时在一般士大夫间流行的《老子》、《庄子》, 研习儒家六经,学识超于常人,思想境界和人生追求必然也超于常人。儒家大济苍生的宏愿使他也具有志士的胸怀,豪侠的热血。“大丈夫因时而动”,他也在等待机会。《乞食》一诗,既是他早年悠闲自在,无乐自欣豫生活的写照,也流露出他不甘沉寂,欲有一番作为的心情。
《乞食》写的是陶渊明向亲友求借,受到热情款待的情景,他把在亲友家的这顿畅饮诙谐自嘲地称为“乞食”。“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作者自谓是饥饿驱使人到处奔波,不知到哪里去借贷,走了又走来到这个村落,叩开门后难以开口。“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看样子,陶渊明之所以“不知竟何之”,是因为许多亲友家已经求借过了,不便再次相扰,所以才走了很远,来到一个可能沾亲带故但平素疏于往来的人家。这家主人非常热情,他知道来访者的意思,赠给东西,不让他空跑一趟,并且还摆酒款待,二人言语投机,谈至晚上,每次举杯都一饮而尽,酒酣情畅,高兴新遇知音,于是陶渊明欣然作诗,表示要像韩信一样报答这一饭之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韩信少年潦倒,一漂洗衣服的老妇给他一顿饭吃,激励他要求上进,后韩信拜将封王,不忘漂母,赠以千金。陶渊明说感谢主人这番如漂母一般的恩惠,只愧自己没有韩信那样的才能,谢意敛藏于心难以言表,哪怕是死了也不忘报答。言外之意,正是曲折地表达自己的心志:我也要争取像韩信一样干一番事业,而像韩信那样报答漂母之恩。
《乞食》一诗,丝毫看不出陶渊明有饥馑劳顿、沮丧愁苦之状,相反是交结新知推杯畅谈的欢情。我们完全可以把他的这次乞食看作是一个无所事事的青年出来游逛,至饥肠辘辘时叩开一户也许是素昧平生的人家,与好客而意气相投的主人一番畅饮。陶渊明倜傥才子,游手好闲,找人讨一顿饭吃,并以其谈吐博取人家的热情与敬意,并不是什么难事,况且他那时志趣并未固定,性情浮华,虽不能说有似纨绔,也还在寻觅思考阶段。人生何去何从,何求何为,他尚没有下定决心。这种游移不定的心态,导致了他的迟迟出仕,时进时隐。从《乞食》末四句看,他并不是决心要作韩信,对自己的才能、机运都没有自信。他的性格是倾向于消极、闲散的,关于人生前途,“ 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两种念头在他心中并存。
但是,青年的心总是容易激动的,在未一试身手之前,他决不会甘心终老林泉,悲守穷庐。人有天赋的智慧和聪明,凭着三正五行而永世留名,在年轻气盛的陶渊明心中,力求大有作为救助黎民的念头占了上风。他不满足于居处乡野闲散游戏自得其乐的生活,不甘于做一个乞食少年,而要投身政治风云,奔波求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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