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陈树德先生的大作《王力在对仗理论上的卓越贡献》〔下面简称《王力的贡献》〕在“中国楹联论坛”上发表之后，许多网友陆续跟帖，纷纷批评其中的主要观点，特别是许多常识性错误格外令人瞩目。
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任何人〔当然包括区区在下〕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个别疏漏和不足，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无可厚非。但是《王力的卓越》里的错谬多得简直令人不敢相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是陈先生发表自己的新见之处，几乎都要出错，而且大都是最基本的常识性错误。
陈树德先生身为江苏省楹联研究会副会长，这样的专家所所写的楹联论文，常识性错误竟然如此之多，如不予以澄清，恐怕会贻误广大读者。在下不揣冒昧，准备把《王力的贡献》一文里的常识性错误，逐段一一评点，以就正与陈树德教授和各方高明；本人若有错误，也请大家毫不客气的批评指正。
本文姑且只点评文中的常识性错误，对于全文的立论，则拟另文专论。
一、《王力的贡献》第一段原文：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中国语言文字领域的大进步时期。第一是国家颁布了“汉语语法”；第二是编制了“汉语拼音”；第三是统一了“简化汉字”。这三项变革，意义都十分重大。“汉语语法”结束了中国几千年“说文解字”的历史；“汉语拼音”统一了“国语”（普通话），打破了“南腔北调”的格局；“简化汉字”的意义，也不亚于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功绩。
点评：
１、第一是国家颁布了“汉语语法”
——网友海若对此提出质疑：第一是国家颁布了“汉语语法”——不知何指。
逐明按：陈先生此话说得很外行。汉语语法有两个含义，一是汉语本身客观存在的语法规律，二是学者写的语法学著作对语法规律的研究。若是前者，汉语语法是一直存在的，用不着谁来颁布；陈先生应当是指后者，应当是指教育部颁发了适用于教学〔主要是中学教学〕的《暂拟语法教学系统》。
作为讨论语法的专论，陈先生应当采用准确的语法术语才对。
２、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颁布了“汉语语法”……结束了中国几千年“说文解字”的历史。
——此语语义又十分含糊。似乎是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汉语语法〔暂拟语法教学系统〕”的颁布，结束了汉语几千年缺乏系统的语法研究的历史。如果是这种含义，这又最普通的常识性错误。因为早在1898年，马建忠就撰写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从那时候起就已经结束了汉语几千年缺乏系统的语法研究的历史。
如果陈教授的原意不是这样，又是何所指呢？
３、“汉语拼音”统一了“国语”（普通话），打破了“南腔北调”的格局。
——“‘汉语拼音’统一了国语〔普通话〕”一语又有多处语病。
其一：国语〔普通话〕只可能是“推广”，不存在什么“统一”——难道当时还流行好几种“普通话”，需要政府颁布一套用来“统一”这几种普通话不成？
其二：“汉语拼音打破了南腔北调的格局”一语，又是常识性错误。因为拼音文字只不过是推广普通话的工具而已；“打破南腔北调格局”的功劳主要应当属于“推广普通话”，汉语拼音不过起了辅助作用而已。要知道，如果不采用汉语拼音，而采用注音字母或者国际音标，同样可以达到“推广普通话”的目的——采用拼音文字也许是更加方便一些吧？
４、第三是统一了“简化汉字”
——“统一了简化汉字”一语又有语病。此语好像当时简化汉字非常普遍流行，而且有多套简化汉字，得由政府颁布一套来把这些简化汉字统一才行。实际情况是，当时汉字的主流仍然是繁体字，民间虽然也有使用简化字的现象，但是不成气候，根本达不到需要政府出面来颁布一套能起“统一”作用的简化汉字。
原文正确的提法应当是：颁布推行了简化汉字。
５、“简化汉字”的意义，也不亚于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功绩。
——“简化汉字”有利有弊，一直是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除了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和许多国家的华侨，一直坚持沿用繁体字。说“简化汉字的意义不亚于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功绩”，还不能作为确论，至少是言过其实。
二、《王力贡献》第二段原文：
这三项变革，都与对联格律关系密切。“语法”的出现，“主语”、“谓语”、“宾语”……“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专业术语，开始进入汉字舞台（在此之前《辞源》中并没有这些词条）。以语法新概念为基础的“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必然取代传统的“同门类相对”。“汉语拼音”昭示汉语声调的统一，“新四声”取代“旧四声”也只是迟早的事情。“简化汉字”虽然与对联格律关系不大，但书法作为楹联的载体，和文字的标准化仍然有直接的联系。关于《对联格律的时代性》，本人已有专题文章发表在《北京楹联》2006年第2期。
点评：
１、以语法新概念为基础的“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必然取代传统的“同门类相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重要标准之一。陈教授似乎忘记了，我国灿烂古代文学史中，只要是采用了对仗手法的文体以及优秀作品，绝大部分都都是采用传统的“同门类相对”方法创作的；直到现在，大部分律诗和对联作者，也并没有严格按照“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来进行写作。陈先生自己写作的对联，同样没有全部符合“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
以对联为例，自古以来就有宽严之分；超脱“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乃至“同门类相对”的更宽松的对联，一直是民间对联文化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说“以语法新概念为基础的‘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必然取代传统的“同门类相对”，只不过是陈教授的一厢情愿而已。
２、“汉语拼音”昭示汉语声调的统一。
——这又是常识性错误。自古以来，汉语从来是多种方言并存〔其它国家也无不如此〕。历朝历代官方都推行“官话”〔普通话〕，而官话〔包括普通话〕只不过是与多种方言并行不悖的一种公共语言而已。没有那个政府机构会愚蠢地去试图统一各种方言的。不同的方言最大的差别在于声调，因此说，“汉语的声调”是绝不可能统一的。
３、“新四声”取代“旧四声”也只是迟早的事情。
——网友海若的点评很精到：说不定双轨个上百年，到那时新四声也旧了。
我在这里的批评决不是什么咬文嚼字。因为陈教授为了论证他的主要观点——“联律通则”对于“统一”对联法度的重要作用，竟然不顾客观事实，胡乱编造许多所谓起了“统一作用”的历史事实；而陈教授例举的几项政府举措，大都无此作用和功劳。
陈教授在这段文章里，不仅仅犯有多处常识性错误，还有歪曲历史为我所用的嫌疑——若是这样，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治学之道。
第三段原文：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赵元任等，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返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授，并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学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等职。王力先生从事中国语言学研究逾半个多世纪，他在汉语语法学、音韵学、词汇学、汉语史、语言学史等方面出版专著四十余种，发表论文著述上千万字。他研究领域之广，取得成就之大，中外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语言学家中是极其突出的。
点评：
本段引用了学术界对王力先生的评论，没有掺杂陈先生个人的论述。因此这一段是全文中少有的没有常识性错误的段落。
第四段：
王力虽然没有专门写过对联的文章，但他在对仗理论上的论述很多，不仅具有独创性，而且最早将现代语法的概念引入对联格律。王力的对联理论，集中反映在《汉语诗律学》、《诗词格律》和《古代汉语·骈体文构成》等著作中，这些著作的发表年代，正是“汉语语法”的制订年代，甚至早于“汉语语法”的颁布时期。王力为什么只在诗、词、骈、赋中论述对联，而没有单独写对联文章？据我猜想，大概是受老师梁启超的影响。因为梁启超先生早在1924年就声称：“对联不过是附庸的附庸”。后来程千帆先生也说：“对联被文史学家们一致同意开除了”。对联既然已被“一致同意开除了”，当然只能充当诗、词、骈、赋的“附庸”。不幸王力已经作古，如果先生还健在，看到今天对联发展的大好局面，他一定能和程千帆先生一样（程先生也已作古），站出来为对联“平反”的。
其实，对联（包括对句）和诗、词、骈、赋的关系，也有两种理解：从消极意义理解，对联附属于诗、词、骈、赋，是这些文体的附庸；从积极意义理解，是对联（或对句）向诗、词、骈、赋进行了渗透，而且这种渗透早已超出诗、词、骈、赋的范畴。试想，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诗词是什么样子？（例如律诗中的对句）。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小说是什么样子，（例如章回小说的题目）。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戏剧是什么样子？（例如唱词中大量的对偶句）。甚至可以说，没有对联的存在，就没有中国特色的文学。
１、这些著作的发表年代，正是“汉语语法”的制订年代，甚至早于“汉语语法”的颁布时期。
——“汉语语法的制订年代”一语又犯了常识性错误，前面已有论述。
２、其实，对联（包括对句）和诗、词、骈、赋的关系，也有两种理解：从消极意义理解，对联附属于诗、词、骈、赋，是这些文体的附庸；从积极意义理解，是对联（或对句）向诗、词、骈、赋进行了渗透，而且这种渗透早已超出诗、词、骈、赋的范畴。试想，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诗词是什么样子？（例如律诗中的对句）。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小说是什么样子，（例如章回小说的题目）。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戏剧是什么样子？（例如唱词中大量的对偶句）。甚至可以说，没有对联的存在，就没有中国特色的文学。
——网友海若指出：“这种把对偶修辞与对联文体混为一谈的说法，实在让人晕的找不到北。”
一散人先生说得更透彻：“这个错得有点儿离谱。对偶是一种修辞手法，而对联可以算作一种文学体裁，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是不妥的。朱承平先生的《对偶辞格》里，在‘搜集374个传统偶格的基础上’，‘总结出99种对偶辞格’。对偶这种修辞手法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并运用，而对联无论如何是追溯不到先秦去的。”
第五段原文：
王力虽然没有论述对联的专著，但翻阅《汉语诗律学》就会发现，一本上千页的厚书，名义是讲“诗词”格律，其实讲述对仗规则的内容占据了一大半。所以将《汉语诗律学》加上《骈体文构成》，看作是王力的“对联学”专著，也是可以的。
点评：
根本不符合事实。《汉语诗律学》共五章，第一章为近体诗，第二章为古体诗，第三章为词，第四章为曲，第五章为白话诗和欧化诗。只有第一章第十三十四小节论述对仗，其它小节以及后面接连四个章节里，绝大部分内容与对仗毫无干系。《汉语诗律学》白纸黑字俱在，大家可以查的。
陈教授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竟然不顾事实，甚至信口开河地竭力地夸大王力研究对仗的篇幅，把《汉语诗律学》看成是对联学，陈教授的文章的可信度于此可见一斑。
第六段原文：
特别突出的是，王力先生在阐述对仗规则时，既照顾传统的“同门类相对”，又将现代语法概念大量引进对联。在对仗门类中，王力划分的门类十分完备，共11类28门，其中第四类中的“文具门”、“文学门”；第九类中的“人名对”、“地名对”；第十一类中的“副词”、“连介词”等，比古人的门类，都有新发展。王力还严格为“工对”、“邻对”、“宽对”，做了准确的定义，这些论述都是超越古人的。难能可贵的是，王力最早将现代语法的“词性”概念引入对联，直接将“名词和名词相对，动词和动词相对，形容词和形容词相对，副词和副词相对”，作为对联的基本规则。由于汉字的词类常常“活用”，动词可以作名词，名词也可以作动词，特别是受到对仗规则的约束，词的“活用”现象十分普遍，王力还专门提出了在对联中词可以“变性”的说法。
点评：
的确是王力把词性概念引入对仗，但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严重的失误的。古人对对子主要根据“字类”，而王力却把“词类”〔关于词性和词类的关系下面再谈〕和“字类”完全等同起来，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因为“字类”是一种修辞学上的分类，而词类则是语法学分类，二者有不同的目的、功用和分类标准；王力自己后来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失误，１９５２年还在北京大学的学报上作了检讨。我在《论对仗理论中王力语法分析法的失误》里已有转述。现再转述一遍：
“我说在对对子的时候，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动词对动词，虚词对虚词。其实这是不对的。“对对子”实际上是概念对概念，而不是同类的词相对。概念和词性虽然是密切联系的，并不是同一的东西。我那样混为一谈，仍然是不对的。”〔王力《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4月版，第435至448页。〕
陈教授是读了我的这篇文章的〔陈教授还简称我的文章为《王力的失误》〕可偏偏对于王力先生的检讨不作任何解释。由于陈教授自己的立论错误太多也太离谱，大凡不利自己错误立论的内容，陈教授就是视而不见，不，应当是见而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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