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新四军浙东军分会决定组织一支精悍的队伍，尾随敌后，牵制日军，计划先进入会稽山区，建立新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这支队伍由原五支四大新四中和三纵二大以及朱之光在余姚建立的独立大队合编组成，称南进支队。
为了缩小目标，对外沿用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三支队第二大队的番号，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代号——“达谊”部队，这是取支队长林达的“达”字和大队长蔡正谊的“谊”字合成的。支队副由华一鸣担任，负责与各方联系，搞统一战线工作。
“达谊”部队下辖四、五、六共三个中队和一个直属队，合计两百多人，有轻机枪五挺、长短枪两百余支，还配有无线电收发报机一台。
6月6日，达谊部队从余姚县游源出发，渡姚江经慈南、姚南转虞东，渡曹娥江到上浦继续西进，经杨浦到王坛、谷来，向西穿过会稽山，到达诸暨县宣家大山，与早已在这里的中共绍属特委特派员杨思一会合时已是6月底了。
杨思一决定在枫桥江下村召开中共会稽地区组织与南进部队干部联席会议。会议根据当时日军攻陷浙赣线北段的形势和枫桥地区中共力量较强、群众基础好、紧靠会稽山、便于部队活动等有利条件，决定以枫桥为中心，建立起浙东会稽地区抗曰游击根据地。
8月20日，南进支队进驻诸（暨）北阮家埠。上午8时，忽报有一股日军从湄池出发，已经到了西斗门。不久，听到西边有枪声，而且一阵紧一阵，接着诸北四乡自卫队派人前来求援，说他们在山下湖附近与日军打了起来，日军人数较多。
诸北四乡自卫队是诸暨地方士绅钱之棼、赵静波等为了保护当地村庄而出面组织的，实际上它是一支中共控制下的抗日队伍。中共诸暨中心县委书记朱学勉就在这个部队担任指导员，还有共产党员何文隆、骆子桢、胳子钊等也在该部队担任领导工作。南进支队一到渚暨，就和该部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所以支援他们责无旁贷。
蔡正谊立即作了战斗部署，派五中队队长黄明带领五中队先上山警戒；大队部跟随支队副华一鸣带电台立即转移；六中队担任掩护和警卫，到大宣村会合。蔡正谊亲自率领四中队上阮家山。
中午时分，五中队和四中队在山上会合后，迅速前进，当到达阮家山最西的山头时，两面还有两座高山。问了当地老百姓，才知道一座是龙山、一座是凤山。仔细观察，发现这两山间的山岙小村中似有日伪军走动。
此时，枪声已逐渐稀疏消失。蔡正谊和黄明分析，估计四乡自卫队已与这股日伪军脱离接触了。于是决定：四、五中队分道前进，蔡正谊带领四中队迅速占领对面的山头，然后准备出其不意、居高临下攻击小村中的日伪军；黄明带领五中队，经长山到鸡笼山一带设伏，堵住敌人的退路。
这时，四乡自卫队确已转移。日军正在小村里搞吃的，有的兽性发作，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处找“花姑娘”。敌人根本没想到轻易打退了四乡自卫队以后，周围竟然还有一支敢打皇军的部队。
蔡正谊率四中队前进到距敌不到100米时就令队伍散开，出敌不意地对日军猛烈开火，一下子就打倒了好几个日军。这一突然袭击，使日军乱了套，他们提着枪，急急忙忙地向村外逃跑。四中队紧追不放，又打倒了一些敌人。
四中队一支追进村里，有一名老百姓向四中队报告，说有个日军还躲在他家里。蔡正谊立即叫四中队派人去抓。四中队队长钱俊就派区队副张贤生带了几名战士去抓那日军，先把躲着日军的房子包围起来，高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可是这个日军不但不投降，反而凭窗顽抗，部队就冲进屋内把他打死了。
蔡正谊带了四中队继续追击，村民也一起追赶，一路上抓了些伪军和汉奸，枪毙了几名民愤较大的汉奸、伪军，其余的都放走了。
从龙凤山突围逃走的日伪军沿着枫桥江河堤向湄池方向逃跑，黄明带领着五中队战士正埋伏在敌人必经之地一鸡笼山阵地等着他们。
鸡笼山是枫桥江河堤旁的一个小山岗，高不过数十米，五中队战士埋伏在这里。日伪军从龙凤山逃出来时，五中队指战员老远就看到了。
针对敌人的行动，五中队调整了部署：二区队队长刘祥根抱着一轻机枪伏在山冈上，对准日军。当敌人跑到隔河距部队七八十米时，黄明喊了一声“打！”机枪首先发挥威力，接着战士们的步枪对准各自选定的目标射击，敌人立即一个个倒下去了。
日军遭到突然袭击，不敢前进，隔河相持了半个多小时，他们在河边搞到了一艘小船。七八名日军竟想乘船过河来夺五中队的阵地。刘祥根把机枪移了个位置，隐蔽瞄准这艘小船，当小船离岸只有四五米时，就对准这船上的日军扫了一梭子子弹，立即“报销”了四个日军，还有几名日军跳水逃跑了。
河对面还没有上船的日军不敢再下水夺船，只是隔河向五中队射击。在双方对射中，五中队也略有伤亡，但是日军想从五中队阵地通过是万万不能了，于是他们一面抵抗，一面悄悄地沿着河堤溜进一个村子，凭借房子和树木的掩护逃走了。
此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由于鸡笼山离湄池敌据点不太远，为防敌人增援报复，新四军主动撤出了阵地。
这次战斗，新四军“达谊”部队打死、打伤二十多个日军，还活捉了十多个汉奸和伪军。可以说，仅仅一次战斗就把日伪军打怕了，从此以后，敌人听到“达谊”部队就心惊胆寒，再不敢轻易到这一带来骚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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