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坊形制“似门非门,非门亦门”,是一种强调装饰性、纪念性的标志性建筑物。一提牌坊,济南人都知道,在经十路纬十二路附近有一个地方叫“五里牌坊”,就是以此处原有一座孝女石坊而得名。清末一张济南地图显示,现在的泉城路东端,一百年前曾有一处高大的木牌坊;据老人回忆,如今的共青团路东段,过去叫估衣市街,街上曾有一座气势宏伟的跨街金属牌坊。近年来,大观园进行改造,在北门、东门以及大观庙前新修巍峨壮观大牌坊三座。值得济南人自豪的是,世界最大的汉白玉牌坊就坐落在舜耕山庄,这座牌坊为三门四柱挑担式结构,高8.6米,宽13.8米。
其实,要论济南牌坊之多,时光还得回到明朝。那时的济南古城,可谓牌坊林立。据乾隆年间《历城县志》引旧志记载,明代时济南共有88座牌坊。其中,祠庙牌坊有15座,衙署牌坊33座,缙绅牌坊以及纪念性牌坊40座。这些牌坊大都集中城内及城厢一带,多为木结构和木石结构,纯石牌坊为数不多。
济南府学文庙由“宋熙宁年间郡守李恭建”,“明成化十年,知府蔡晟增两庑像龛,建坊树屏……”由此可知,府学文庙前牌坊(即棂星门),初建于明成化十年(1474年),由济南知府蔡晟所建。整个牌坊金碧辉煌、宏伟壮观。坊额上刻有“海岱文枢”四个大字。文庙前还有左右配坊各一座,坊额分别为“德配天地”和“道冠古今”。该牌坊1952年移至大明湖南门,坊额改为于书佃所书“大明湖”三个鎏金大字。1984年按其原样重建为钢筋混凝土式牌坊,比原坊旧制增高半米,加宽一米多。在县学文庙前也有三座牌坊,正坊坊额为“泮宫”,左右配坊坊额分别为“江汉秋阳”和“金声玉振”。在南门里舜庙前,“树左右以坊者各一,左额曰‘重华协帝’,其右曰‘大格孝亲’。”另外,山川坛、社稷坛、碧霞宫、五龙宫、来鹤桥和朱公祠前也各有牌坊一座。
今日之珍珠泉大院,明朝时为德王府,清康熙五年改为山东抚院。德王府前曾有四座高大牌坊,正前坊坊额题为“钦承上命”,正后坊题为“世守齐邦”,左右配坊分别是“尊训守礼”和“廉恭孝义”。明正统五年(1440年),始设山东巡抚;成化元年(1465年),在今旧军门巷西侧修建了巡抚衙门,称为“巡抚都察院”。后随巡抚职责的增加,至万历八年(1580年),其职衔全称是“巡抚等处地方督理营田兼管河道提督军务都察院右(或左副)都御史”,其衙门也改称“督抚军门”。督抚军门的建筑很是气派,门外建有高大牌坊三座,正坊坊额原为“督抚军门”,随后改题为“文武为宪”,不久又改为“文经武纬”,明末又改回“督抚军门”。左右坊额分别题为“齐鲁总镇”和“海岱长城”,后来一度改为“清勤表吏”和“敬简临民”。山东布政司(今省政府)前也有四座牌坊,其街南首一座题额为“保厘东土”,门前正坊题曰“海岱雄藩”,左右配坊则分别题为“旬宣”和“康阜”。另外,按察司、都司、提学道、济南府衙、贡院等处均有牌坊数座。
牌坊的另一功用在于表彰功德和炫耀标榜,这类牌坊在当时济南占了一半以上,牌坊主人大多是一些官宦缙绅和文人学士,譬如,李攀龙的“海内文宗”坊、按察司街谷继宗的“海岱精华”坊、位于东门外刘敕的“三齐文献”坊,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为纪念济南本土学者、诗人、一代名臣殷士儋,当时在老城西门里建有两座石质牌坊。坊额分别题为“黄阁调元”和“天恩褒赠”。《聊斋志异》中“狐嫁女”所写“殷天官”,指的就是明代文渊阁大学士殷士儋。他为官清正,关心民瘼。明代末季,党争甚烈,他愤然辞官回到济南,选定万竹园为栖身之处,取“万民同乐”之意,将万竹园改为“通乐园”,并建“川上精舍”,著书讲学,从者如云。殷士儋去世后,葬于党家庄东的凤凰山南麓。当时,还有一位济阳人叫李希周,生前曾经拾到巨金归还主人,后来他一直活到100岁辞世。为表彰他拾金不昧的功德,李希周去世后,人们特地在抚院东面修建了一座“百岁坊”。
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牌坊不仅建筑结构自成一格,别具风采,而且集雕刻、绘画、坊额文辞和书法等多种艺术于一身,熔古人的社会生活理念、传统道德观念、旧时民风民俗于一炉,具有瑰丽的艺术魅力、很高的审美价值和丰富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济南明代的88座牌坊,到清初时已经“存者无几”。有清一代,人们又开始大兴牌坊建设。如,“顺治十三年,巡抚夏玉于梯云溪(今芙蓉街)上筑桥曰‘青云’,建坊曰‘腾蛟起凤’。”(《济南府志》)当然,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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