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群中,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可谓是自学成才的典型。钱先生一生从未上过大学,更未出国留学,完全靠自学苦读成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根据钱先生的回忆,他从 18岁起,就在家乡无锡做乡村小学教师。当时蛰居乡村的他,既无名师指点,又少学友切磋,用钱先生自己的话说,他是在茫茫学海中,一路摸黑,“在摸黑中渐逢光明”,寻出了一套适合于自己的读书方法和为学路径,而这套读书之法和为学之道,对于我们当今芸芸学子而言,无疑也是具有启迪和借鉴作用的。
读书贵有耐心、恒心,不可存懒惰、浮躁之心,这是钱穆先生在谈读书方法时十分强调的问题。这里的所谓 “耐心”、“恒心”,是指读书贵在坚持,一以贯之。如果读书不肯平心静气,专心阅读,易患懒惰之病;而读书预存功利之心,为成名成家的目的而读书,又易心浮气躁,患上浮躁之症。既懒且躁,读书自然不会长进。所以,钱先生强调读书为学,“意志坚强最为要着”。钱先生在走向大学讲台前,先做过10年乡村小学教师和8年中学教师。在这18年中,他笃志苦学,读书极勤,“未尝敢一日废学”。在三兼小学,夜间读《昭明文选》,极倦始入睡。在荡口鸿模学校,读章学诚《文史通义》、夏曾佑《中国古代史》,“读之甚勤”,“至形于梦寐间”。他常效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之例,在早晨读经子之书,夜间读史书,午间读闲杂书。夏夜,为防蚊虫叮咬,他把双脚纳入瓮中坚持夜读。钱先生早年读书,一年四季,从不懈怠,苦读旧籍,博览群书,日求长进,这为他日后学有所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在这茫茫学海中冥思苦读的深厚积累,他要想从中国乡村这块学术瘠土中拔根而出,则是很难想的。
读书贵能欣赏领会,与作者精神互起共鸣。曾国藩称 “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为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曾氏此论深为钱穆先生所欣赏、赞同。钱先生称读书不仅要入乎其外,读懂书中材料,更要入乎其内,了解作书之人和蕴藏在书中背后的时代精神。所以,读书贵能欣赏领会,与作者声气相通,互起共鸣,把已死的材料转化成为时代所需要的活的知识和精神。钱先生以读《水经注》和《世说新语》为例,作了这样一番剖析:《世说新语》不只是材料,我们要由此书了解魏晋那个时代的思想与精神。同样,《水经注》也不只是材料,要懂得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各种历史上的变动,都可在此书中透显出种种信息。
从大处着眼读书。读书贵博,又贵能由博返约。 “博”就是要多读书,博及群书后,还贵能从大处用心,进行归纳会通,这就是“约”。近代学人多认考据训诂为读书治学的不二法门,其实单从训诂考据一途来读书,往往专从难处下手,容易忽略书中平正通达的部分。这样读书易流于琐碎,而不得大体。钱先生对这种读书为学之道,深不以为然。他说:“读书为学,不先融会大义,只向零碎处考释,则此路无极,将永远无到头之期。照此下去,尽可遍天下是读书人,而实际并无一真正读书人”(钱穆:《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所以他强调,读书为学,要着眼于大处、远处,不专为得一些零碎知识而读书。
书人人可读,但读书的技巧和方法不同,所产生的效果也截然相异。在具体的读书方法和技巧上,钱穆先生提出了直闯式、跳跃式、闲逛式等读书方法。他说读书的方式,或采直闯式,不必管校勘、训诂等枝节问题;或采跳跃式,不懂无趣的地方,尽可跳过,不要因为不懂而废读;或采闲逛式,如逛街游山,随兴之所至,久了自然可尽奥曲。
为什么读书?读书的宗旨和目的何在?钱穆先生在这方面也贡献出他自己的意见。他说: “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的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钱先生“一流”、“二流”的划分,主要是从学贵致用的层面着眼立论的。任何一位学者在读书为学时,都不能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分疆划立,他都要关注现实,为时代服务。惟有如此,读书才有目的,治学才具有意义。如果完全抹去对现实的关注,埋首学问,不问世事,即便你有第一流的成就仍会退居第二流的。钱先生一生以读书、教书、著书为正业,他是书生,是学者,但他又不是埋首书斋、孤芳自贵、不问世事的学者,而是一位具有强烈经世意识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学者,他教诲学生要以“领导社会,移风移俗”为一流的志向所在,其目的正在这里。读书不忘爱国。钱先生对读书为学宗旨的一番论述,语重心长,对后学寄予了殷切地希望,对于我们今天的学子读书为学,仍然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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