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跃荣《诗词漫谈》
第二十章
我还可以直接引用偏重于“和乐而诗”的人们的观点让“倚声填词”的妙论不能不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
“诗余”、“近体”无非只是当时人们对创新的诗词形式的别称而已（现代人还将格律诗称之为“近体诗”是一种附庸风雅的盲从，不然他就应该能活千年），纠缠这些名词解释原本就没有什么学术可言，尤其对诗词创作而言原本就毫无意义，恰恰又在解释“词”的别名“诗余”这两个字时，有一类很有市场的观点，说的是“诗亡后乐府作，乐府亡后词作，故词乃诗余”。仅从这类语言的句式结构上看，无非是模仿了老子《道德经》的语言模式：“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而已。然而，这些人显然是没读明白老子的这句话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明白“道”与“德”为何物，又怎么可能读懂《道德经》？所以才会将“失道”读成“道亡”，老子的理念里“道”可能会亡吗？同理，在中国语言文化中，大量的诗词作品必然要收入汉语言文字资源库的，诗或词又怎么可能消亡呢？即便是按孔子所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修行加努力才可成学问”之语言模式，“诗余”也没有“诗亡”的意味。
这里就不纠缠这些腐儒的语病和智能问题了，只就其本原意思解读其中的信息，显然其中真正的意思只可能是：“因为诗不能和乐了，于是乐府就出现了；因为乐府所倚的乐曲消失了，所以（与新生代乐曲相配的）词就出现了（进而，因为词所倚的乐曲消失了，所以（与新生代乐曲相配的）南北曲就出现了。注：南曲为宋曲别名、北曲为元曲别名）——这就是‘诗余’作为宋词别名的来由”。这种说法显然还是将乐府作为能和乐的诗看待的，这一点自然没错（前面我已经做过系统论述，就不再赘述），而认为宋词（包括唐词）是诗与乐府之后的产物，这也是有案可查的，至于词出现的时候乐府是否就完全消失了的问题，也无需在此处纠缠。但其中认为诗不能和乐则纯粹属于概念错误，不谈也罢！这里只需集中注意力于一个核心问题：这种观念认为“是新的流行音乐替换了过时的音乐而使得乐府无乐可合之后，词便随新生代音乐产生了”。持这种观念的人无疑是“倚声填词”者或者认为宋词的本质就是“和乐的诗”的人，我们就解析这个！
词的确是在“和乐而诗”的环境下产生的，这一点不假，但并不能以此证明“词就只能是和乐的诗”！好比说，一颗种子可以在一块土壤中生长，正如和乐的诗适宜于和乐环境下创作，但可以和乐的诗只是诗的一个子系统而已，或者还仅仅只是词艺术的萌芽，如此一来，自然就会有萌芽是否可以长成的问题，或者还有长大后是否能开花结果的问题，或者还有是否只开花不结果的问题，或者还有开的花是否美丽的问题，或者还有结的果是否可以食用的问题，…。那么，怎么可以用萌芽而决断未来发展呢？人们还特别喜欢庄子的“蝶梦”呢！换句话说，怎么能随意决断在和乐环境下萌芽的诗词艺术就不能具有诗的一切特质、就不能是诗的创新和发展、就不能发展成为不一定要和乐的诗词艺术呢？再比如一块土壤适宜种植某种植物，但这块土壤只能生长一种植物的话，这块土壤一定是极其贫瘠的！中国文化土壤会是这么贫瘠吗？在诗词和乐风行一时的环境下可能扼杀一切不一定要和乐的诗词艺术吗？果然是这样的话，中国的文化环境可就真正太恶劣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认为“宋词的本质就是和乐的诗”的观念是极其荒谬的，持倚声填词观念的人也太过浮浅了，说起来真的很没意思，但不说它却又危及到中华诗词文化的复兴与发展，所以才不得已而必需强烈抨击以剔除之！
还真不需要谈膜拜“和乐而诗”者的这种“诗余”之说是否正确，有一点却是肯定的，这种说法实实在在地揭示了诗词文化发展的一个自然规律，而且这个自然规律已经被中华诗词文化的发展历程所鉴证！这个自然规律就是：凡是为某个时代的音乐“和乐而诗”的创作模式都必然会无可阻止地随着这个时代的音乐形式的消亡（过时）而消亡！而且，凡是以时代或民族文化为背景的音乐形式也必然会随时代的变迁和民族文化的进步而更新换代！或者说任何社会的流行音乐都终究会过时，无一例外地都逃不脱其必然消亡的命运，也必然地决定了倚生于音乐的“和乐而诗”的不可逆转的自然结局。而且，只有以内涵生物信息为主体的音乐才可能与世长存！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其本质的内涵是濒危中的生命群体为抗争、为生存的呐喊，其时代的特征和文化的背景仅仅只是其浮在面上的浅浅的表象，那些企图改写这首国歌的人其实连其中的生物信息都没能感受到！再例如世界级优秀的音乐作品之所以没有国界、没有种族文化和时代可隔断，是因为其基本特征都是不受文化背景制约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文化是人的思维的产物，自然是有国界和时限的，而艺术和音乐都是以传达生物信息为主体而不全是传达思维信息的，生物信息内涵越丰富则越是无国界和无时限制约，也越是容易被不同种族及其文化所接纳！读者或许明白了，“和乐而诗”只不过是借助于音乐而强化诗词所蕴含的生物信息而已。这些问题早在本文的前面几章中就已经详细论述过了，不再赘述。
于是，按文化发展历程来鉴证：当唐代文化盛兴时必然促进人们对音乐的理解和表现水平的进步和创新，文化盛兴也必然促进了诗词艺术的形式和表现水平的进步和创新，自然就会导致与过时的音乐“和乐而诗”的乐府便无声无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唐词、宋词及其可以与之相匹配的音乐；再接着随着宋朝的改朝换代及其统治者所推行的文化变异，与过时的音乐“和乐而诗”的宋曲便无声无息地一刹间被元曲所取代；进而随着文明的进步，语言文化和音乐艺术的独立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于是，明代和清代都没再刻意地创生自己独立的“和乐而诗”的诗词模式，继承的其实都是不再为“和乐而诗”的诗词文化（于是宋乐就无法再依托宋词而留传下来）和进化而演变了的元曲（在和乐意义上，元曲是宋曲的进化，但这两个朝代的诗词文化其实是迷失的，之所以迷失还是缘于无法彻底摆脱“和乐而诗”的迷惑，所以，明代诗词相对来说最无品质，清代的诗论、词论中的垃圾特多）；又接着，随着白话文对中华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元曲早已成了残枝败叶或者被地方戏曲所演化，新文化的百花齐放而有了实际上根本就不再是为“和乐而诗”的诗词文化的继承（发展可谈不上）、与“和乐而诗”无关的现代诗文化、可吟可唱却未必需要和乐的诗歌艺术以及与音乐相关的民间曲艺（如地方戏曲）、外来及自创的歌剧、美声与流行歌曲。这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特别是现代人最值得庆幸的是，人们实际上已经将诗词艺术与为乐曲填词或配乐的“和乐而诗”决然分开，并拒绝再受、也没法再受“和乐而诗”的困扰（那些试图用似是而非、莫名其妙的“乐谱”形式记录词谱的人都是在顽固地对抗自然规律和扭曲文化），这就有了现代诗文化可以同古风、唐诗和不纯粹是为“和乐而诗”的宋词文化在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中永生的条件和机会，这可得归功于文学与音乐的各自归位而不再相互纠缠。
其实，这种文化发展历程的鉴证还可以追溯到唐宋以前，古乐曲其实已经在魏晋时期就开始了逐渐消亡了，其命运也是遵循自然所法定的轨迹。宋乐曲的消失自然也是复写了古乐曲消失的历史，当宋词的创新使其数量、题材和体裁都已经极其丰富多彩而无法再与宋乐相和时，人们就不能因此而将妨碍宋词艺术繁荣进步的宋乐抛弃么？或许这时候人们才开始普遍认识到诗词创作原本就不需要“和乐而诗”的？至少也可肯定是宋乐过时了才会被更新换代！文化鼎盛时期的人们可以放弃古乐，而文化衰败时期的人们则为失去宋乐嚎啕，这就是所以然与之所以然！对古乐曲的兴趣应该是考古学家的事，其实与诗人、词人们根本就毫无关系，复古派何必假作斯文？即便是音乐家对古乐曲太有兴趣还可能吞噬他们可能有的那点儿音乐天赋。
总之，不论“倚声填词”究竟是怎么回事，却可以肯定这种怪诞理论所倚仗的（或遮遮掩掩的）无非是“和乐而诗”而已，既然“和乐而诗”必然是诗词文化中的短命鬼，且无论何种形式的“倚声填词”无疑地既受音乐艺术的创新与发展的制约，还损害和亵渎着音乐艺术的高雅，同时也严重地污染了诗词文化的环境，更不用说是如何制约诗词文化创新与发展的！人们之所以至今都不能真正认识宋词艺术，根源就在于此！宋人除了和词之外，即便是和乐而诗也都有着明确的创作内涵，所以常在作品前加一段说明文字。而现代人写格律诗显然被一个“填”字禁锢着，几乎没有创造能力了，所以才迷恋于你和过来、我和过去。“倚声填词”既然是这么一种祸害，还可能有什么价值呢？中华诗词文化早就应该摆脱“倚声填词”的困扰和破坏，在今天的文学与音乐各自归位了之后，当代人完全可以满怀自信地对“倚声填词”笑吟吟地说：“永别了，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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