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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刚 中国画论解读(三)

画山水序

南朝宋·宗炳

一 原文

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像。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隗、许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游焉,又称仁智之乐焉。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

余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愧不能凝气怡身,伤跕石门之流,于是画象布色,构兹云岭。夫理绝于中古之上者,可意求于千载之下,旨微于言象之外者,可心取于书策之内,况乎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貌色也。

且夫昆仑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今张绢素以远映,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划三寸,当千切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远。是以观画图者,徒患类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势。如是,则嵩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于一图矣。

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

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藂,独应无人之野。峰岫峣嶷,云林森眇,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

二 全译

圣人以道心映照万物,贤者以虚怀体味万象。至于自然山水,既具形质又有灵趣。因而黄帝、尧、孔子、广成子、大隗、许由、伯夷、叔齐这些古圣先贤,必然有崆峒山、具茨山、藐姑射山、箕山、首阳山、大蒙山这类名山胜地之游,这又叫“仁智之乐”(即《论语》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大意为:圣人以神思与道通为一而贤者希望通达于此,山水以美好的形质表征道因而仁者乐于游玩)说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眷恋着庐山、衡山,久违了荆山、巫山,不知不觉间便到了老年,自愧不能凝积精气、颐养身体而重返强健,一想到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游历石门等地就感到哀伤,于是画像布色,作这云岭山水图。古圣体会过的神理(即道)失传于中古以前,千载之后经过努力探索尚能意会到;先贤领悟过的意旨难以用语言、形象表明,通过勤奋钻研仍能用心从文献中感受到,何况是亲身前往名山大川流连徘徊,反复观赏,进而以画笔传写山水本身的形质、色彩呢?

进而,昆仑山很大,而观察它的眼睛很小,如果眼睛距离昆仑山太近,便会看不见昆仑山的整体轮廓、形状;如果远离数里,昆仑山的轮廓、形状就会尽收眼底。这实际上是因为距离越远,所看到的对象就越小。现在如果展开绢素写照远山,那么巨大的昆仑山便可以在眼前方寸大小的绢素上描绘出来。竖着画线三寸,就能代表千仞那么高;横着涂墨数尺,就可以表示百里那么远。因而观赏图画的人,只担心画得不巧妙,而不会担心因为画幅大小而影响对画面形象真实感的体会,这是自然而然的。如此,嵩山、华山的秀美,天、地的灵趣,都能在一幅画中得到展现。

如果(作者)在画山水时既能遵循“应目会心”(大意为:眼睛看到的真实对象与内心本有的对此对象的认识契合)的道理,又表现得很巧妙,则观赏者在画中看到的与领悟到的也会(与作者)一样,看到的与领悟到的都能与(自然山水之)“神”感通,与“理”契合,即便再澄静胸怀去游览、感受自然山水,又能增加什么呢?再说“神”本来就没有具体形貌,难以把握,它栖息于山水形象中,而只与同类互相感通,“理”也栖居于山水影迹中。如果能将自然山水的“神”、“理”捕捉到并通过画笔巧妙地表现出来,也就穷尽了山水画之道。

于是闲居无事,调节心志、和畅意气,饮酒弹琴,展开画卷,静心晤对,坐着就能追想幽深渺远的自然景致,既不远离世俗社会(按:“天励之藂”难解,日本学者福永光司认为“天励”可能是“夭励”之误,意为:“灾害聚集的地方,即现实的人间社会”,宜从),又可以独自一人神往于杳无人迹之境作逍遥游。峰峦峻峭,山岫险深,云烟高远,林木丰茂,古圣先贤映现眼前,万千灵趣融会着他们的神思,(在此时)我还能干什么呢?和畅神思而已。和畅神思(圣贤与我)又哪里有什么先后呢!

三 解读

宗炳,字少文,南阳涅阳人,举官不就,“栖丘饮谷,三十余年”,为南朝刘宋时期著名隐士画家,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结宇衡山,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宋书·宗炳传》)其高洁的隐逸人格,对后世山水画家影响巨大,如元代逸品画家倪瓒《顾仲贽见访》诗有云:“一畦杞菊为供具,满壁江山作卧游。”等。

宗炳《画山水序》是我国绘画史中第一篇山水画专门论文,对盛唐以后逐渐形成的“画家十三科”中以山水打头格局具有开启、规范作用与重要影响,为历代画论家重视,如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明王绂《书画传习录》、近人郑昶《中国画史全史》、俞剑华《中国绘画史》等均有转录、引用与发挥,尤其是在明末清初心学大阐与“狂禅”思潮的激荡下,在明清易祚的政治氛围中,与强调“复古”、法度的“四王”正统派相反,遗民派山水画家纷纷强调扫落筌蹄,抛弃法度,皈依宗炳《画山水序》,形成了一种强大思潮。如“澄怀”常出现在萧云从的画题中;程正揆曾画有五百余幅山水画,均命名《卧游图》;渐江名其画斋为“澄怀观”,宿处为“澄怀轩”;戴本孝曾有题画诗跋云:“欲将形媚道,秋是夕阳佳。六法无多德,澄怀岂有涯”,另一画跋云:“宗少文(炳)论画云,山川以形媚道,乃知画理精微,自有真赏……触景见心,仁智所乐,不离动静。苟非澄怀,乌足语此”等。《画山水序》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其一,强调形上形下打成一片,且能“妙写”时,才能画好山水,如“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等。

其二,在山水画论中首次提出难见端倪的、“形而上”的“道”、“理”、“神”等观念并加以探讨,认为不但山水画家可以捕捉到它们,而且能在绢素上加以表现。

其三,率先深入探讨了很多山水画中的“形而下”问题,如远近、大小的透视问题(“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竖划三寸,当千切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等),又如认为绢素的形制大小不会影响对自然山水真实感的表现(“今张绢素以远映,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

其四,第一次讨论了很多绘画心理学问题,如认为创作、欣赏山水画的心理基础是虚静(“含道”、“澄怀”、“闲居理气”等),无为(“余复何为哉”);又如不但认为山水画创作者与欣赏者二者在心理上存在着“异质同构”(“是以观图画者,徒患类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势”、“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也同应,心也俱会”等),而且“异质同构”也存在于创作者、欣赏者与自然山水之间(“峰岫峣嶷,云林森眇,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等)。

其五,初次探讨了山水画的“畅神”审美功能观,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此前源远流长的以“劝善惩恶”为主导的绘画功能观,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山水画史。

其六,“以形写形,以色貌色”、“栖形感类”、“应目会心”等观念与用语对谢赫“六法”第三法“应物象形”、第四法“随类赋彩”等的提出有重要影响。同时,“以形写形,以色貌色”观念又与顾恺之的“以形写神”大异其趣,前者更强调主体的无为,后者反之。

其七,强调山水画家应亲身到自然山水中观察、体会,此后逐渐形成山水画“师造化”的优秀传统,如北宋郭熙说:“身即山川而取之”;明代王履说:“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清初石涛说:“山川使予代山川立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等,均当导源于宗炳《画山水序》。

(此文发表于《中国书画报》2012年第021期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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