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创作历程与其生平境遇密切相关。早年深受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念影响，有“奋励有当世志”的抱负。出任杭州通判以后，苏诗的特色呈现出缤纷繁华的色彩 ; “乌台诗案”发生前，诗作多是牢骚满腹，遇事即言，对新法多有指摘;贬黄州后，诗意多所寄托，心境上有所调适，诗文境界日趋圆融。
元祐年间，虽然获得重生，但仍受小人诽谤，于是自请外任，诗风清俊; 至绍圣年间，贬至惠州、儋州后，又回复到黄州的贬谪模式，创作了不少好作品，诗风由雄健豪迈转为追求淡雅高远，艺术成就上趋于圆熟，体现了诗人淡雅致远、高风绝尘的情操，所以儋州时期的诗作已是臻于炉火纯青的最高人生境界。本文即以苏轼儋州时期的诗作为分析对象，对其艺术特色和艺术风格略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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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艺合一，真实自然
苏轼的文学理念，突破了传统文道观的局限，他的道，既已突破历来的道学家、古文家、儒家道统之局限，又转化成生活实践中致用应物的道。在《书李伯时山庄图后》云 : “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虽然，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
“有道”虽掌握了“神与万物交”的创作规律，但是无技艺以表，则心虽识其所以然，而手则难将“形于心”之客体和盘托出。故仅是“有道”，还须配以精熟的技巧，即是“有艺”。
在《与谢民师推官书》云 : “求物之妙，如繋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苏轼认为，文学艺术的“道”是指“使是物了然于心”，即经由对生活经验的体悟，才能够高瞻远瞩地全面创造艺术的形象。在艺术构思的过程中，须集中精力，排除一切外在的干扰和内心的杂念，如此才真正做到“了然于心”，文学作品方能呈现出“千变万化，未始相袭，而各当其处”的独创风格。
“了然于口与手”即艺术的表达，也就是文学艺术的“艺”。有了这道艺合一，兼容并蓄，掌握了规律性的创作原则，将熟练的艺术技巧应用在作品中，即产生了得心应手的佳作。苏轼道艺合一的文学思想，与现实生活结合，反映社会问题。因宋诗重义理是其主流，诗人对生活事理有所感触，于抒写之时，在诗中表明对事物的态度和人生哲理。
如《和陶劝农六首》其二，诗云: 天祸尔土，不麦不稷。民无用物，珍怪是直。播厥熏木，腐余是穑。贪夫污吏，鹰击狼食。
海南早期尚未开发，地方官吏并未尽心力去拓荒开垦，教导百姓如何播种百谷，任由良田荒芜，这都是由于贪官污吏所致，他们的行径犹如鹰狼般肆虐蚕食。苏轼以诗歌来揭露当时政策的不当，民生的艰难，官吏的腐败，表现了他虽是贬谪身份，但仍不忘关心民众，以主观的情感将社会的真实面貌抒写出来，颇有社会意义。
苏轼重视主客观的和谐一致，要能达到身与物化，神与物交的境界，这一点在他的题画诗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如他的题画诗《题过所画枯木竹石三首》其一，诗云: 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石传神。山僧自觉菩提长，心境都将付卧轮。
“为竹写真”与“与石传神”都是表现其内在精神的真谛，将意念专注投入画中，画境中的传神之貌自然显露其中了，道艺相融，得心应手，自然便可意会传神。谪居儋州的苏轼，以诗遣性，任真率直，将其情感思想表露在诗意中，反映现实的心情与观感。
《和陶王抚军座送客再送张中》一诗中“汝去莫相怜，我生本无依”、“梦中与汝别，作诗记忘 遣。”之句，以浅显自然的语言描绘出与友人之间的真挚友情，“汝去莫相怜”“梦中与汝别”，流露出彼此的相知相惜之情。
苏轼寓居儋州，虽然以旷达自处，但也有怨言，“宁当出怨句，惨惨如孤烟。但恨不早悟，犹推渊明贤。”诗意内容是尽和渊明的真意，表达尊崇、钦佩，希望效仿陶渊明，任何处境皆能安然处之，虽有怨言，不失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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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托物言志，新意迭出
托物的比兴法，是诗人欲借外在事物景象，来寄托内在情思的悲喜，兴会所至，乃可以吟咏。儋州时期的苏轼诗作，多所用托物言志的手法，以表心绪。
如《汲江煎茶》，诗云: 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这首诗取材虽小，在构思上却奇特，表面上虽是描写煎茶煮茶的过程，实际读来却情致绵长，南宋诗人杨万里评价此诗 : “唐律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 一句之中，字字皆奇。”是苏轼晚年托物言志的名作。
这首诗生动细致的描绘了诗人从汲水、舀水、煮茶、斟茶、喝茶到听茶的整个过程，虽是日常小事，却显得诗意盎然，饶有趣味。虽然谪居海南，但仍不改往日气度，依旧乐于煮茶品茗，表现出诗人超凡脱俗的豁达情怀。在最后一联中，诗人说自己饮茶难禁三碗，就在这月夜中，听着海南荒城里传来那报更的长短不齐的鼓声，意境凄凉惨淡，可见诗人被贬的凄凉和寂寞之情。
在儋州，苏轼生活虽然枯寂，但诗意的境界却呈现出精深圆融成熟之美。昔日行文赋诗，常直抒胸臆，经几次的贬黜后，有所收敛。思想由儒家的积极，渐入佛道的超脱意境。苏轼在儋州的作品中，即有新意与妙理于其中。
如《次韵王欎林》，诗云: 晚途流落不堪言，海上春泥水自翻。汉使节空余皓首，故侯瓜在有颓垣。平生多难非天意，此去残年尽主恩。误辱使臣相抆拭，宁闻老鹤更乘轩。
此诗言明着“晚途流落不堪言”的苦楚，被贬儋州，处处不便，带来着极端郁结的情绪，姑且以开朗超脱的态度面对，不过心中北归的浓度，丝毫未减，北归的渴望，反映出诗人心境的悲凉与反抗心理。于风烛残年时，仍然不忘有报效国家的机会， 发出“此去残年尽主恩”的心声。诗意内涵富有新意，虽有牢骚“平生多难”但“非天意”，认为臣之事君不是随事迁而变，建功立业的信念丝毫未减。用最自然、最简单不雕琢的手法，抒发了他忠君报国的理想。
又如《藤州江上夜起对月赠邵道士》一诗，云: 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径寸珠。堕此百玉盘。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起舞者谁歟，莫作三人看。峤南瘴疠地，有此江月寒。 乃知天壤间，何人不清安! 床头有白酒，盎若白露溥。独醉还独醒，夜气清漫漫。仍呼邵道士，取琴月下弹。相将乘一叶，夜下苍梧滩。
以丰富的语言，描绘在夜色中对月的情境，营造出一种流畅自然的气氛。在皎洁月色中烘托出 “起舞者谁歟，莫作三人看”的情景，赏月者的心情是明镜如月，此时佳景，有酒相伴随，在半醉微醺之下，慨叹天壤之间，“何人不清安”，邀上好友邵道士，乘着一叶扁舟，直下苍梧滩。语言平淡自然，但细致品读，却能够领略到诗人心灵的空明，意在言外，妙理在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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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格平淡简远
苏轼善于将现实人生与艺术人生结合融汇，将二者凝结成曼妙动人的艺术。在条件艰苦的儋州， 苏轼以旷达自适的态度，面对起伏诡谲的人生风雨。这一时期的创作，从早期少年提倡豪放、雄壮的风格，转为尊崇平淡朴质的风味。
他在《评韩柳诗》一文中云: 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 苏轼推崇“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的风格， 这种诗风的特点是浓烈的感情，如涓涓细流般淡淡而出;丰富充实的内容以精练的手法表达。初看是枯淡、干瘪，但仔细品味，则蕴藏着动人的韵致，体现出一种淳然无遐的性灵美。苏轼贬谪儋州时期的诗作的艺术风貌丰富多变且极具特色。
生世本暂寓，此身念念非。
坎坷识天意，淹留见人情。
梦幻去来，谁少谁多。弹指太息，浮云几何。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
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
以上列举的苏轼儋州诗作的内容，皆能体现出平淡简远的风格。苏轼用云淡风轻的叙述方式，抒写出对生活的感受，呈现一种宁静平和的心境。
宋诗扩大题材，反映多方面的现实问题，往往把日常生活中琐细事物入诗。苏轼更将此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善于将日常琐事细腻地入诗，于平淡中见真味。如《谪居三适》显现出苏轼于“天低瘴云重，地薄海气浮”的海南，以闲适轻松的态度，去适应气候环境上的变化。“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我生有定数，禄尽空余寿”、“谁能更包裹，冠履装沐猴”，一切尽人事的宿命，不必争求太多，觅得一块可读书、可休憩之所就心安。
概而言之，苏轼儋州诗作的特色，看似平淡，实是意蕴深远，乃在用一种超然的审美态度来品味生活的乐趣，风格冲淡超脱，将其艺术风格推向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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