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之惠州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这句在《自题金山画像》中的话，虽然带着极大的自嘲意味，却也是一种自我肯定。苏轼的一生因政治迫害而三次被贬，贬所黄州、惠州、儋州一次比一次边缘，被贬谪在黄州惠州儋州期间是他政治上最失败，生活上最困难的时期。

然而就苏轼一生的文学创作和思想历程来说，被贬这三州期间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对人生的体验也升华到对人生意义哲思的深刻体会。这个时期成全了苏轼，一种进退自如、超然人生的文人士大夫的最高精神境界的伟大人格在他身上形成。

苏轼一生的词作有两千多首，其中在黄州惠州儋州所作的大概有六百多首。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他就先后写下了60首诗词和几十篇散文、序跋。本文从苏轼在惠州期间所作的诗作和活动谈其寓惠期间的思想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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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世永相望”的人生态度

宋哲宗绍圣元年，新党再起，章惇一伙对 “元祐党人”进行疯狂的报复、迫害，苏轼首当其冲。哲宗两次对东坡加重处分，把苏轼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苏轼无端遭受他人生中的第二次重大打击，这次是被贬偏远荒僻的蛮瘴之地——惠州。

在途中仍心怀希望以为“吾南迁其速返乎！”的苏轼，兴奋地写下《临城道中作并引》：

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应愚谷能留柳，可独衡山解识韩。

不想事与愿违，再次被贬至更偏远的地方，惠州距离定州四千余里，当时落后的岭南广东，人们称之为蛮瘼之邦，气候炎热，疾病较多，又被称为瘴疠之地。如果说被贬黄州的时候还有东山再起的希望，那么，被贬惠州则大有老死异乡的况味了。

北返无望，生活困难，身体又不好，苏轼如果不借助精神上和灵魂的力量，恐怕支撑不了他渡过眼前的难关。对于苏轼这样的封建知识分子来说，佛老思想和诗文创作，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自我调适方式。

苏轼早年就已对佛老思想有所接触，早在被贬黄州时期，苏轼就是依靠汲取佛道真义来使自己面对困顿的生活，保持内心的平静。被贬惠州是谪居黄州生活的继续，苏轼在惠州时期的思想也是黄州时期思想的发展。并且被贬之后，无官一身轻的苏轼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写作。也因为被贬后的他身份不再高高在上，他可以更多地接触和了解下层民众的生活，创作更多贴近生活或针砭时弊的诗文。 所以，苏轼在被贬惠州期间，一方面他是出世的超脱的，另一方面又是入世的凡俗的，于悲凉中夹杂着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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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平淡逸致

晚年再度被贬，数十年的政治浮沉使苏轼清醒了，此时的他深知政治环境的险恶，也对现实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带着释然的心境，苏轼在翻越大庾岭即将踏入广东时，写了一首《过大庾岭》：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静。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

“浩然天地间”、“身世两相忘”恰当地表明了他在贬谪期间高洁的志向和坦然的心境。被贬至惠州后，苏轼在思想上发生重大变化，对政治不再抱有幻想，佛老的虚无思想变得更加浓厚，而关心人民疾苦的感情也更加深厚。

偏远的惠州正因为它的偏远成就了苏轼，政治上的挫折和生活上的窘迫并没有击倒苏轼，偏远反而使他远离了政治漩涡和政治迫害，宁静的生活使他益老弥坚。惠州气候温暖，常年甜瓜香果不断，有荔枝、龙眼、柑橘、杨梅等超甜果，苏轼喜爱甜食，岭南这一在别人眼中的瘴疠之地在苏轼眼中却平添美妙。

到了惠州，苦涩失意的贬谪生活，因为千年岭南佳果——荔枝而带了丝丝甜蜜。苏轼在惠州写了好几首赞叹荔枝的诗作，其中《食荔枝》一首最出彩：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

这首诗可谓道尽了苏轼在惠州期间的恬淡自足心态。 同样是写荔枝，另一首《荔枝叹》则全然不是单只抒写个人情感了，转而关怀民间疾苦，为民请命，矛头直指宋朝皇帝及其谄媚之臣。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荔枝叹》借汉和帝时期和唐玄宗时期因赶运荔枝给百姓带来的灾难这两件历史旧事，来讽刺当朝的哲宗皇帝及当时一批争宠献媚的朝臣。“丁”、“蔡”、“斗品”、“姚黄花”等字眼锋芒毕露，毫不掩饰，可见苏轼意在直接揭露与鞭挞。

谪居惠州时期，苏轼在生活态度上大有一种“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平淡逸致，这从他所写的和陶诗可以看出。苏轼在惠州一共写了47首和陶诗，是其在晚年创作高峰时期完成的。苏轼对自己创作的和陶诗也很得意，他说道：“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

30年的政治沉浮让苏轼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不是生命的长度以及生活的享受，而是在有生之年活着的价值，这些思想都一一体现在他这一类的和陶诗中。平淡自然是苏轼和陶诗最大的特点，“诗言志，歌咏言”，诗作如此，苏轼在这一时期的生活也与他所写的诗一样老熟平淡，静谧自然。

在诗文上、思想上赞赏陶渊明的苏轼，在生活上也学了陶渊明一把。贬寓在惠州的苏轼生活极其艰苦，乐观且智慧的苏轼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向王参军借了半亩地来种菜，有时也种一些药材。作为大文豪的苏轼在劳动中当然也不忘诗歌创作，写下了不少诗词，如《小圃五咏》中所咏的人参、地黄、枸杞、甘菊、薏苡。后来他的白鹤峰新居落成之后，苏轼更是在新居里面和周围种上了各色各样的花木，还种上了茶。乐观的苏轼尽管生活艰苦，但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获得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双重享受，可谓遥和陶渊明的最好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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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归属感

寓惠期间的苏轼激赏陶渊明淡泊避世的人生态度，对清静无为、长生久视的道家思想也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佛老思想成为他思想的主导。在《迁居》一诗中他写道：

“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名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

人世变化然而万物无异。佛老思想对于苏轼的作用主要是帮助他在政治困境中得到精神上的自我解脱，一方面他想超尘出世、远离人间喧闹，另一方面他又不真正相信虚无、不盲目崇奉佛法禅理，没有皈依佛法的念头。

苏轼的骨子里是入世的，人生态度上又是出世的，他吸取佛老思想有一定的限度，这使得他能够在屡遭贬逐中保持乐观积极的精神， 又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 被贬到惠州之后的苏轼身份不再高高在上，他可以更多地接触和了解下层民众的生活，此时的他关心人民疾苦的感情更加深厚，并且切切实实地为当地百姓办了许多好事。

初到惠州那一日，苏轼有感于当地父老站满码头迎接他，当即就有了一首《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 会有幽人客寓公。

开始的好印象为以后寓惠期间与当地人的融洽关系打下了基础。年迈的苏轼被贬惠州时的身份是：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样一来，受监视管制的同时也是无公事劳烦的闲散之人。

公务闲散的苏轼平日无事便四处走动，了解惠州风俗民情。他发现惠州的气候常使人们染病，但经济的落后导致老百姓严重缺医少药；惠州城四面环水，出入很不方便，时常发生溺水事故；偏远的惠州生产技术也很落后等。

看着当地的这种困境，苏轼总想着要为当地父老解决一些难题，做一些实事。被贬后的苏轼没有实权也没有钱财，所以他一方面凭借过去的交情，提出建议后请和自己友好的官员牵头来办；另一方面则靠自己的影响力将事情办好或者交给别人去办。

在惠州的3年间，苏轼自身或交由别人办的事就有几件：一是修建了东新桥、西新桥和苏堤；二是推广农具秧马、水碓磨，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技术水平；三是钻研医学，搜集药方，施药救人；还有安葬孤骨，教化黎民等。苏轼不仅从心里关心人民疾苦，从文字上为黎民百姓的利益呼喊，还从具体行动上为民众办实事。

苏轼谪居惠州时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曾说道：“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虽蛮貊之邦行矣。’岂欺我哉！”。因为有了荔枝的甜蜜、父老的友好，新朋旧友的关怀，寓惠3年在苏轼的记忆里是美好的，晚年还被远谪，苏轼也曾深感凄凉，也曾幻想过北返，但随缘乐观的苏轼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适应了惠州当地的生活，与当地人融为一体，并喜欢上这片远离政治风云的秀丽奇异淳朴的穷荒之地，一如他在 《定风波》里所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试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