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三兄弟和他们的春卷、麻花和烧饼

小的时候，我觉得最幸福的事就是早饭不吃稀粥，而是花两毛钱买根油条就着豆浆吃，或者花三毛钱买个豆沙包，有烧饼吃就更好了。放学路上，可以再花两毛钱买个春卷或是油墩儿吃。平日里，有麻花当零食，想吃就几根就有几根。可是九十年代的农村，一日三餐能吃饱就是幸事了，上面这些吃食都是奢侈品，并不能经常吃到，只有父母心情好时，或是在小摊前恰好遇到亲戚长辈，抑或是学习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才能幸运地过一把嘴瘾。因为不常吃到，所以我和小伙伴们对这些吃食的缔造者无比崇拜。

洋汊村的面食生意都被周氏三兄弟垄断了，老大周文，专攻春卷、油墩儿；老二周武，专攻油条、麻花、馒头和糕；老三周斌，专攻包子和烧饼。我记事时周家长兄周文已经六十多岁了，所以我没有见过周老先生，也没有听说过他的事迹，但他无疑是个具有大智慧的人，一身做面食的功夫，分授给三个儿子，使他们各有谋生之技，又不会相互竞争而致兄弟失和。

一、

无论刮风还是下雨，只要村里的浴室营业，周文的小摊都会立在门口。一辆小三轮车，中间撑起一把大伞，车上炭炉上架着一口小锅，锅旁立着一个装春卷和油墩儿配料的玻璃小橱，炉火一着，油锅一炸，立刻香味四溢。周文的老伴儿站在锅前负责炸春卷和油墩儿，周文站在她身后，负责收钱找零，照看炉子。虽然春卷是周文做的，油墩儿的料也是周文配的，但锅前掌勺掌筷的事女人总喜欢抢着做，周文也乐得帮闲。

周文老伴儿使的筷子比一般筷子要更长更粗，有点像小鼓槌，由于使用多年，筷尖都黑了。油锅上架了一个铁丝拧成的小底座，当春卷和油墩儿炸熟后，就放在铁丝上晾一会，把油滴尽了。说起他们炸春卷的油，是循环利用的，每天炸完后还灌起来，第二天倒出来接着用，为此年轻的一辈私下里都说不干净。周文的解释是，这老油就跟老汤一样，不能丢，但后来迫于压力，他每天都换新油，而且他还把大油壶放在摊子上最显眼的位置，以自证清白。不计较卫生的话，我倒更愿意吃老油炸的春卷，因为更香更脆。

春卷和油墩儿在临泽镇是常见的吃食，但周文做的却跟镇上的不大一样。镇上的春卷包的是红薯粉，中间夹杂大蒜粒和肉粒，而周文做的春卷只有红薯粉。就我个人的口味来说，不太喜欢浓烈的蒜味，也不想在素面食里吃到不知道是猪身哪个部位的肉，所以我更喜欢周文的春卷。还有一点，周文的春卷炸熟后表面是光滑的，不像镇上的春卷炸熟后表皮起泡。最关键的，周文的春卷只要两毛钱一根，五毛钱三根，镇上的春卷却要五毛，虽然镇上的春卷要大些，但论起性价比，周文的春卷明显更胜一筹。综上，周文的春卷色、香、味、价，都是上佳的。

比起春卷，做油墩儿要简单一些，只需要调好配料和面糊，放在特制的多角勺子里搅拌一下，再放到油锅里炸，面熟后定型，就成了油墩儿。再将油墩儿从勺子里轻轻拨出来，翻滚再炸。周文的油墩儿同样比镇上的好吃，因为他的用的配料是紫青萝卜丝，是他自己种的，十分好吃，不像镇上的油墩儿，配料乱七八糟的，还多不新鲜。

村里的浴室不是全年营业的，但只要开门，没有特殊情况，周文的摊子都在。小孩子家其实是不太愿意跟着大人去洗澡的，但想想去洗澡能混根春卷或油墩儿吃，也就欣然同往了。我每次跟父亲洗澡前都会问一下路上洗澡回来的人，周文在吗，说在，我就高兴得像是去赴宴一般。小学放学回家，也要经过浴室，小伙伴们一起走，谁兜里有钱买根春卷吃，那真的要被羡慕死。

周文做生意，从来不吆喝，但每一个来浴室洗澡的人都会跟他打招呼。他得闲了，就坐那跟洗完澡出来的人聊家常，亲友家的孩子要吃春卷、油墩儿，他都摆摆手不要钱。在洋汊人眼里，周文的摊子就是一个地标，周文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朋友。

小学毕业后，我离开洋汊村上中学、大学，每次放假回家，我都会去浴室泡澡，顺便吃春卷、油墩儿。此时的我已不再是那个手头拮据的小孩子，虽不富有，但吃春卷到饱还是不成问题的。十几年间物价飞涨，但周文的春卷和油墩儿依然是两毛钱一个，五毛钱三个。我跟他聊天，问他为什么不涨价，他笑着说，都是乡里乡亲的，涨什么价啊，几毛钱的事！我问他挣钱不，他笑着指着油壶说，挣的钱正好够买油。不过也无所谓，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要是因为不挣钱就不卖了，像你这样的孩子就吃不到这么好吃的春卷和油墩儿哪！仿佛是自觉有些骄傲了，周文不好意思地大笑起来。他脸上的皱纹纵横错乱，我顿觉他苍老了不少，但依旧是油光满面。

也不知是哪一年，周文和他的摊子突然从浴室门口，从洋汊村消失了。问村里人才知道，周文患了重病，没力气做生意了。又过了几年，就听说周文去世了，我这样的孩子，永远也吃不到那么好吃的春卷和油墩儿了。后来浴室门口换了好几拨摆摊的，有本村的，也有外乡的，有炸香肠的，有烤串的，似乎比以往还要热闹。小辈的孩子们在摊位间窜来窜去，他们的脸上的笑容，是我曾有的，如今再难寻觅的。

二、

比起老大周文，周武有个门面，但他的门面极其简陋，就是路边的一个遮雨棚而已，连门都没有，里面只有一张案板和一个煤炭炉。每天早晨，他和老伴儿就来到这个棚子，周武和面、揉面、切面，老伴儿给他打下手。油条的面基也就手指大小，两条摞在一起，用筷子中间一压，再提起两头一捏，轻轻一扭，放入油锅，立刻膨胀，浮在油面上，颜色由白色变成黄色，再变成褐色，就熟了。周文的老伴儿手拿一根长筷子，负责给锅里的油条翻身，炸熟的夹起来放到架在油锅上的铁丝底座上，晾干散热。

油条不贵，两毛钱一根，便宜又好吃，所以买的人很多。大人们吃完油条，总爱把手指上的油摸到头发上，全当是头油了。经常吃油条的人，头上总是锃亮锃亮的，旁人笑话说“苍蝇爬上去都要栽跟头”。他老婆则苦不堪言，骂骂咧咧，因为枕巾过不了几天就得洗。

炸油条赶得是个早市，八九点过后就可以收摊了，但周文不会闲着，他还有一项技能，那就是炸麻花。麻花怎么制作我不清楚，因为他都是在自家炸的，炸好了放到篮子里，盖上一块方巾，沿街叫卖。周武也不算太老，但他叫卖的声音像个八九十岁老头哼出的声音，还带着点戏曲腔：麻——花——！每个字都要拖五六秒，带着重重的鼻音。后来听说，他这叫卖声是跟他老爹学的！

麻花也是两毛钱一根，酥脆香甜，特别好吃。每次我一听到周武的叫卖声，就不停地提醒爸妈：周武来卖麻花了，周武来卖麻花，他要走了，他要走了。爸妈一笑，走出去叫住周武。周武很机灵，专往人缝里钻，一群人侃大山的地方，棋牌室里，学校门口，都有他叫卖的身影。有时走累了，他也会跟他老哥坐到一起，在浴室门口叫卖。

周武还有一项技能，那就是蒸馒头和糕。馒头不是方形的松软的刀切馒头，而是形似包子却又比较结实的馒头。糕是白色的小方糕，用糯米面制成。平常时村民不会吃这种馒头和糕，只有家里办喜事或是给老人祝寿才会找周文定做。喜事用的就在馒头上盖一个红色的“喜”字章，祝寿用的就在糕上盖一个红色的“寿”字章。这馒头和糕主家不会留着自己吃，喜事寿宴办完了就散给邻里街坊。通常三四天后，馒头和糕都非常硬了，而且它又没有馅，又不甜，所以我并不喜欢吃。外婆却格外珍视这些馒头和糕，严令母亲不许丢掉，她会把它们切开来煮着吃，滴几滴香油，再放点白糖，吃得津津有味，边吃还别说：“你们这些孩子，真是没饿过肚子！好东西丢掉，要遭天谴的！”

周武如今也老了，孙女都快出嫁了，他儿子不想父亲劳累，劝他别干了，他也就同意了。逢年过节在村里的路上偶尔还能遇见他，可看不到他腰间挎的竹篮，听不到他那唱戏般的吆喝，总觉得失落异常。

三、

比起两位哥哥，周斌要幸运得多，他不但继承了老爹的房产，还接手了老爹的店面。而且这店面的地段非常不错，就在洋汊村的菜场旁，村政府的隔壁。果然天下父母都偏爱幼子。

周斌的技能是做包子和烧饼。包子有青菜馅的，有豆沙馅的，三毛钱一个；有肉馅的，五毛钱一个。每天清晨上学去，路上经过周斌的店面，总会看到那锅炉上摞得高高的蒸笼不停地冒着热气，我都会刻意靠近点走，好闻一闻包子的香气。虽喜欢包子的香气，但我并不太喜欢吃包子，吃包子只吃豆沙馅的，我的最爱是周斌做的黄烧饼。

周斌每天天没亮就起来和面做烧饼，其制作过程我是无法得见的，每天我路过，已经有好多烤好的烧饼摊放在烤炉旁。黄烧饼是圆形的，跟新疆的馕有些相似，但要比馕小一些，也不似馕那么硬。它的颜色是金黄的，上面撒了些芝麻，撕开了看，是一层一层的，最中间那层是夹心，或甜，或咸。吃黄烧饼时，边吃边掉下很多碎末末，所以每个吃黄烧饼的人后面，总会跟着几条土狗。

黄烧饼五毛钱一个，是所有面食中最贵的，在那个零线从未超过一块的年代里，我是很难吃到的。但我会攒钱，今天一毛，明天一毛，攒够五毛钱，就潇洒地推开妈妈递过来的粥碗。我吃着黄烧饼高兴地上学去，感觉自己走路都快飘起来，身后待食的土狗不停地小声叫唤，像是崇拜者对于偶像的欢呼，让我非常的陶醉！

周斌是三兄弟中最早抛弃父业的，原因很简单，利润太微薄了。为此他两位哥哥训斥过他好几次，但都没能让他回心转意。后来周斌出外打工，他家店面总是铁将军把门。再后来，周斌搬出了洋汊村，住到了城里，这处老宅没了烟火气，也没了人气。村里的菜场改建后，店面前的路就鲜有人至了，渐渐地爬满了蜘蛛网，像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古迹，只有熏黑的墙壁和“周氏包子铺”几个斑驳的字诉说着陈年的往事。

周氏三兄弟都有儿子，但没有一人继承乃父衣钵，继续做面食生意。周文的儿子在外开公司，生意红火；周武的儿子搞装潢，衣食无忧；周斌的儿子考上了好大学，毕业后就在外地安家了。小一辈的孩子们从来不缺零食吃，比我们当年的更丰富，更好吃，也更贵。等他们长大后，或许都不知道春卷、麻花、烧饼为何物，更不可能知道他们父辈当初吃这些东西的心情。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永不止息，它冲走了小人物的生活痕迹，却冲不掉人们心底的眷恋，以及大孩子们心中的那段时光，那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