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算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北宋风俗画，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可以说，作为风俗画的代表，《清明上河图》极尽细腻地反映了北宋街市之繁荣，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画中描绘之景细致入微，尤其是房屋、桥梁等建筑，皆富有鲜明的北宋特色，具备极高的艺术价值。在这样一幅长画卷中，虽然，各类风格建筑鳞次栉比，但却始终很难发现官衙。考虑到古代的专制统治制度，兴建的官衙应当奢侈气派才对，那么，可为何在《清明上河图》中，却很难发现官衙的踪影呢？
众所周知，《清明上河图》的创作手法为写实主义，仅从其画面便可推知，张择端应当极为仔细的复原了北宋市井的繁华之景。按常理推测，宋朝官衙也应气派非凡，成为汴京一景，但为何未提及呢？
这无疑道出了一个历史真相，即：在北宋的街头，商民建筑一般建设得富丽堂皇，而官衙却往往破败不堪，甚至，成了危房。宋朝皇室非常吝于修建宫室，通常来说，古代最恢弘的建筑应当为皇宫。但是，宋朝却例外，位于汴京的宋皇宫修建得特别寒酸，丝毫不及故宫广阔。
985年，皇宫失火，宋太宗便打算对皇宫进行扩建修整。出于严谨，皇帝还特意命刘延翰等大臣“经度之”，即测绘图纸，进行工程的详细建设规划。根据规划图，朝廷需要拆迁周围民居，于是，宋太宗命人前去商议拆迁事宜。但是，那些居住在皇城边上的百姓却不愿迁徙，一点也不给皇室面子。
宋太宗听闻后，并没有选择强拆，他下令停止了皇宫扩建计划。于是，北宋皇城成为了历代王朝中规模最小的皇宫，小到人们站在丰乐酒楼上，便可将宋皇宫一览无余。
纵观整个古代史，宋皇室的窘迫也算特例。毕竟，在其它朝代中，皇城外的商民建筑都不得超过皇宫，面积也不得大于皇宫，否则，便是僭越，当属大不敬之罪。
虽然，皇宫不可攀比，但地方官衙却是另一码事。1071年，苏轼被派往杭州担任通判一职。虽然，苏杭自古便有“人间天堂”的美称，但是，在杭州任职的苏轼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杭州官衙非常破旧，时刻都有坍塌的危险。
杭州曾为吴越都城，当初统治者建造该地官衙时，皆以巨木作材，建设得恢弘无比。可是，到了宋代，因国家无力修缮，所以，便任由官衙破败坍塌，从不加以修整。到此任职的苏轼虽心有不满，但也只得每天忐忑地在危墙下工作。三年之后，苏轼被迁别州，但这期间，杭州府衙却从未修缮。
1089年，苏轼得到高迁，朝廷将他派回了杭州。虽然，身份已不同往日，但是，苏轼却依旧需要在濒临坍塌的杭州官衙内办公。看到十多年后依旧破败不堪的官衙，苏轼不禁向同僚发问：“这样破旧的房子该怎么住人呢？”但没想到的是，同僚也忧心地回道：“一到雨天，我们甚至都不敢待在大堂。”
六月，杭州官衙终于撑不住了，房屋倒塌后压伤了两位书吏。两月后，州衙鼓角楼居然也倒了。这次坍塌事故却闹出了人命，鼓角匠全家均被压死。此事之后，在府衙内工作的吏卒无不忧心忡忡，往来大堂更加狼顾。看到官衙危房已严重妨碍了官吏们办公，苏轼便在九月上奏朝廷，请求拨款用于修缮衙门。
但是，修缮官衙并不是一件易事，地方官需要上报朝廷获得批准。早在1009年，宋廷便已下诏晓谕各州：“无得擅修廨舍。”可见，朝廷并未准备修缮官衙的预算，这一点苏轼也是心知肚明。然而，为了筹集修缮官衙的经费，苏轼还是想出了一个办法，即请求朝廷下拨两百道度牒。
那么，何为度牒呢？
要知道，宋朝僧尼出家需获宋廷发放的度牒，即一种官方凭证，而获得这个度牒需要收费。苏轼想要通过出售度牒来筹集经费，此举可谓明智。经过策划，苏轼发现修缮官衙需要至少四万余贯钱，这笔开支可不小。若换算为如今的价值，至少为一千万人民币左右。
为了说动朝廷，苏轼还特意在奏章中说：“若再不修缮，以后可就不是四万贯能解决的事情。”除此之外，苏轼还特意祈求了皇太后，毕竟，对方是自己的头号粉丝，帮个忙也不算太难。但即使做了这么多铺垫和准备，朝廷还是没有允准拨款，或许是因为这笔款项数额实在太过巨大了。
一年之后，杭州闹饥荒，此时身为杭州地方官的苏轼再次上奏，请求朝廷下拨度牒。
根据苏轼计算，出售这些度牒得到的钱，可购买两万多石大米，府衙减价售出一部分，还能换回一万五千多贯钱。这些钱虽不能翻修官衙，但修缮紧要处还是够用的。苏轼不愧为绝顶聪慧之人，这种两全其美的办法，终于获得了皇帝的允准。
但批准的度牒只有三十道，再怎么计算也不够修缮官衙。至于杭州官衙之后究竟是如何修缮的，相关文献并没有记录，估计也就是修整了一些小地方。但有趣的是，苏轼于元祐五年负责修建的公共工程，却得以流芳百世，成了如今位于杭州的“苏堤”。
苏轼两任杭州，等待他的都是危房，为何他不能自主修缮官衙呢？若苏轼当真这样做了，那么，等待他的便是弹劾免职。
为什么会是如此呢？
其实，在宋朝之前，任职各州的地方官曾拥有修缮官衙之权。到了宋朝，朝廷经费吃紧，这项权力便被朝廷剥夺了。如果，有官员擅自修衙，便会受到严重处置，“知州薛映增修廨宇”一案便是最好的例子。1006年，知州薛映因擅自修衙被人告发，朝廷查证后，薛映被降至连州文学。无独有偶，1058年，汝州地方官李寿朋因“命郡人上供木材，用于修缮亭台”被御史弹劾，最后，也受到了降职的处分。
因为，宋廷对地方官吏擅自修衙一事管理十分严格，所以，朝中便逐渐有了“官不修衙”的惯例。这一惯例以宋朝为开端，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明代万历年间，宛平县曾有一位叫沈榜的知县，他在其所写的《宛署杂记》中，便记录了宛平县官衙的简陋景象。要知道宛平县已设官衙两百年之久，从始至终，朝廷未拨一分钱修缮官衙，导致宛平县衙门简陋无比，根本没法与“天下第一县”这样的美称联系起来。
后来，沈榜迫于无奈，自费翻修了大门。但是，当他要扩建时，县里却拨不了一两银子。
可见，其窘迫程度。
清朝中期，成都官衙也因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但是，即使如此，却依旧不见朝廷及地方官主动修缮。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与以下两个原因有关：
其一，地方府衙“无款修缮”；
其二，地方官缺乏修缮动力。
毕竟，地方官都是三年任期，他们修缮官衙，自己享受不了几年不说，甚至还可能背上一身骂名。
在宋廷的预算日程中，修缮官衙常被视为“不急之务”。1075年，宋廷下诏叫停了京城内外修建园苑、寺观等事宜，并宣布七年后再做商议。从民国编撰的《明代建筑大事年表》中也可看出，明朝修建了六百多所学校，但同时期只修缮了二十多所官衙。即使是在宣德年间，明廷“大规模”修建官衙，总数也不过五十多而已。但反观，同时期修缮及兴建的学校数量，却高达一百多所。
到了清代，这种“官不修衙”的情况更加严重，地方官吏若要修缮官衙，所需经费都需自掏腰包。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没有几个地方官愿意无私地修缮官衙了。
即使到了非修不可的地步，各地官吏也需自谋方法。要么拿出自己的俸禄，要么从民间募集。苏轼筹集修缮经费时，除了通过出售度牒募集之外，他还献出了自己的“公使钱“。所谓“公使钱”，是指宋廷下拨给地方官的特殊经费，地方官吏可自行支配，其主要用作公务接待开支。
那么，为什么古代统治者要如此限制整修官衙呢？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古代国家向来由“小政府“管理，一般不预算整修官衙的费用；
其二，修缮官衙花费过多，但是，朝廷支付能力有限，根本无力支付工钱。
这样一来，官民关系就会不和。而且，若因拖欠工钱酿成大事故，地方官吏更没法向朝廷交代了。
参考资料：
【《宛署杂记》、《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明代建筑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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