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
作为北宋时期的名相，富弼也是才高八斗，范仲淹曾夸他有辅佐帝王的才华。富弼虽官拜宰相，却非科举出身，而是在制举中落榜，然后在制举中脱颖而出。
范仲淹
所谓的制举，是朝廷在科举之外为选择特殊人才而设定的不定期且非常规考试，考试的科目也不确定。从某种意义上讲，制举要比科举还要难。大文豪苏轼苏辙兄弟虽曾于嘉祐二年（1057年）科举中考中进士，但因母丧回家守丧，于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回参加制举，结果两兄弟都考中，其中苏轼名列第三等（第一等和第二等均为虚设，不授人），为宋朝100多年制举第一人。
富弼能考中制举还得感谢范仲淹。范仲于天圣六年（1028年）十二月被宋仁宗召入京城任秘阁校理。天圣八年（1030年）正月，富弼进京参加科举，他应该是在这个时候与范仲淹结识，并深得范仲淹的赏识。
北宋时代科举是分科考试的，诸科中以进士科中进士后仕途最光明。北宋的进士科考试的内容包括诗、赋、论、策、帖经、墨义等，但宋朝文学氛围太浓，连科举取士也是以诗赋为主。富弼显然并不擅长诗赋，从富弼留传后代的作品即可看出这点，他流传后世的诗赋不到20首，大多均为晚年所作，反倒是奏议有30多篇，论事说理正是富弼所长。
在这种科举制度之下，富弼无奈落榜。心情不畅的富弼本想离开京城，却被范仲淹追上。范仲淹劝富弼重回京城，参加天圣八年（1030年）六月举办的制举考试。那次制举分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茂才异等科、书判拔萃科三科，富弼是布衣，依照他的身份，他只能考茂才异等科。幸运的是，此次制举的考试以论为主，不涉及诗赋，这正是富弼所长。富弼最终考中制举，名列第四等。富弼被任命为将作监丞、知天长县，从此入仕。
范仲淹与富弼
《续资治通鉴长编》：丙子御崇政殿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太常博士成都何咏，茂才异等富弼。咏、弼所对策并入第四等。
策论与诗赋熟轻熟重？北宋时代历来都有争论，北宋初期的科举制度沿用了唐朝的做法，但唐朝时科举的发展并不完善，官场仍然被士族及豪门垄断，科举在唐朝人才选拔中并不占主导位置。唐朝又恰恰是诗词得到大力发展的时代，科举虽考多个科目，但仍以诗赋为主。到了宋朝，科举逐渐成为朝廷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诗词作为文学交流的主要方式，在为官之时并没有多大实际用途。早在宋真宗年间，就有有志之士注意到诗赋对人才选拔没有益处，就提出“先策论后诗赋”的建议。
范仲淹是实干之人，也对认为科举中以诗赋取士的做法不妥。而策论则是古代官员向皇帝建言奏事的工具，对当官而言，其重要性远远超过诗赋。在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还在正在守丧，应晏殊之请执掌应天书院。当时范仲淹向宋仁宗上了《上执政书》，肯定了科举是“择才之本，致理之基”，并对认为科举应“先策论以观其大要，次诗赋以观其全才。以大要定其留，以全才升其等级。有讲贯者，别加考试，人必强学，副其精举。复当深思治本，渐隆古道”。显然范仲淹科举应以策论为主，考核学子对政治要务的理解，其诗赋水平是次要的。因此范仲淹心中并不以富弼落榜就认为富弼的水平不行，富弼只是不擅长诗词而已，而为官最需要的策论水平，富弼是最优秀的。范仲淹才会追上即将离开京城的富弼，劝说他参加制举，并为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范仲淹对于科举的理解着重体现于他主持的庆历新政中。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宋仁宗召范仲淹、韩琦等回京任宰相，并主持新政，范仲淹向宋仁宗上奏了新政的主导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其中“精贡举”则为改革科举的相关制度，具体的措施有以下几点：
朝中群臣
1.将科举与学校教育挂钩。在各路州府军监各自设立学校，每个学校人数约200人，选拔在本地居住时间长、无不良行为、讲究孝道的学子入学，以保证学子的品德。学子参加科举的话必须在校读书一定的时间，初次参加科举必须就学300天以上，第二次以后参加科举的必须就学100天以上。如果就学时间不足的，允许当地官员或有名望的人3人以上联名担保，才能参加科举。这种大兴官学的做法，突出了官办教育的主导作用，也为教育的普及起到很大的作用。同时采取士子之间相互担保和当地官员担保的方式以核实考生的身份，保障考生的道德品质。
范仲淹
2.提高策论在科举中的地位。科举中的解试、省试均考策、论、诗赋为三场，罢考帖经、墨义等对为官无用的科目。在解试和省试中，第一场先问经史，后问时务，第二场试论一篇，第三场诗赋各一篇，如三场均通过，才能考察其去留。在经义的考试中，以考核考生的大义理解为主，改变以往只求记忆不求理解的考核方式，更有利于选拔有用的人才。
3.简化科举的程序。新政重新规定的策论诗赋的“不考式”、“点式”、“抹式”，简化流程，并规定“今后进士依自来所试赋格外，特许依仿唐人赋体”，改变以往专以律赋取进士时，考生重押韵而轻内容的做法。
范仲淹
只可惜庆历新政最终以失败告终，范仲淹对科举的改革也被废。由于庆历新政实施过一段时间，对北宋的科举仍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庆历五年（1045）三月科举开考，一些官员以“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为理由反对范仲淹“先策论后诗赋”的做法，即认为策论漫无标准，难以考核。同时罢除对诸路州府县学及国子监生徒的参加科举的就学时限的规定，但保留了各路州府军监已经建立的学校。到了庆历八年（1045）的科举时，新政中的科举改革的措施已经被完全废除，同时恢复科举旧制。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四载：庆历八年（1048）四月丙子（八日），诏科场旧条，皆先朝所定，宜一切无易。
范仲淹和富弼
总得来讲，范仲淹对科举的改革缘于他多年为官的经验。他对科举中出现遗漏的人才和科举中选拔的人才不足以担任一名好官的情况进行思考，看到了北宋时代科举取士的不足之处，才积极推动科举改革。虽然范仲淹对科举的改革被废，却是代表了科举发展的方向，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并为日后科举改革指明了道路，其影响是非常大的。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主持变法，对不合时宜的科举旧制再次发起冲击。王安石对科举的改革比范仲淹的改革更为彻底，例如范仲淹虽废除帖经、墨义的考试，却保留经义等其他科目的考试，王安石则废除了明经诸科，只保留进士科，以经义、论、策取进士，连诗赋一并废除。王安石变法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再次兴起办学高潮，实行三舍法，将学校教育与科举再次紧密相连，同时宋朝也进入一个学校取士和科举取士并行的阶段。我国的科举改革也因此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来源：老四剧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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