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霖好谈，朋友间聊天、协会中评书，他总是滔滔不绝，辞采飞扬，旁人简直无法插嘴。
大霖又“不讲情面”，每逢见解相左时，他常拍案而起，据理力争，惹得面红耳赤，待坐定以后，又是笑容可掬。
同仁们偏偏喜爱他的这种风度、坦率的性格和“认真”的牛劲，推举他为市书协的副主席、东吴印社副社长、苏州市职工书协副会长。
跟他的为人一样，大霖作书也极“认真”，甚至有点儿“偏执”。时下书坛上有一种挺走俏的书风：一味夸张变形、一味丑扭奇怪、一味迎合取巧，赤裸裸地展露躁动不安的心态。
而大霖偏不领市面，他认为书法生命的显现不在于暂时的参展和获奖，作为一个书法家应有长远的眼光和淡泊的胸怀，扎扎实实地闯出一条不泥古、不趋时的自我风格的道路。
记得八六年《中国书法》复刊时，大霖就有一幅气息极为简古（创作于八三年）的行书发表。这类回归平淡的书风，在日后书法的发展和嬗变中，越来越为行家们津津乐道，大霖在书法探索中超前意识可见一斑。
若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无疑会很快奏效，形成自己的面目，引来一片喝彩声。
然而，大霖更深一层地意识到自己尚年轻，过早定型成熟又未必不是一种作茧自缚，何况前人如八大、良宽、弘一等人，在这一路上已占相当的高峰，聪明者应避易就难，另辟蹊径。
大霖就是这样的固执，这样的清醒。他始终抱定这样的信念：书法史心灵的迹化，失去了“真诚”两字，艺将安在？
因而在时人奢谈创新，书坛良莠混杂之时，大霖能于困惑中形成独特而深刻的书法见解：“得意而不忘形”。
固然，南朝的王僧虔就有过“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之精辟论述，但时人大都失之偏颇，因而，大霖的选择，对矫正时弊无疑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吧？
大霖作书，幼承家学。四岁时由祖父朱戊吉发蒙，十岁由其父朱梅村画家亲授绘画。稍长得其舅公现代著名书画家吴湖帆先生指津，并广泛游学于苏、沪两地。
凭着优越的环境和对艺术的执着，这位成名已久的书家，已在书事上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其作品多次在国内外一些重大展览如“全国二届、三届、四届、五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全国首届篆刻艺术展”中展出，并出版、流播海外。
大霖是尊碑的，尤其于六朝碑版用力最深，这当然和他豁达豪迈的气质不无关系。自清代碑学兴起后，碑学大家代不乏人。大霖于魏碑，也有独到理解，他主张用意为上，新奇无定则，不刻意追去魏碑方言森挺的外形。
为此他复涉汉诸铭刻文字，尤其把秦汉帛书的精神熔冶魏碑，丰富其表现力。故其魏书浓厚中不失雅致，质朴中弥现灵气，颇有清人杨守敬之风度。《书法报》曾评其书曰：“力实气空，意涉微茫”。
除了书画之外，他还好收藏，鸡血石、古琴、田黄、寿山石、字画、古铜镜，无不成为他的收藏品。有人说玩物丧志，他却不以为然，偏偏产生玩物补志的怪论。看他设计的《苏州杂志》封面，你才会觉得他的那句“艺术本就是相通的”道理所在。
大霖常说：“人要学会否定。否定自己，否定自己所不满的事物，包括作品。才能超越自己，超越作品。”
也许大霖认识到自己在创新上的过于谨慎，近年来书风为之一变。把《荐季直表》中晋人潇散风致与魏书的自然新奇相揉合，拙中藏巧，笔短意长，书法审美趣味更见多元。
显然，这和他平时勤于书外之功，以书理悟通往理是密不可分的。
我知道，对于朱大霖来说，更多的不是用眼睛去看艺术，而是用心灵去感悟艺术情结，去体味那纯真的内心深处，去追寻那返璞归真的艺术自我。
“我想成名成家，但它只属于艺术。”音调并不高亢，但却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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