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祖籍庐陵。鲜为人知的是，他与北京有着不解之缘。明万历年间陈文烛所编《杨升庵太史慎年谱》记载：“弘治元年（1488）戊申十一月初六日，生公于京师之孝顺胡同。”
杨慎三十六岁以前，除短暂回乡丁忧以及参与乡试外，绝大部分是在北京度过的。直到嘉靖三年（1524），三十六岁的他，因为“大礼议”获罪于明世宗，远谪云南永昌卫，直至七十二岁卒于戍所。
明代时，孝顺胡同在哪呢？
众所周知，明代在北京城建城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初，徐达攻占元大都后，将大都北垣（今北土城元大都遗址一线）向南收缩至今安定门、德胜门一线。随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期间，将南垣（今古观象台至东、西裱褙胡同一线）向南拓展约800米至如今“前三门”一线。嘉靖三十二年（1553）三月，为抵御蒙古诸部不断地侵扰，明廷决定在京城四周增筑一圈外城。因财力所限，同年十月完成环护南城的一段，随即停止营建。北京城“凸”字形内外城格局得以定型。
从嘉靖三十九年（1560）张爵编纂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现存最早记录北京胡同的专著）中得知，当时京城内有两条孝顺牌胡同，明代后期它们都改称为孝顺胡同。
一者在当时的东城明时坊。其西起崇文门里街（即今崇文门内大街），东至内城南城根，位于泡子河南岸，与船板胡同一河之隔。另一条在南城正东坊，西起正阳门大街（今前门大街），东至崇文门外大街。该胡同北起打磨厂街，南至蒋家胡同（即今大江胡同），鲜鱼巷从中间穿过。
东城的孝顺胡同，1974年改作晓顺胡同。如今，这条胡同位于崇文门内大街东侧，是一条不足30米的背街小巷。南城的孝顺胡同，后来改为南晓顺、北晓顺胡同，胡同大体格局保存还算完整。
那么，杨慎出生于哪一条孝顺胡同呢？
两条孝顺胡同形成时间有早晚
杨慎的生平研究，以嘉靖年间简绍芳的《赠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杨慎年谱》为肇始，数百年间延绵不绝，成果颇丰。但对其出生地鲜有论及。杨慎出生的弘治元年，早于《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的成稿七十余载。当时，北京外城尚未出现。由于可供参考的史料凤毛麟角，陈文烛之说又语焉不详，造成后世学者看法产生歧义。部分学者持东城之说，清末学者朱一新《京师巷坊志稿》中则断定，杨慎出生在南城。近百年来，两派各执一词，都未拿出有力证据。
笔者追本溯源，通过对比论证，得出的结论支持杨慎出生于明代东城明时坊孝顺胡同这一说法。下面试做如下分析。
元代时，东城孝顺胡同所在的文明门外，正是通惠河流经之域。明成祖时，外拓南垣，此地区首次纳入北京城范围内。随之而来的通惠河改道使这一河段失去上游水源，逐渐枯竭收窄，最终形成明清时期的泡子河。随着紫禁城修建完毕，一大批被召至京的江南工匠留在北京，另外政治中心北移，大小官员以及四面八方的商贾也纷纷举家北迁。他们当中就有一部分选择在长安街以南、崇文门以北，拆除大都南垣以及填平旧护城河后形成的大片空地上安家。崇文门内大街东侧的裱褙胡同、苏州胡同、镇江胡同等均产生于此背景下。从“拆墙填河”到名臣于谦正统初年安家西裱褙胡同的史实来看，这片胡同群形成的时间不超过30年。同时，大批军队被调来拱卫京师，以“神策卫胡同”的名称推测，应有一支禁军就驻扎在这一带。多种因素合力下，有理由相信：不迟于明英宗后期至明宪宗成化初期，即十五世纪中叶前后，孝顺牌（后改孝顺）、船板等胡同相继孕育而生。这一时期要早于杨慎出生日期。
反观南城孝顺胡同，情况就复杂地多。考古发现，三里河地区正好处于古高梁河故道之上。元末开凿的金口新河就曾流经此地，永乐大典《顺天府志》记载，明初洪武年间，“河在府城南丽正关外，此河系前元开浚，欲导金口水以通舟楫者，后竟莫能行而故道尚行，今时有潦泉通流焉。”
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后，在正阳门一带统一规划兴建商业街区，保存至今的廊房诸巷，均为当年的产物。而之所以选择正阳门大街西侧兴建廊房，想必也与东侧地势较低不无关系。
明正统年间修建了三里河作为护城河的泄水河道。明代嘉靖年间，通惠河疏浚，加之外城护城河的开通，三里河泄洪功能大大削弱，水量变小，水道随之收窄。与此同时，外城的修筑加速推动了南城的“城市化”进程。小商贩、手工业者在正阳门外的空地摆摊，沿三里河周边形成了鱼市、猪市、米市、菜市等各类集市。最终，河道干涸后被填平，并演变为弯曲交错的胡同群落。
对比正阳门大街西侧的廊房诸巷，显而易见，三里河地区胡同群明显带有一些随意性，但并非毫无规律可循。以河东岸的长巷一条至四条为例，从排序和总体走势上看，应是以河岸为起点，自西由东不断延展而成。而河西岸正好相反，那里受正阳门大街影响，空间狭长且有限，因为紧邻“御街”，两侧沿街地段不仅关乎皇家出行观感与颜面，其特有的地理优势和商业价值也彰显出来，三里河西岸、正阳门大街东侧自然会受到重视，逐渐形成居住区域并向东扩张。
因此，结合三里河的演化过程，南城孝顺胡同的形成时间不应早于杨慎出生的弘治时期，甚至晚至嘉靖中期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明早期官员大多住在内城
另外，从明代建筑规制来看，杨慎出生于东城孝顺胡同的可能性也更大。明代建筑规制承袭前代，且愈发严苛。《明史·舆服志》不仅收录有关宫室之制、王府及公主府制，还有百官第宅之制。明代不同品轶的在京官员，通过赐、置、建、租等不同方式散落居住京城之中，陆容《菽园杂记》就指出“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
反观南城，明代早期是市井之地，为小商贩、手工业者聚居之所。商贾嘈杂，鸡鸣犬吠之声不绝于耳。深悟儒家之道的杨春及杨廷和父子（杨慎的祖父和父亲），虽然在杨慎出生时均仅为区区七品小官，但毕竟是金榜题名的“天子门生”，即使经济再拮据，也不至委身于此。现存史料也反映出，外城修筑前的南城，除少数权贵置办的庄园、别业之外，鲜有官员居住的记载。
在城市管理方面，明代实行严厉的夜禁制度，城门晨启晡闭。《大明律》中规定：“凡京城夜禁，一更三点钟声已禁之后，五更三点钟声未动之前，犯者笞三十。二更、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城门关闭后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夜间城内街道上有兵丁巡城。弘治年间，主要街道上还设栅栏阻断交通。如今前门一带的“大栅栏”即因此得名。
与夜禁紧密关联的是官员参朝，俗称“上早朝”。史料记载，明太祖朱元璋“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临百官。”迁都北京后，几任皇帝也是如此，皇帝起这么早，大臣们更得披星戴月上朝。杨慎曾写过《候朝简王舜卿》一诗，诗中描写了官员上朝时的情景：“文华接武英，凤吹应鸡鸣。月晃牙牌字，风传玉佩声。天香飘左掖，宫漏隔西清。不是班行迥，焉知夙夜情。”可见，明代统治者多要求官员按时早朝，而迟到的官员将面临诸如廷杖等严厉的惩罚。故此，官员们都会选择靠近皇城的地方居住，以免上朝迟到招致皮肉之苦。
“内扰外掠”下内城更安全
作为帝国的心脏，重兵拱卫下的京师本应固若金汤，然而，大明京畿重地下的社会治安却长期受到“内扰外掠”之苦，险象环生。先说“内扰”方面。《明实录》中就记载有许多起历朝发生在京城及周边的盗抢劫掠事件。正德十二年（1517），官居大学士的杨廷和，就曾上奏明武宗，讲述了盗抢事件带来的困扰，“近日武清、东安等县，俱有盗贼生发，少则四十人，多则百余人……烧毁房屋，杀掳人口，抢夺财物，往来公差内外官员悉被其害，道路为之不通。而京城之内，东直门及大时雍等坊，强贼白日剽杀。”
再看“外掠”方面。终明一朝，蒙古诸部袭扰掠夺不断，京师亦未能幸免。前有正统十四年（1449）的“土木堡之变”和“北京保卫战”，后有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庚戌之变”（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因对明朝“贡市”不满而发动的战争），这也最终促使明世宗下定决心增筑京师外城。试想，在此之前，如此恶劣的治安环境，手无寸铁的大明官员们怎么可能置一家老小性命于不顾，冒险安家于外城呢？
基于以上几点分析，笔者有充分的理由认定：杨慎的出生地就在《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记载的东城明时坊内的孝顺牌胡同，即今东城区崇文门内大街南段东侧的晓顺胡同一带。
以杨春父子当时所任官职、品轶推测，杨氏位于京师东南一隅的宅第规模应该不大，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老北京四合小院。可以想象，隆冬时节，小院门外的泡子河早已结冰，皑皑白雪覆盖其上，伴着红彤彤的炉火，杨慎呱呱落地（弘治元年戊申十一月初六）。
现如今的晓顺胡同，是一条东起后沟胡同，西端止于北京同仁医院东区之东墙，仅为30余米的小巷，寥寥两三所院落分布在小巷两侧，但这条短巷，或许是这座城市与杨慎重要的联系纽带。（李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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